我不是知青(王德明)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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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知青》是中國當代作家王德明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我不是知青
（遼寧）
志芬同學來電話說，淑霞同學來哈了，卻恰逢我在北京，說不盡的遺憾縈繞在心中。
淑霞和我是一個村的，從小學到高中一直在一起讀書。四十多年不曾相見，除了青春時代的記憶，真不知道她變成了什麼樣子。
那一年的秋天，我們一起從鄰村的中學畢業，回到了生產隊參加勞動，正趕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如火如荼。
雖然，我是一名青年，但是因為沒有「知識」的定語在青年二字的前面修飾身份，自然就直接回到生產隊裡干農活去了。我乾的第一個農活兒是鏟苞米。一望無垠的苞米地，苞米苗兒卻不足二寸高。
領着我們幹活兒的，大家都稱他為「打頭的」，好像姓孟，名字已經記不得了，大家都叫他四哥，我也叫他四哥。
苞米地就在村子的西南角上，壟長有一華里左右，南到南樹地的山腳下。苞米地，壟寬約三十公分，約十公分有一棵苞米苗兒。偏逢大旱，苞米苗兒都不十分茁壯。我們一人一條壟，一字排開。孟四哥打頭，我排在最後，是個半拉子工。
鏟地，需要拉開一個架勢。要站在壟溝兒里，身體向前傾，腰要彎下來。右腿在前稍彎曲，左腿在後要繃直。右手在下方握住鋤頭把兒的中部，左手在後面握住鋤頭把兒的尾部，一下接着一下向前認真地鏟下去。不能鏟得太深，太深了就把濕土剷出來了，不保墒，苗兒易旱死。也不能鏟得太淺，鏟得太淺了就鏟不斷草根，待草瘋長起來，地就荒蕪了。更要認真地看好苗的周圍，既要鏟掉雜草，又不能傷害到苞米苗兒。剛剛學習鏟地，總是把握不好，慢慢地就和隊伍拉開了距離，落在了最後頭。好心的四哥，有時候會過來看一看，告訴我一些鏟地的要領，他應該算作我的第一個干農活兒的師傅吧。
鏟地是一個力氣活兒，偶爾站起身來喘口氣兒。看着自己的無用，看着遠去的隊伍，看着一望無垠的壟溝兒，心中不免暗暗敬佩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成為一個合格的莊稼把式是一個艱苦的過程，光有決心是不夠的，真得捨得吃力氣，知識青年需要去，沒有知識的青年也需要去。
知識青年是響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號召，來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這場偉大的運動已經過去了五十年，今天有許多曾經當過知青的人發表文章，回顧那段青春歲月，歷數了那段苦難給他們的歷練。然而，在我的眼中，卻對知青的生活充滿着羨慕。
村里一百多名知識青年，單獨編了一個生產小隊，叫知青隊，隊長好像姓高。他們幹活的地方也離我們不是很遠，和我們幹的都是一樣的農活兒。但是，知青隊那邊兒卻歡歌笑語不絕於耳。
同一塊苞米地，我們都快鏟完了，他們還在地頭兒排練節目。知青們組建了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干一會兒活，就說唱一會兒，排練一會兒，一天也鏟不了半壟地，卻給十個工分兒。我們這邊從早到晚，不敢停歇，我卻只能掙八個工分兒。所以，我很羨慕他們。當時流行着一句話，叫作：「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我們就是出身不一樣，但是道路也並不能選擇，這就是我對這句時髦語言的認識，也是知青們給我的第一印象，知青就是高我們農村人一等。
憑良心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確實改變了農村的精神面貌，這麼說一點兒都不為過，這項國家政策也許只有到了今天，人們才能達成共識。
我們村的知青，多數來自於縣裡，也有許多來自於遙遠的富拉爾基，還有許多來自於齊齊哈爾等大城市，知青當中也不乏有頭有臉兒的子弟。很快，村里為了表示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重視，就加強了學校的建設，許多人到學校當了老師，許多人當了赤腳醫生和護士，還有許多人當了隊幹部、會計、出納等。他們和我們這些農村人的最大區別就是穿着大皮鞋，渾身乾乾淨淨，而且總是用手絹擦去他們大皮鞋上的塵土。
秋天的時候，村子裡又開始推薦知青上大學了，回鄉青年是根本沒有份兒的，因為沒有「知識」二字做他們的身份定語，隊長這一關就過不去。
劉大眼珠子總是瞪起眼珠子說：「你們誰夠上大學的資格？」
「地，都鏟不好，苗兒都分不清，還上什麼大學？」這是他對我們常說的一句口頭兒禪。
當然，誰也不敢和他頂撞。我們的小命兒就攥在他老人家的手裡吶，誰敢得罪他。上不了大學事小，給你穿一輩子小鞋兒，可就事大了。如果不能上大學，不能出去當兵，你的一生就真的攥在他的手心裡了。
不久，推薦上大學的結果出來了，幾個被推薦上大學的都是很不錯的好苗子。
賈玉雪，父親是縣法院的副院長。
高玉蘭，媽媽是縣農業局的會計，管着我們村里返銷糧的調配呢。
張麗，爸爸是縣革委會的副主任，屬於高幹系列。根紅苗正，上大學是必然的。
只有李青松，爸爸是縣裡工廠的一個普通工人，完全是靠自己的表現上大學的。在文革中把名字改得很陽剛，但是身段兒卻掩飾不住女人的蓬勃，模樣十分標緻，屁股十分碩大，無論在哪裡，都讓人十分的在意。雖然鏟地的本領她還沒有完全熟練，但每一次村里舉行文藝演出，李青松都是出盡了風頭。百靈鳥一樣的歌聲，不僅讓村裡的年輕人找不着北，就是村裡的大隊幹部也一樣找不着北。
劉大眼珠子就多次在大隊革委會的會議上表揚李青松，宣傳毛澤東思想實實在在，不摻假。用實際行動踐行毛澤東思想，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大隊幹部。這樣的人不上大學，讓誰上？
「李青松不上大學，我都不答應，這是立場問題。」劉大眼珠子的話很在理兒，誰敢頂撞呢。他瞅在眼裡的不光光是苗兒的模樣，還有苗兒的階級本質。性，很重要。
劉隊長，大隊革委會副主任兼我們的小隊長，姓劉，名大興。長相英俊，眼睛特別的大，滿臉滄桑，有點兒像陳永貴，大家都給他起了個雅號：「劉大眼珠子」。既是褒獎他的眼睛長的比較大，炯炯有神，揉不得沙子；也是諷刺他的眼睛總是盯着女人的屁股轉來轉去，大眼珠子瞪到了天上去；更是描述他如果遇見不喜歡的人，就會瞪起眼珠子，凶神惡煞一般，嚇得別人不敢說話。
他的眼珠子盯着誰，就從心理上給誰造成了莫大的恐懼。我就是這樣感同身受的，他總是在我的屁股後頭跟着，大眼珠子盯着我鏟過的地，一會兒罵我把苗兒鏟掉了，一會兒罵我草沒有鋤乾淨，總是讓我心驚肉跳。他越是盯着我看，我也就越緊張，鏟掉的苗兒越多，落下的草也越多，簡直到了惡性循環的程度。
剛剛入秋，麥子就黃了。
來到麥地，孟四哥領着大家依次排開，每個人八條壟。
麥子地不是大壟，是平地機播壟，壟與壟之間的間距大約十公分。他還是打頭，我還是最後。四哥先給我做了示範，告訴我提好刀，站穩，用刀把兩壟麥子攏起來，左手抓住麥子的上部，右手把刀移到底部向回拉，割下的麥茬子不能超過三公分。這樣拉一次，割下的麥子應該是半抱，放在腳上。再重新續一攏，對準兩條壟，抓好麥子，再割。一次要兩壟兩壟的割，兩壟割下來，就是一個麥個子，放在腳上不能散。
接下來就是打「腰子」。抓一小把兒麥子，把它割下來，把麥子底部夾在胳肢窩裡，兩隻手抓着麥子的頂部，但不能扭到麥穗兒，輕輕一扭，盤成一個扣子，再把麥子分成均勻的兩條麥繩兒，做成一個腰帶的樣子，叫「腰子」，然後把麥子捆起來，擰個摺疊扣，扣死，一個麥個子就算完成。如果扭到麥穗兒，麥粒子就會「嘩嘩」地掉下來。糧食是浪費不得的，這是莊稼人的規矩。當然，要達到一個老莊稼把式的水平，需要一個持久練習的過程。
前不久，有一個電影很流行，叫《白鹿原》，後來又拍了電視劇。兩部戲我都看了，但是有一點讓我感到很悲傷。不知道是應該批評那些做演員的，還是應該批評那些做導演的，太沒有生活基礎了，其中就有一個割麥子的場景讓人感到很遺憾。演員割麥子的時候，麥茬兒足有二十公分高，而且麥穗子落得滿地都是。打得麥「腰子」也是亂七八糟的，這樣割麥子的場景，真的是對農民極大的侮辱和諷刺。《白鹿原》的時代，描述的是民國時期的故事，土地還是私有的，莊稼就是農民的命，怎麼可能這樣浪費糧食的呢？
看到《白鹿原》的電影裡，割得滿地都是麥穗，我不免同情起這些演員來，甚或是對導演也充滿了同情和惋惜。電影不假，但對演員和導演的要求卻不應該是假的，失去生活的電影對演員和導演都是一個極大的侮辱。把《白鹿原》拍成這個樣子，恐怕陳忠實知道了都會從地底下鑽出來找演員，甚至是導演算賬呢。因為，這樣浪費糧食的農民，挨餓恐怕就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了。
四哥教完後，就自顧自地割自己的麥子去了，我也操起鐮刀，幹了起來。當時的農村都是非常困難的，家家都吃不飽。劉大眼珠子就在後面督戰，怎麼敢把麥子整得滿地都是。那樣，隊長肯定會罵我是一個敗家子兒。我彎下腰放下身段兒，割麥子可真是一個非常吃辛苦的活兒啊，它也教學會了我要腳踏實地地過日子。
那年的秋天，大概也就是收土豆的時節吧，「四人幫」歇菜了。
小平同志又出來工作了。對我來說，他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復了高考，機會面前人人平等。那些受苦受難的知青們也在一夜之間都回城裡複習去了，田野上只留下我們這些始終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沒有「知識」作身份定語的青年。孤獨的勞作之中，看着成行的大雁向南飛去。這就是命運，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其實，道路是沒有選擇的。大多數生活在農村的孩子們，既沒有老師，也沒有課本，大多數家長也沒有條件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城裡去讀書。
隨着高考的大潮，我也離開了農村，來到省里讀書。
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了省里的一個部門，遇到了在村里插過隊的知青，李青松。
她那年被推薦上大學，先我一年畢業。
文革結束後，社會各條戰線都恢復了理智，單位又開始評定技術職稱了，但工農兵學員的學歷只能是算作大專，資格不夠參加評定職稱。
李青松很苦惱，常常和我抱怨世事的不公。她下鄉就不公道，在鄉下吃了很多的苦；她上學也不公道，為了上大學她犧牲了女人最為珍貴的東西；今天又不公道，她成了工農兵學員，不但被人瞧不起，而且還不能參加職稱評定。
我就勸她，想開些。她在我們村插過隊，不算朋友也算是半個老鄉。我就得管她叫大姐，安慰她抱怨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雖然評定技術職稱，她的學歷不行，但是她的工齡長。她的工齡是從下鄉那天算起的，包括上大學的日子都算作工齡，這樣計算起來也差不多；而我的工齡，由於沒有「知識」一詞在身份前面作定語，只能從畢業以後算起，我們的條件又是差不多的。
我們的年齡相仿，乾的活兒也都是一樣的，但她的工齡卻超我多出六七年來。出身不一樣，效果就不一樣，真的是滑稽得很。我又想起了那句話，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其實基礎就不一樣，道路根本是不可能選擇的。在單位，工齡是非常重要的，評職稱、分房子，都需要工齡做支撐，工齡非常重要。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一句鬼話。我的道路在哪裡？怎麼選擇，我的工齡還能漲上來嗎？
改革開放以後，各單位都恢復了常態，大家都團結起來向前奔。工齡、學歷已不再是資本，慢慢地這些就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幾十年過去了，人們總是抱怨命運的多舛，但對我來說，命運卻真的是很眷顧我。
其實，人生並沒有什麼苦難。那段艱苦的歲月，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都可能是一個磨礪的過程，有個姓泰名戈爾的人就說過，苦難是不會白白承受的，它會讓你變得更加強大。
李青松仍然是單位里的活躍分子。評定職稱時，因為她是工農兵學員，所以情緒就有些低落。但是不久，她還是評上了中級經濟師的職稱，據說是工齡上占了便宜。當然，她也付出了代價，用她自己的話說，屁股大有屁股大的好處，碩大的屁股一旦爆炸，就會爆發出無窮的力量。但是，這事兒後來被她的丈夫發現並找到了單位，滿臉傷痕的李青松，委屈得不行不行的，最後只能離婚。生活作風問題的調查一直繼續着，但最終也沒有結果。人事處的喬大城處長捶胸頓足的表示，他和李青松是清白的，沒有任何事情。李青松夠條件評上經濟師，雖然她是工農兵學員，但她的工齡長是占絕對優勢的。
離婚後的李青松，更加自由活潑，屁股扭到哪裡，哪裡就爆發出一片歡樂。
現在，許多文章都在回憶知青的生活，苦難成就了知青的事業，也磨礪了李青松的性格。那段經歷讓她認識並發揮了女人的優勢，並不是偶然的。
隨着年齡的增長，李青松性格也大變。由於受生活作風問題的影響，她不再追求政治上的出人頭地，而是停薪留職下海乾起買賣來，生意也風生水起，做得很大，後來和一個姓蘭的司機生活在一起。這麼些年她真的把我當成了朋友，一直保持着聯繫。
有些知青寫了一些文章，控訴那段苦難的歲月。其實，他們有些人本身既是苦難的承受者，也是苦難的製造者。為了上大學、招工、返城，一些人不惜犧牲別人，甚至犧牲了自己最為寶貴的東西，現在又反過來譴責那段歲月，真的不是很厚道。
志芬同學的電話，讓我思緒萬千，又回想起了那段沒有「知識」作身份定語的青年時代。淑霞同學和我是一個村的，同屬於一個青年集團，自然也就經歷了那段難忘的歲月。只是這次時機不巧，沒有時間與她相見，共敘舊事與過往，甚感遺憾。
今天的人們，又開始嚮往着農村的生活。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是一個十分沉重的話題。常言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拋開時代的背景，這場運動對國家、對群體、對個人都不一定是件壞事情，也許今天國家的繁榮富強就與這項運動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有時，偉大往往就躲在不易被人們所看到的地方。
今天的人們，再想到農村去生活恐怕是要付出很多的周章。
有一首《木蘭辭》說得好：「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我不是知青，看不到那麼遠的地方，也沒有苦難可言，只認命。
如果說到在生產隊裡參加勞動的這段經歷的話，卻是一個讓我無法忘記的過程，既不是什麼好事情，也不是什麼壞事情，就像一顆伴隨我成長的啟明星，時而東方高懸，時而西方閃爍，但不管怎樣，她終歸是我生命中最為明亮的記憶。真的很想有機會，和淑霞同學聊一聊。她認可我的想法嗎？[1]
作者簡介
王德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