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知青(王德明)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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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知青》是中国当代作家王德明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我不是知青
（辽宁）
志芬同学来电话说，淑霞同学来哈了，却恰逢我在北京，说不尽的遗憾萦绕在心中。
淑霞和我是一个村的，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一起读书。四十多年不曾相见，除了青春时代的记忆，真不知道她变成了什么样子。
那一年的秋天，我们一起从邻村的中学毕业，回到了生产队参加劳动，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
虽然，我是一名青年，但是因为没有“知识”的定语在青年二字的前面修饰身份，自然就直接回到生产队里干农活去了。我干的第一个农活儿是铲苞米。一望无垠的苞米地，苞米苗儿却不足二寸高。
领着我们干活儿的，大家都称他为“打头的”，好像姓孟，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大家都叫他四哥，我也叫他四哥。
苞米地就在村子的西南角上，垄长有一华里左右，南到南树地的山脚下。苞米地，垄宽约三十公分，约十公分有一棵苞米苗儿。偏逢大旱，苞米苗儿都不十分茁壮。我们一人一条垄，一字排开。孟四哥打头，我排在最后，是个半拉子工。
铲地，需要拉开一个架势。要站在垄沟儿里，身体向前倾，腰要弯下来。右腿在前稍弯曲，左腿在后要绷直。右手在下方握住锄头把儿的中部，左手在后面握住锄头把儿的尾部，一下接着一下向前认真地铲下去。不能铲得太深，太深了就把湿土铲出来了，不保墒，苗儿易旱死。也不能铲得太浅，铲得太浅了就铲不断草根，待草疯长起来，地就荒芜了。更要认真地看好苗的周围，既要铲掉杂草，又不能伤害到苞米苗儿。刚刚学习铲地，总是把握不好，慢慢地就和队伍拉开了距离，落在了最后头。好心的四哥，有时候会过来看一看，告诉我一些铲地的要领，他应该算作我的第一个干农活儿的师傅吧。
铲地是一个力气活儿，偶尔站起身来喘口气儿。看着自己的无用，看着远去的队伍，看着一望无垠的垄沟儿，心中不免暗暗敬佩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庄稼把式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光有决心是不够的，真得舍得吃力气，知识青年需要去，没有知识的青年也需要去。
知识青年是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号召，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这场伟大的运动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今天有许多曾经当过知青的人发表文章，回顾那段青春岁月，历数了那段苦难给他们的历练。然而，在我的眼中，却对知青的生活充满着羡慕。
村里一百多名知识青年，单独编了一个生产小队，叫知青队，队长好像姓高。他们干活的地方也离我们不是很远，和我们干的都是一样的农活儿。但是，知青队那边儿却欢歌笑语不绝于耳。
同一块苞米地，我们都快铲完了，他们还在地头儿排练节目。知青们组建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干一会儿活，就说唱一会儿，排练一会儿，一天也铲不了半垄地，却给十个工分儿。我们这边从早到晚，不敢停歇，我却只能挣八个工分儿。所以，我很羡慕他们。当时流行着一句话，叫作：“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们就是出身不一样，但是道路也并不能选择，这就是我对这句时髦语言的认识，也是知青们给我的第一印象，知青就是高我们农村人一等。
凭良心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确实改变了农村的精神面貌，这么说一点儿都不为过，这项国家政策也许只有到了今天，人们才能达成共识。
我们村的知青，多数来自于县里，也有许多来自于遥远的富拉尔基，还有许多来自于齐齐哈尔等大城市，知青当中也不乏有头有脸儿的子弟。很快，村里为了表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视，就加强了学校的建设，许多人到学校当了老师，许多人当了赤脚医生和护士，还有许多人当了队干部、会计、出纳等。他们和我们这些农村人的最大区别就是穿着大皮鞋，浑身干干净净，而且总是用手绢擦去他们大皮鞋上的尘土。
秋天的时候，村子里又开始推荐知青上大学了，回乡青年是根本没有份儿的，因为没有“知识”二字做他们的身份定语，队长这一关就过不去。
刘大眼珠子总是瞪起眼珠子说：“你们谁够上大学的资格？”
“地，都铲不好，苗儿都分不清，还上什么大学？”这是他对我们常说的一句口头儿禅。
当然，谁也不敢和他顶撞。我们的小命儿就攥在他老人家的手里呐，谁敢得罪他。上不了大学事小，给你穿一辈子小鞋儿，可就事大了。如果不能上大学，不能出去当兵，你的一生就真的攥在他的手心里了。
不久，推荐上大学的结果出来了，几个被推荐上大学的都是很不错的好苗子。
贾玉雪，父亲是县法院的副院长。
高玉兰，妈妈是县农业局的会计，管着我们村里返销粮的调配呢。
张丽，爸爸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属于高干系列。根红苗正，上大学是必然的。
只有李青松，爸爸是县里工厂的一个普通工人，完全是靠自己的表现上大学的。在文革中把名字改得很阳刚，但是身段儿却掩饰不住女人的蓬勃，模样十分标致，屁股十分硕大，无论在哪里，都让人十分的在意。虽然铲地的本领她还没有完全熟练，但每一次村里举行文艺演出，李青松都是出尽了风头。百灵鸟一样的歌声，不仅让村里的年轻人找不着北，就是村里的大队干部也一样找不着北。
刘大眼珠子就多次在大队革委会的会议上表扬李青松，宣传毛泽东思想实实在在，不掺假。用实际行动践行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大队干部。这样的人不上大学，让谁上？
“李青松不上大学，我都不答应，这是立场问题。”刘大眼珠子的话很在理儿，谁敢顶撞呢。他瞅在眼里的不光光是苗儿的模样，还有苗儿的阶级本质。性，很重要。
刘队长，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兼我们的小队长，姓刘，名大兴。长相英俊，眼睛特别的大，满脸沧桑，有点儿像陈永贵，大家都给他起了个雅号：“刘大眼珠子”。既是褒奖他的眼睛长的比较大，炯炯有神，揉不得沙子；也是讽刺他的眼睛总是盯着女人的屁股转来转去，大眼珠子瞪到了天上去；更是描述他如果遇见不喜欢的人，就会瞪起眼珠子，凶神恶煞一般，吓得别人不敢说话。
他的眼珠子盯着谁，就从心理上给谁造成了莫大的恐惧。我就是这样感同身受的，他总是在我的屁股后头跟着，大眼珠子盯着我铲过的地，一会儿骂我把苗儿铲掉了，一会儿骂我草没有锄干净，总是让我心惊肉跳。他越是盯着我看，我也就越紧张，铲掉的苗儿越多，落下的草也越多，简直到了恶性循环的程度。
刚刚入秋，麦子就黄了。
来到麦地，孟四哥领着大家依次排开，每个人八条垄。
麦子地不是大垄，是平地机播垄，垄与垄之间的间距大约十公分。他还是打头，我还是最后。四哥先给我做了示范，告诉我提好刀，站稳，用刀把两垄麦子拢起来，左手抓住麦子的上部，右手把刀移到底部向回拉，割下的麦茬子不能超过三公分。这样拉一次，割下的麦子应该是半抱，放在脚上。再重新续一拢，对准两条垄，抓好麦子，再割。一次要两垄两垄的割，两垄割下来，就是一个麦个子，放在脚上不能散。
接下来就是打“腰子”。抓一小把儿麦子，把它割下来，把麦子底部夹在胳肢窝里，两只手抓着麦子的顶部，但不能扭到麦穗儿，轻轻一扭，盘成一个扣子，再把麦子分成均匀的两条麦绳儿，做成一个腰带的样子，叫“腰子”，然后把麦子捆起来，拧个折叠扣，扣死，一个麦个子就算完成。如果扭到麦穗儿，麦粒子就会“哗哗”地掉下来。粮食是浪费不得的，这是庄稼人的规矩。当然，要达到一个老庄稼把式的水平，需要一个持久练习的过程。
前不久，有一个电影很流行，叫《白鹿原》，后来又拍了电视剧。两部戏我都看了，但是有一点让我感到很悲伤。不知道是应该批评那些做演员的，还是应该批评那些做导演的，太没有生活基础了，其中就有一个割麦子的场景让人感到很遗憾。演员割麦子的时候，麦茬儿足有二十公分高，而且麦穗子落得满地都是。打得麦“腰子”也是乱七八糟的，这样割麦子的场景，真的是对农民极大的侮辱和讽刺。《白鹿原》的时代，描述的是民国时期的故事，土地还是私有的，庄稼就是农民的命，怎么可能这样浪费粮食的呢？
看到《白鹿原》的电影里，割得满地都是麦穗，我不免同情起这些演员来，甚或是对导演也充满了同情和惋惜。电影不假，但对演员和导演的要求却不应该是假的，失去生活的电影对演员和导演都是一个极大的侮辱。把《白鹿原》拍成这个样子，恐怕陈忠实知道了都会从地底下钻出来找演员，甚至是导演算账呢。因为，这样浪费粮食的农民，挨饿恐怕就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四哥教完后，就自顾自地割自己的麦子去了，我也操起镰刀，干了起来。当时的农村都是非常困难的，家家都吃不饱。刘大眼珠子就在后面督战，怎么敢把麦子整得满地都是。那样，队长肯定会骂我是一个败家子儿。我弯下腰放下身段儿，割麦子可真是一个非常吃辛苦的活儿啊，它也教学会了我要脚踏实地地过日子。
那年的秋天，大概也就是收土豆的时节吧，“四人帮”歇菜了。
小平同志又出来工作了。对我来说，他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了高考，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那些受苦受难的知青们也在一夜之间都回城里复习去了，田野上只留下我们这些始终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没有“知识”作身份定语的青年。孤独的劳作之中，看着成行的大雁向南飞去。这就是命运，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其实，道路是没有选择的。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们，既没有老师，也没有课本，大多数家长也没有条件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城里去读书。
随着高考的大潮，我也离开了农村，来到省里读书。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省里的一个部门，遇到了在村里插过队的知青，李青松。
她那年被推荐上大学，先我一年毕业。
文革结束后，社会各条战线都恢复了理智，单位又开始评定技术职称了，但工农兵学员的学历只能是算作大专，资格不够参加评定职称。
李青松很苦恼，常常和我抱怨世事的不公。她下乡就不公道，在乡下吃了很多的苦；她上学也不公道，为了上大学她牺牲了女人最为珍贵的东西；今天又不公道，她成了工农兵学员，不但被人瞧不起，而且还不能参加职称评定。
我就劝她，想开些。她在我们村插过队，不算朋友也算是半个老乡。我就得管她叫大姐，安慰她抱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虽然评定技术职称，她的学历不行，但是她的工龄长。她的工龄是从下乡那天算起的，包括上大学的日子都算作工龄，这样计算起来也差不多；而我的工龄，由于没有“知识”一词在身份前面作定语，只能从毕业以后算起，我们的条件又是差不多的。
我们的年龄相仿，干的活儿也都是一样的，但她的工龄却超我多出六七年来。出身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真的是滑稽得很。我又想起了那句话，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其实基础就不一样，道路根本是不可能选择的。在单位，工龄是非常重要的，评职称、分房子，都需要工龄做支撑，工龄非常重要。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一句鬼话。我的道路在哪里？怎么选择，我的工龄还能涨上来吗？
改革开放以后，各单位都恢复了常态，大家都团结起来向前奔。工龄、学历已不再是资本，慢慢地这些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几十年过去了，人们总是抱怨命运的多舛，但对我来说，命运却真的是很眷顾我。
其实，人生并没有什么苦难。那段艰苦的岁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可能是一个磨砺的过程，有个姓泰名戈尔的人就说过，苦难是不会白白承受的，它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
李青松仍然是单位里的活跃分子。评定职称时，因为她是工农兵学员，所以情绪就有些低落。但是不久，她还是评上了中级经济师的职称，据说是工龄上占了便宜。当然，她也付出了代价，用她自己的话说，屁股大有屁股大的好处，硕大的屁股一旦爆炸，就会爆发出无穷的力量。但是，这事儿后来被她的丈夫发现并找到了单位，满脸伤痕的李青松，委屈得不行不行的，最后只能离婚。生活作风问题的调查一直继续着，但最终也没有结果。人事处的乔大城处长捶胸顿足的表示，他和李青松是清白的，没有任何事情。李青松够条件评上经济师，虽然她是工农兵学员，但她的工龄长是占绝对优势的。
离婚后的李青松，更加自由活泼，屁股扭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一片欢乐。
现在，许多文章都在回忆知青的生活，苦难成就了知青的事业，也磨砺了李青松的性格。那段经历让她认识并发挥了女人的优势，并不是偶然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青松性格也大变。由于受生活作风问题的影响，她不再追求政治上的出人头地，而是停薪留职下海干起买卖来，生意也风生水起，做得很大，后来和一个姓兰的司机生活在一起。这么些年她真的把我当成了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
有些知青写了一些文章，控诉那段苦难的岁月。其实，他们有些人本身既是苦难的承受者，也是苦难的制造者。为了上大学、招工、返城，一些人不惜牺牲别人，甚至牺牲了自己最为宝贵的东西，现在又反过来谴责那段岁月，真的不是很厚道。
志芬同学的电话，让我思绪万千，又回想起了那段没有“知识”作身份定语的青年时代。淑霞同学和我是一个村的，同属于一个青年集团，自然也就经历了那段难忘的岁月。只是这次时机不巧，没有时间与她相见，共叙旧事与过往，甚感遗憾。
今天的人们，又开始向往着农村的生活。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抛开时代的背景，这场运动对国家、对群体、对个人都不一定是件坏事情，也许今天国家的繁荣富强就与这项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伟大往往就躲在不易被人们所看到的地方。
今天的人们，再想到农村去生活恐怕是要付出很多的周章。
有一首《木兰辞》说得好：“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我不是知青，看不到那么远的地方，也没有苦难可言，只认命。
如果说到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的这段经历的话，却是一个让我无法忘记的过程，既不是什么好事情，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就像一颗伴随我成长的启明星，时而东方高悬，时而西方闪烁，但不管怎样，她终归是我生命中最为明亮的记忆。真的很想有机会，和淑霞同学聊一聊。她认可我的想法吗？[1]
作者简介
王德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