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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为什么有人会持刀闯进幼儿园砍杀儿童？
为什么有人会为盗取一枚戒指切下别人的手指？
为什么纳粹科学家会在俘虏身上做活体实验？
为什么有人会忽视其他同类的人性？
在哲学、宗教的思路里，人类的残酷行为通常被解释为犯下罪行者的“ 恶 ”，但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恶”的概念只是虚晃一枪、将问题暂时搁置，其实并没有给出答案。
本书是一位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对“恶”进行的系统思考，他借助科学家擅长的调查、实验和分析，以“共情腐蚀”取代了“恶”：某个人作恶时，他的共情遭到了腐蚀，共情水平较常人要低很多。但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共情水平不会导致极端恶行发生，虽然人们常常会不顾他人的内心感受。
这一替换看似简单，却能帮助我们摆脱价值偏见，给出预防恶行发生的思路。它同时提出了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共情腐蚀”是如何发生的？
社会环境会对人的共情水平造成多大的影响？
为何同样遭遇“共情腐蚀”的自闭症患者一般不会作恶？
本书也许会改变你思考“恶”的方式，甚至会改变你对待“恶”的态度。
媒体推荐
大脑状态与共情能力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这本书提供了令人着迷的解答。——特里·伊格尔顿
本书提出了一个简洁而可信的假说，借此我们能够以全新的方式来思考恶。——《纽约时报》
未来我们也许能够理解人类境况的阴暗面，而巴伦-科恩为此搭建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让这一探索更明晰了。——迈克尔·加扎尼加
作者简介
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1958— )，知名临床心理学家，剑桥大学精神病理学教授，剑桥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主任，三一学院研究员。毕业于牛津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代表作有《恶的科学》《心盲》《关键的区别》《自闭症与阿斯伯格综合征》等。
译者
高天羽，笔名“红猪”。长期任《环球科学》杂志与果壳网翻译。出版译作有《遥远地球之歌》《鱼为什么放屁》《世界为何存在》《神经的逻辑》《恶的科学》《打开一颗心》等二十余种。
原文摘录
有的读者还是会被“共情基因”的说法吓一跳，他们觉得这未免有决定论的味道。我想提醒这些读者：基因并不是决定共情的唯一因素，早期的成长环境也有影响。我也想问他们一句：只因为这些遗传学证据令我们不适，就要把它们都掩盖起来吗？要理解人类为什么对彼此做出可怕的事情，我们就必须考察所有证据，而不仅仅是符合我们世界观的那些。 斯通的22类杀人犯罗列如下 1.自卫杀人;2.嫉妒的爱人;3.自愿协助杀人;4.因为嫉妒杀死所爱的人;5.吸毒成痕者;6.性情暴躁者;7N型人;8.郁积的怒火被点燃的人;9.有精神病态特征的族炉的爱人:10.杀死母事的人/证人;11和第10条动机相同的P型人;12.被通到绝境的P型人;13.不健全的人格;14.P型阴谋家;15.杀死多人的P型人;16.多次实施恶性行为的P型人;17.性变态的连环杀手、虐杀者，以及用杀人掩盖证据的强奸犯18.虑杀者;19.其他P型人;20.折磨他人的P型人;21.沉迷于折磨的P型人;22P型连环虑杀犯 我们可以看到，处于1-8级的凶手或许是因为共情状态的极端暂时波动而行凶的处于14-22级的凶手是因为水久丧失共情而行凶的，而处于9-13级的凶手介于两者之间。如果这个分类正确的话，更有成效的做法或许是在研究这类行凶者时预测两到三个共情缺失的等级。这既是一个比较可行的预测方法(限于成本，扫描研究不可能比较全部22个等级，但比较3个等级还是可以的)，在心理学和神经病学上也较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结果。
书评
这是一本正经的以神经科学和心理学为主题的科普书，它讲了很多故事（因而可读性好得像是一部小说），这些故事的主角大多是肆意追求自己内心所欲所想的人，他们做出了大量冷漠甚至残忍的事情。作者认为，这些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无法读取他人的意图、信念或感受等，或者能够理解却无法作出恰当的回应。简单地说，他们的共情（同理心）出了问题。
《恶的科学》在英国出版的时候叫《零度共情》（Zero Degrees of Empathy），这个书名现在来看是面向大众读者的出版商和媒体都看不太上的、充满学术黑话的类型（是的，《恶的科学》这名字也没见得好多少），但它胜在简单直接。这本书跟人类种种残酷行为有关，也将目光投向了自闭症与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
在一个过分追求感动的文化语境里，共情（同理心）这个表达常常和“感同身受”混淆，基本已被鸡汤化，这本书对共情做了两种区分——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出了问题的人无法解读别人没有明示出来的意图或信念等，比如一个不情愿的眼神或者虚假的赞美。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就像在没有接触过西文字母的人眼里，字母只是些无意义的符号，他们接收不到这些符号背后的信息。情感共情障碍则让人无法在内心激起恰当的情绪来回应对方。
有共情障碍的人在人群里比例不高，但在作者西蒙·巴伦-科恩看来，他们已经对整个人类群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他们在科技时代做出的贡献。我们现在几乎寸步不离的智能手机，各类社交应用和工具软件甚至互联网和计算机，最早是由数量庞大的软件硬件工程师用代码实现的。
在这个群体中，你很大概率能发现患有自闭 症谱系障碍或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人，用巴伦-科恩的话来说，这些人具备“精确而严密的心灵”，他们对模式化、系统化的信息充满热情，如重复的数字、重复的音乐片段、重复的动作行为，并且擅长发现其中的模式和规律。
但同伴细微的神情变化，言语中的隐喻或别的弦外之音，这些缺乏明确模式的东西，常常让他们不得其解。
智人能够发展出现今的文明，推出从滑板到iPhone等种种技术，得益于对模式的敏锐把握，自闭症患者和阿斯伯格以及他们身上携带的独特基因在这个过程中居功至伟。
但因为共情障碍，这些人的处境不太乐观。巴伦-科恩记述的几位患者，迈克尔、凯文、丹尼尔，成长过程中经常遭同伴误解、捉弄和嘲笑，独处反倒让他们感到安心。这让能够理解他们状况的人感到心酸。
面临共情障碍的人发挥的另一种影响，来自一类截然不同的角色：虐待俘虏的纳粹军医和守卫、在叛乱中逼迫平民烧死孩子的军人，他们把人当作物品来虐待，从中获取数据、快乐以及别的他们想要的东西。
身为犹太裔，作者对这些人表现出的恶感到特别困惑。时过境迁，他没有办法把这些当事人叫去他的实验室，问他们当时的内心想法，或让他们填问卷、做测试，同时扫描这些人的脑部活动。他在精神病患者里找到了表现出类似倾向的人，他们此前分别被诊断为边缘障碍、精神病态或自恋人格，他们毫不顾忌自己的言行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肆意追求心中渴望的任何目标，比如书中一位名叫卡萝尔的病人——
她的孩子只要不照她的吩咐做，她就冲着他们尖叫咒骂：“你们竟敢这么不尊重我！你们都给我滚！我恨你们。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了。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去吧。我和你们统统没有关系了！你们这些邪恶自私的杂种！我恨你们！我要自杀！我这都是你们逼的，这下你们高兴了吧！”
接着她摔门而出。几分钟后，她会开车去一个朋友家、和对方玩一整夜，留下孩子们在家里不知所措。
巴伦-科恩邀请这些患者参与共情测试，比如阅读几个小故事然后判断角色的意图、动机和心理状态，让他们观看饱含情绪的幻灯片等等，同时扫描他们脑的特定部位，发现他们和共情相关的脑区出现了异于常人的活动（具体的脑区及异常活动表现，书中给出了更加技术化的分析）。
基于这些发现巴伦-科恩认为他终于找到了可以解释人类残酷行为的理论，残酷或恶源于共情障碍，为非作歹的人要么无法识别他人的意图和内心感受，要么识别出来了但无法在内心唤起情绪反应。
相比抱守“恶人作恶是因为他们是恶人”这种循环论证，巴伦-科恩在这里推进了一步，做了一次物理主义的还原。
不过对照他的发现和一些哲学家的理论，却有异曲同工的感觉。
恶一部分源于认知共情障碍，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柏拉图不正义出于无知的观点。阿伦特在艾希曼身上看到了恶可以发生在普通人身上，艾希曼对犹太人无深仇大恨，却能够在对犹太人犯下种种罪行之后毫无愧疚，觉得自己只是做了分内之事，这和巴伦-科恩所遇到的精神病态患者十分相像。暂时或永久的共情障碍可以在普通人身上引发冷漠与恶行，也是神经科学家给我们的“恶之平庸”警醒。
直到这本书的第六章神经科学家的优势才开始展现出来，他们在提出问题或命题之外，还给出了应对人类残酷行为的方式。
读过福柯的读者看到这里可能要准备好抄起知识—权力—规训的理论武器，但很快就会发现巴伦-科恩是非常富有共情的科学家。他坚决反对死刑，认为我们能做的不是监禁或处死歹徒，而可以开发模拟共情起作用的动画、软件和游戏等教育产品，推出催产素鼻腔吸入药剂等，帮助共情障碍者提高共情。
当然，更好的方式是从儿童阶段就开始介入，父母以富有共情的方式与儿女交流、生活，而非让孩子处于无人关心的状态，或成为留守儿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