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仪事秦惠王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张仪事秦惠王是一篇散文，出自西汉文学家刘向编的《战国策》。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在社会上闯荡的人要时刻提防突然发生的变幻。连张仪这样显赫的人时刻都有祸患，何况我辈呢？试看张仪是如何对付突发的祸患呢？
【原文】
张仪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恶张仪，曰：“仪事先生不忠。”言未已，齐让又至。
张仪闻之，谓武王曰：“仪有愚计，愿效之王。”王曰：“奈何？”曰：“为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地。今齐王臣憎张仪，仪之所在，必具兵而伐之。故仪愿乞不肖身而之梁，齐必即举兵而伐之。齐、梁之兵连于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王曰：“善。”乃具革车三十乘，纳之梁。
齐果举兵伐之。梁王大恐。张仪曰：“王勿患，请令罢齐兵。”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藉使之齐。齐、楚之事已毕，因谓齐王：“王甚憎张仪，虽然，厚矣王之托仪于秦王也。”齐王曰：“寡人甚憎张仪，仪之所在，必举兵伐之，何以托仪也? 对曰：“是乃王之托仪也。仪之出秦，固与秦王约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地。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举兵伐之。’
故仪愿乞不肖身而之梁，齐必举兵伐梁。梁、齐之兵连于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是王业也。’秦王以为然，与革车三十乘而纳仪于梁。而果伐之，是王内自罢而伐与国，广邻敌以自临，而信仪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谓托仪也。”王曰：“善。”乃止。
【译文】
张仪侍奉秦惠王,惠王死，武王即位。武王的左右近臣乘机毁谤张仪，指责他过去不忠于惠王。祸不单行，齐王这时又派使者前来谴责武王，说他不该重用张仪。
张仪听说这些事后，跑来对武王说：“臣有一条计策，虽然并不高明，还望大王裁决。”武王问他：“有何计策？”张仪说：“为国家社稷利害考虑，其最上策莫如山东诸国发生变乱，大王乘势攻城掠地，扩充疆土。如今齐王对臣恨之入骨，无论臣走到哪里，他都会不顾一切发兵攻打。所以臣愿意捐弃不肖之身前往魏国，从而挑动齐王出兵攻魏。当齐、魏兵马在大梁城下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大王可乘机侵入韩国三川之地，使秦兵东出函谷畅通无阻，麾兵直逼两周地界，索取天子祭器，然后挟天子，按图籍，君临天下，这可是万世不移的帝王基业啊！”武王称善，于是派出30辆兵车，把张仪送到魏都大梁。
齐王果然发兵攻魏。魏王震恐。这时张仪站出来说：“大王不要忧心，臣可令齐国退兵。”于是张仪授计舍人冯喜，把他派往楚国。冯喜借用楚国使者的名义前往齐国。冯喜到齐，处理完齐、楚之间的事务后借机对齐王说：“素来闻说大王恨张仪入骨，可是令臣奇怪的是，大王为何在秦王面前如此抬举张仪呢？”齐王奇怪的问道：“寡人非常憎恨张仪，张仪在哪里，寡人必定攻打哪里，令其无处藏身，先生何故说寡人抬举张仪？”冯喜说：“这正是大王抬举张仪之处。张仪离开秦国之时，曾与武王密谋计议。张仪说：‘为大王计，莫如东方战乱大起，秦国便可乘机扩张土地。齐王对臣十分痛恨，无论臣在何处安身，不管山高水远，不管多高的代价，必然引兵来伐。臣愿以身为饵，到魏为臣，使齐王攻魏。当两国兵连祸结之时，大王可乘势攻韩，取三川，出函谷，直逼两周，收取天子祭器，而后挟天子，按图籍，以图王业。’秦王觉得很是不错，就依计而行，用30辆兵车，送张仪到魏。大王果然中了张仪的诡计，为一个张仪而引兵伐魏，此举对内使民众疲弊，对外交恶盟国、广树仇敌于邻邦，使自己陷于不利境地，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张仪更得到秦王的宠信。这就是臣所说的‘抬举张仪。’”齐王醒悟，赶忙停止进攻魏国。
【评析】
张仪不仅谋略深厚而且反应敏捷，对待祸患很快想出了应变对策。张仪为国家利益四处穿梭、施展计谋、活动能量特别巨大，因此树敌很多，国内外几成众矢之的。张仪也深知自己是个是非之身、纷争之源，所以他以自己的特点出发，作为诱发祸端的诱饵，然后让自己的国家乘乱取利，当秦王取得利益之后，必然会对张仪改变看法，自己也就可以脱离祸患、走出阴影了。张仪的计谋不能不让我们叹服。[1]
作品出处
本文出自《战国策》。
《战国策》（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是一部国别体史书。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著作。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bǎi hé）的斗争。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约12万字。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即策士〕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南辕北辙”等。这部书有文辞之胜，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策》是我国一部优秀散文集，它文笔恣肆，语言流畅，论事透辟，写人传神，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战国策》对我国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都产生过积极影响。[2]
编者简介
刘向（约前77—前6）又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汉宣帝时，为谏大夫。汉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慰。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中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彀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生平事迹见《汉书》卷三十六。[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