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歌手约瑟菲妮或耗子民族（弗兰茨·卡夫卡作品)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女歌手约瑟菲妮或耗子民族》是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写的短篇小说。
原文
我们的女歌手叫约瑟菲妮。谁没有听过她的歌声，谁就感受不到歌唱艺术的魅力，没有谁不被她的歌声所吸引。这一点，尤其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因为我们这一代整个都不喜欢音乐。宁静平和算是我们最喜欢的音乐，我们的生活很艰难，即使我们有朝一日摆脱了日常生活的一切忧愁，我们也不可能达到如同音乐所能达到的境地，因为它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遥远了。但是我们却不会对此有过多的抱怨，我们还 未曾走得那样远，我们现在亟需的是某种务实的精明，而这正是我们最大的优点，无论遇到什么事，我们都惯于以精明的一笑聊以自慰，即使有一天我们真的渴望得到来自音乐的幸福。但是，这种情况现在还 没有出现。唯独约瑟菲妮是个例外，她喜欢音乐，并且也懂得传播音乐。她是唯一的一个，假如她死了，音乐也将随之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不知会消失多久。
我常常考虑：这种音乐到底怎么样？我们确实不懂音乐，我们怎么听懂了约瑟菲妮的歌唱呢？或者说自以为是听懂了呢？（因为约瑟菲妮不承认我们的理解力）最简单的答案可能是：她的歌声太美妙了，以致于连最迟钝的感官都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不过，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当大家一听到她的歌声肯定会觉得与众不同，而且这种感觉会持续永远，仿佛从她嗓子里发出的声音是我们以前从未听到过的，而且我们也根本没有能力听到，只有这个约瑟菲妮能够使我们听到它，除她之外谁也做不到。然而，在我看来，情况却恰恰不是这样，我没有这种感觉，同时觉察同类也没有这种感觉。在朋友的圈子里，我们坦率地承认：就歌唱而言，约瑟菲妮并没有与众不同之处。
这究竟是不是歌唱？尽管我们不懂音乐，却有着歌唱的传统。在我们民族的古代就有了歌唱，传说里是这么讲的，甚至还 有歌曲被保留了下来，当然这些歌曲现在没谁再能唱了。所以，何为歌唱，我们还 是能够想象的。可是约瑟菲妮的艺术与我们所想象的却格格不入。这究竟是不是歌唱？莫非仅仅是吹口哨？吹口哨我们都很熟悉，这是我们民族固有的艺术本领，或者确切地说，这根本不算是什么本领，而是一种独特的生活表现形式。我们大家都吹口哨，但是，当然没有谁会想到把它冒充为艺术，我们吹口哨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是的，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甚至我们许多同胞根本不知道：吹口哨属于我们的特性之一。假如约瑟菲妮真的不是在唱歌，而只是吹口哨，或者说，至少在我看来，根本没有超越普通口哨的界线——或许她连吹一般口哨的力气都没有，而一个普通挖土工人却能一边干活、一边轻松地吹上一整天——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约瑟菲妮的所谓艺术家身份就会被取消，而其巨大的影响之谜更应被解开。
但是，约瑟菲妮所发出的声音的确不仅仅是吹口哨。如果你站到距她很远的地方并全神贯注地细听，或更好的办法是：如果你想考查一下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比方说，当约瑟菲妮同大家一道唱歌时，你去分辨一下她的声音，然后你肯定无疑听出的不是别的，而是普通的口哨，至多由于柔和或纤细而稍显突出。然而，当你站在她面前，却会感觉到她不单单是在吹口哨了。要了解约瑟菲妮的艺术，不仅仅要听她唱歌，而且必须看她唱歌。虽然这只不过就是我们天天所吹的口哨，但其不同之处却在于：她郑重其事地做着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砸核桃肯定不是艺术，因此也不会有谁敢于召集观众并当众砸核桃，以娱乐他们。但是，如果有谁这么做了，并且达到了其目的，那么，这就不是单纯的砸核桃了。或者说是砸核桃，但它却说明了：由于我们对此很熟练，因而忽略了这一艺术，而这个砸核桃新手却向我们揭示出艺术的真正本质。假如他砸核桃的本领比我们中的大多数稍稍逊色，那效果甚至可能会更好。
也许砸核桃与约瑟菲妮的歌唱有着相似之处，我们对她的这一本领赞叹不已，而对我们自己所具备的同样的本领却视而不见。在这一问题上，她同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同。有一次我正好在场，当一个听众提醒约瑟菲妮注意这就是普通的民族口哨时（这类事情自然常有发生），他虽然说得很婉转，但是，这对于约瑟菲妮来说已经太过分了。她马上露出了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的冷笑，这还 是我从未看到过的。她本来外表看起来格外柔弱，虽然我们民族不乏此类女性，但她还 算是突出的。她当时表现得却很粗野，不过，大概她自己马上敏感地觉察到了，便控制住了自己。不管怎样说，她不承认在她的艺术和普通口哨之间有着任何联系。对于那些持有不同见解者，她嗤之一鼻，并可能还 怀恨在心，但她自己并不承认。这不是一般的虚荣心，因为这些反对派（我也半属于它）对于她的钦佩程度肯定不比别人的低。但是约瑟菲妮想得到的并不只是被钦佩，而是要大家严格按照她所规定的方式去钦佩她，单是钦佩对她来说毫无价值。总之，如果你坐在她面前，就会理解她；只有在远离她的地方，你才会反对她。当你坐在她面前时，你便懂得：她所吹出的并不是口哨。
由于吹口哨是我们不加思索的习惯，因此你可能会认为：约瑟菲妮的听众中可能有吹口哨的。在享受她的艺术时，我们会感到心情愉快，而我们愉快时，我们就吹口哨。然而，她的听众是不吹口哨的，而是保持缄默，一声不吭，似乎我们已经享受到了那期盼已久的宁静平和，而它正是我们自己吹口哨所不可及的。因此，我们沉默着。究竟是她的歌声使我们心醉，还 是那细弱的小嗓子周围那庄严肃穆使我们神迷？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约瑟菲妮正在唱歌时，不知哪个傻女孩竟无恶意地开始吹起了口哨，而且和我们听到的约瑟菲妮的歌声竟一模一样，前面是尽管绝对熟练但一直还 是谨慎的口哨声，而观众这里则是忘我、出神、天真的口哨声，要想区分出它们之间的同异，大概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我们还 是立刻向这个小捣蛋发出了嘘嘘声，尽管这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当约琴菲妮得意扬扬地吹着口哨、忘乎所以地张开双臂、并把脖子伸得不能再长的时候，她一定会又羞又怕、无地自容。
她一贯如此，每一件小事，每一次偶然事件，每一回不顺心的事，如正厅前排的嘎吱响声，咬牙的格格声，以及灯光故障，她都认为是提高她歌唱效果的极好机会。在她看来，她是在给一群聋子唱歌，虽然观众中不乏热情与喝彩，但是她早就不指望真正的理解了。对她来说，各种干扰的发生恰恰最合适，稍作斗争，甚至不需斗争，仅仅通过对比就可以战胜那些外来的、与她唱歌的纯洁性相对立的所有干扰。这有助于唤醒民众，虽然不能教会他们去理解她，但却能使他们对她肃然起敬。
小事尚且能够对她如此有利，大事就更不必说了。我们的生活很不安定，每天都有各种意外、忧虑、希望和恐惧出现，假如谁不能得到同伴的朝夕相助，他便不可能独自承受这一切。但是，即使得到了帮助也常常相当艰难：有时成千个肩膀共同承担着一个本应由一个肩膀去承担的重负，甚至还 颤颤巍巍的。这时，约瑟菲妮就认为她的机会到了。她早早就站在那里，这个纤弱的家伙，胸脯下面的地方吓人地抖动着，仿佛要将全身的力量都凝聚在歌声中，仿佛把不能直接有助于唱歌的一切，每一点力量，每一份生机都使出来，仿佛她已一无所有，全部献出，只有善良的神灵保护着她。当她付出整个身心痴迷唱歌时，仿佛一股冷风就能将她吹上西天。然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些所谓反对派却习惯地说：“她连吹口哨都不会，如此费劲，并不是为了歌唱——我们不讲歌唱——而是为了勉强吹出全国流行的口哨来。”我们觉得是这样。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虽不可避免、但犹如过眼烟云很快就烟消云散的印象。我们即刻便淹没在大众的热情之中，大家身子挨着身子，热乎乎地挤在一起，屏息倾听。
我们这个民族具有活动的特点，经常为一些不很明确的目的四处奔波。为了把这一帮子聚集到自己周围，约瑟菲妮大多只有一个办法：向后仰起小脑袋，半张着嘴巴，眼睛向上看，摆出一副她即将唱歌的姿势。只要她愿意，就可以随时随地这么做，不需在一个老远就可以看得到的地方，任何一个偏僻的、由于一时高兴所选中的角落都行。她将要唱歌的消息立刻会被传开，大家马上蜂拥而至。然而有时也会出现意外。约瑟菲妮喜欢在一些不安定的时候唱歌，而这时生活上的艰难与困苦又迫使我们不得不四处奔波，大家无论如何也不能按约瑟菲妮所希望的速度聚集起来。但她已摆好了姿势，过了很长时间，听众却寥寥无几——于是，她大发雷霆，双脚跺地，破口大骂，甚至咬牙切齿，简直不像一个少女。但是，即使这样的所做所为也丝毫无损于她的名声。对于她过分的要求大家不但丝毫不限制，反而极力去迎合适从，他们瞒着她，派信使召集听众。于是在周围各条道路上便可看到布置的岗哨，他们向来者点头致意，催他们快走，直到最后凑齐了说得过去的听众数，他们才做罢。
是什么力量驱使着这个民族为约瑟菲妮如此卖命呢？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比弄清“约瑟菲妮是不是在歌唱”容易，并且二者确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假如断定：这个民族是由于约瑟菲妮的歌唱才无条件地顺从的话，那么就可以略去第一个问题，把它合并在第二个问题中。然而情况恰恰不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几乎不晓得何为无条件顺从，这个民族最喜欢的是耍耍小聪明、说说孩子般的悄悄话、扯扯无什么恶意只不过为了动动嘴皮子的闲话。这样一个民族不可能使自己无条件地顺从的，这一点约瑟菲妮肯定也感觉到了，因而她用那纤细的小嗓子竭尽全力地斗争着。
当然在这种一般的判断上又不能走得太远。其实，这个民族对约瑟菲妮还 是顺从的，只不过并非无条件罢了，他们或许没有能力去嘲笑她。大家也承认：约瑟菲妮身上是有些可笑之处，并且就笑其本身而言，它距我们又总是那么近，尽管我们的生活艰难，可轻轻一笑在我们这里总是很流行的，但是我们不嘲笑约瑟菲妮。有时我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个民族是这样理解自己与约瑟菲妮之间的关系的：她是一个脆弱的、需要爱护的、出类拔萃的小家伙（在她看来是由于唱歌而出类拔萃），她是托付给他们照管的，所以他们必须照料她。其中原委谁也搞不清楚，只是事实的确如此。对于一个托付给你的人，你是不会嘲笑的；假如你嘲笑了他，便是失职。我们中间那些最恶的对于约瑟菲妮最大的恶意是当他们说：“看到约瑟菲妮，我们就笑不出来了。”
这个民族以父亲对待孩子的方式照顾着约瑟菲妮，那孩子将小手伸向父亲——不知是请求还 是要求。你可能会觉得，我们民族不会履行这种父亲的义务。然而，事实上我们是这么做了，而且至少在对约瑟菲妮的照顾上无可挑剔。在这方面，没有哪个独自可以完成这件由整体才能办到的事。当然个体与民族之间的力量悬殊是巨大的。这个民族有足够的力量将被保护者拉到自己身边，给她温暖，使她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大家却不敢对约瑟菲妮说这些事。“我才不要你们的保护呢。”她会这么说。“对，对，你不在乎，”我们心里想，而且事实上这也并非是在违抗，与其说是违抗，倒不如说是孩子般的感谢。因此，父亲的态度则是随她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更难以用这个民族与约瑟菲妮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解释。因为约瑟菲妮的意见恰恰相反，她认为：是她在保护着这个民族。她的歌声可以把我们从政治经济的困境中拯救出来，歌声的作用就在于此。即便它不能驱赶不幸，至少也能给我们以力量去承受不幸。她虽然没有这么说出来，也没有用别的方式表达，她本来就很少说话，在这群喋喋不休者中，她是沉默寡言的。但是，这一点从她那双眼睛里已流露出来，从那张紧闭的嘴上——我们这儿只有少数人可以闭上嘴——我们也可以觉察得到。每当坏消息传来（有时这种消息接踵而来，其中也搀杂着一些假的和半真半假的消息），她立刻会挺身而起，而往常则是无精打采、就地而卧。她挺起身子，伸长脖子，试图像牧羊人在暴风雨来临时察看羊群那样把自己的同伴尽收眼底。当然，孩子们是会放肆、冲动地提出类似的挑战，可约瑟菲妮做起这些事情来倒不像他们那样毫无道理。不消说，她拯救不了我们，也不可能给我们以力量。扮演这个民族救星的角色是轻而易举的，因为这个民族惯于忍辱负重，毫不顾惜自己，当机立断，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只不过他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争勇好斗的气氛中，表面上看起来胆小、懦弱。此外，这个民族的繁殖力也很强——我是说，事后装扮成这个民族的救星是轻而易举的。这个民族始终在以各种方式自救，尽管要做出牺牲——牺牲之大足使历史学家触目惊心（我们民族总是忽略历史研究）。然而，事实上在各种危难时刻我们都恰恰能更好地倾听约瑟菲妮的声音。大难临头使我们更加安静、谦恭，对约瑟菲妮的指挥更加百依百顺。尤其当磨难我们的大事即将出现时，我们愿意聚合在一起，挤作一团，仿佛我们还 要在战斗前匆匆地共饮一杯和平酒——是的，必须抓紧时间，这一点约瑟菲妮常常忘掉。这又不大像是一个演唱会，而更像是一个群众集会，除了前面那轻轻的口哨声外，到处一片寂静。这种时刻太庄严了，以致于谁也不想再对她瞎嚼舌了。
当然，约瑟菲妮对这样一种关系是根本不会满意的。由于她的地位从未完全明确，因此她总是神经质地感到不快。尽管这样，她还 是常常受自信心的迷惑而看不到一些事情，并且，不费力气就可以使她忽略更多的事情。于是，一帮谄媚者便不断活动，起一些有利的作用，——但是他们只让她在一个集会的角落里唱歌，而且是随便附带的，并不受重视。她肯定不会为此把她的歌声奉献出来，尽管这根本不算是轻视贬低她。
但是，她也不必这样，因为她的艺术并非不受重视。尽管我们考虑着其它事情，会场上的宁静不仅仅只是为了听歌，有的根本不抬头，而是把脸贴在同伴的毛皮里，好像约瑟菲妮在上面是白费力气，其实——不可否认——她的口哨声或多或少地灌进了我们的耳朵里。口哨声一响起，全体都要保持沉默，好像民族对个体发出了重要信息。约瑟菲妮那尖细的口哨声面对的是难以做出决定的我们，就像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生存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之混乱中。约瑟菲妮坚持着，尽管她的声音并非与众不同，尽管她的成绩微不足道，但她还 是坚持着，打通了连接我们的道路，使我们去思考。假使这时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们是肯定不会容忍的，而且会认为他的表演是瞎胡闹并一同加以抵制。但愿她没有认识到：我们愿意听她唱歌这一事实证明了她并非是在唱歌。对此她一定有所感觉，否则为什么她总是极力否认我们在听她唱歌呢？但她又总是在唱，将这种感觉抛至一边。
但是，她还 总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们一定程度上确实在听她唱歌，就像在听一个艺术家演唱。她达到了一个艺术家在我们这儿竭尽全力也达不到的效果，并且这种效果仅仅恰巧是因为她的方法欠缺所致。这大概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我们这个民族不知何为青年，大家也几乎没有青年时代。虽然不断地提出这种要求：应该保证孩子一种特殊的自由和一种特殊的照料，让他们有权利稍稍自由些，稍稍过分地胡闹几下，并多多少少地玩一玩。应该承认孩子们有这一权利，并帮助实现它。提出这类要求时个个都赞成，再没有比赞成它更值得赞成的了。可是，也再没有比我们现实生活中更不能兑现的东西了。大家赞成这些要求，但是过不了多久，一切就又变成了老样子。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只要他刚刚学会走路，刚刚稍微能辨认四周环境，他就必须像成年人那样照顾自己。由于经济原因，我们分散居住的地域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不能让孩子避离生存竞争，假使我们这样做了，那孩子们将会过早地夭折。除了这些可悲的原因外，自然还 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这个民族的繁殖能力极强。一代紧接着一代，每一代都不计其数。孩子们没有时间当孩子。而在其它民族，孩子们会受到精心的照料，并为他们建立学校。从学校里每天蜂拥出来的那些孩子们是民族的未来，在较长的时间内日复一日从那里出来的都是同一批孩子。我们没有学校，但在最短的时间间隔，却会从我们民族涌现出一群又一群孩子，不计其数。当他们还 不会吹口哨的时候，便快活地发出尖细的嘶嘶声；当还 不会跑的时候，便打滚或挤在一起滚个不停；当还 看不见东西的时候，便合伙笨拙地将一切都拖走。我们的孩子哟！不像那些学校里的同一批孩子，不，我们的孩子不断涌现，没有止境，没有间断，一个孩子刚出世不久，他便无法再做孩子了，他的身后又涌出了新的孩子面容，他们匆匆出世，欢欢喜喜，数量之多，无法辨认。当然，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其它民族会因此而嫉妒我们，但是我们却无法给孩子一个真正的童年。这事自有其后果。我们民族渗透着某种消除不掉的、根深蒂固的孩子气，这同我们可靠的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这一最大优点恰恰相矛盾。有时我们的行为极其愚蠢，跟孩子们干傻事一模一样，没有意义，浪费，慷慨，轻率，而所有这些经常仅仅是为了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当然我们从中得到的乐趣不如孩子们的多，但肯定还 是有那么一些。约瑟菲妮就一直从我们民族的这种孩子气中得到好处。
我们民族不仅只有孩子气，在一定程度上它还 未老先衰，我们这里的童年和老年与别处不一样。我们没有青年时期，我们一下子就成年了，而且成年阶段又太长，所以，某种厌倦和失望就会在我们这个如此顽强和自信的性格中划上痕迹。我们缺乏音乐才能大概与此有关。我们太老了，搞不了音乐，音乐的激情与亢奋与我们生活的艰难不合拍，我们疲惫不堪地拒绝了它，回到了我们的口哨上。偶尔稍微吹几声，就会感到恰如其分，心满意足。谁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音乐天才，即使有，肯定也会在他们的才能得到发挥之前被我们同伴的这种性格抑制扼杀掉了。与此相反，约瑟菲妮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吹口哨或者说是唱歌——她愿意怎么讲都行——这并不妨碍我们，正适合我们，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它。假如这里包含着丁点儿音乐成分的话，那也是微乎其微的。某种音乐传统被保持了下来，但它却丝毫没有加重我们的负担。
然而，约瑟菲妮带给这个具有此种心情的民族的要更多一些。在她的音乐会上，尤其是形势严峻的时候，只有那些男孩子们会对约瑟菲妮本身感兴趣。他们只是惊异地看着她怎么撅起嘴唇，从小小的牙缝之间吹出气来，欣赏着她自己发出的声音，然后又放低声音，再利用它达到一个新的愈来愈费解的演唱高xdx潮。但是显而易见，多数观众只顾低头沉思，大家在这短短的战争间歇做着自己的梦，仿佛他们的四肢都松开了，仿佛不得安宁者终于可以在民族的温暖大床上尽情地伸展四肢躺下了。有时约瑟费妮的口哨声会传到梦中，她称之为珠落玉盘，我们则称之为声如裂帛，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声音此时此地都恰到好处，而别处则不行，音乐就几乎从来没有这种机缘。约瑟菲妮的口哨中有我们那可怜而又短暂的童年；有我们那失去的、无法寻找回来的幸福；也有我们日常生活中那小小的、不可思议的、但又实实在在、不可抑制的欢乐。这一切肯定不能用洪亮的声音而只能用轻柔的、耳语般的、亲切的、偶尔有些沙哑的声音表达出来。当然这是吹口哨，怎么能不是呢？吹口哨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语言，只不过有一些同胞吹了一辈子口哨而不明白这一点，但这里的口哨却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束缚，也使我们得到了短暂的解脱。
当然这种演出我们是不会错过的。
然而，这与约瑟菲妮所声称的她在这样的时候给了我们以新的力量等等，还 有相当的距离。当然这是对一般听众而言，而对那些约瑟菲妮的谄媚者来说，却完全不同了，“怎么能不是这样？”——他们厚颜无耻地说——“对于演出时门庭若市、听众云集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尤其是灾难临头时，这种现象有时甚至阻碍了必要的和及时的灾难防范。”不幸的是，最后这句话正好言中，它可不能算是为约瑟菲妮歌功颂德。尤其是再补充这样一些情况：当这种集会突然被敌人的暴力驱散时，我们一些同胞不得不为此而丧命，约瑟菲妮本应为此负全部责任，是的，是她的口哨声引来了敌人，但她这时总是躲在最安全的地方，然后在她的追随者的保护之下，悄悄地以最快的速度第一个逃离现场。这些事情本来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当约瑟菲妮下一次随心所欲在某时某地演出时，他们却又匆忙奔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约瑟菲妮几乎不受法律约束，她可以为所欲为，即使让全民族遭殃，也不会追究她一点责任。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约瑟菲妮的一些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是的，从这个民族给予她的自由中，从这个特殊的、别个谁也得不到的、根本与法律相违背的馈赠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这个民族并不理解约瑟菲妮，正如她所说，他们无力地对她的艺术表示惊异，感到自己不佩欣赏它，同时他们又拼命努力，企图补偿由此而带给约瑟菲妮的痛苦。然而，正如她的艺术已超越了他们的理解力一样，他们把约瑟菲妮及其愿望都置于他们的管辖权之外，这当然肯定是完全错误的。或许这个民族的成员会轻易地拜倒在约瑟菲妮脚下，但是，正如这个民族不会无条件地向任何人屈服一样，他们也不会拜倒在她的脚下。
很久以来，或许自约瑟菲妮的艺术生涯开始，她就力争为了她的歌唱艺术而从任何劳动中解脱出来，让她不必为每日的面包而操心，也不必参加其它一切与我们的生存斗争相关的活动，这些——或许——应该由这个民族作为整体去承担。头脑简单者——也确有这种头脑简单者——单凭这种要求的特殊性，根据能够想出这一要求的精神状态，就会得出结论：此要求具有其内在合理性。但是我们民族得出的结论却相反，我们冷静地拒绝了她的要求，并且对她提出的理由也不去费力反驳。比如约瑟费妮说：紧张的劳动有害于她的嗓子，虽然劳动不及她唱歌辛苦，但是这样毕竟会使她在唱歌之后得不到足够的休息，以便为下一次演出养精蓄锐，在这种情况下，她虽然竭尽全力地演唱，但还 从未达到其最佳效果。大家听她争辩，权当耳边风。这个如此容易被打动的民族有时也会无动于衷。拒绝有时是那样冷酷无情，甚至约瑟费妮都会大吃一惊，她佯装顺从，干起属于自己的那份活，并尽量好好演唱。但这只能是一时半会，接着便又重抖精神投入战斗——看来她有的是力量。
但是显而易见，约瑟费妮所力争的根本不是她所提出要求的满足。她是明智的，也不惧怕劳动，我们这儿根本不知何谓懒惰，即使满足了她的要求，她也肯定不会过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生活。劳动根本不是她唱歌的障碍，当然歌声也不会变得更美妙。约瑟费妮所力争的只不过是要大家公开地、明确地、长久地、远远地超过所有常规来承认她的艺术。虽然她几乎在所有别的事情上都可心想事成，但这件事却始终是事与愿违，不能得逞。或许一开始她就应该把进攻的目标转向别处，或许现在她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她却不能再回头，退却意味着自我背叛，她必须坚持这一要求，否则就会垮台。
假若她真的有敌人，如她所说，那么他们就会对这场战争兴灾乐祸，袖手旁观。但是她并没有敌人，即使有谁偶尔反对过她，这场斗争也不会使任何一个感到高兴。之所以不这样，是因为这个民族在这种场合会表现出一种严峻的法官的姿态，这在我们这里平常是罕见的。虽说你可以赞同这种场合下采取此种态度，但是只要你想到，有朝一日这个民族也会对你采取类似的做法时，你就丝毫不会感到高兴了。无论拒绝也好，要求也好，问题都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这个民族对待自己的同胞竟如此冷酷，而以往他也曾慈父般地、甚至超过慈父般地、低声下气地照顾过这位同胞，相比之下，显得更加无情了。
假如在这个事情上全民族换成了某个成员，可以想象，这个成员会对约瑟菲妮接连不断的、咄咄逼人的要求一直让步，直到最终结束这种让步。虽然他做出了巨大让步，但同时坚信，让步会有其应有的极限，他之所以做出了过多的不必要的让步，只是为了加快事情的发展过程，只是为了纵容约瑟菲妮，使她得寸进尺，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直至真的提出了这个最后的要求，那时他就自然一口拒绝，因为他早已准备好了。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个民族不需要采用这种手段，况且他对于约瑟菲妮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是经受了考验的。而且约瑟菲妮的要求确实太高，以致于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都可以告诉她会有怎样的结果。但是，约瑟菲妮对这件事的看法可能有这种猜测成分，即：这个民族在耍手腕。因此，在遭到拒绝的痛苦之上又平添一层怨恨。
但是，尽管她这样猜测，却没有因此被吓住而不敢进行斗争。近来斗争甚至更加剧了。如果说以前她进行的只是舌战，那么现在则开始采用别的方法，在她看来这些更有效，而我们则认为这对她自己会更危险。
有些同胞认为，约瑟菲妮之所以变得这样迫不及待，是因为她感到自己老了，声音也不行了，因此在她看来，必须进行争取承认的最后斗争了。这个我不相信，假如是这样，约瑟菲妮就不成其为约瑟菲妮了。对她来说，不存在衰老问题，声音也不会不行。如果她提出什么要求的话，那也并非由于外部原因，而是出自内心合乎逻辑的考虑。她争得了最高处的桂冠，不是因为这桂冠眼下恰好挂得稍低一些，而是因为它就是最高的那顶。倘若她有权，她会把它挂得更高些。
当然，对外界困难的蔑视并不妨碍她采取最卑劣的手段。她认为，她的权利是不容置疑的，至于是怎样得到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尤其在这个她眼中的世界上，正当的手段恰恰行不通。或许正因为这个，她甚至把争得权利的斗争从歌唱领域转向其它一个对她不太重要的领域。她的追随者四处散布她的言论，说她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这样唱歌：让全民族各个阶层甚至隐蔽最深的反对派都得到真正的乐趣，不是这个民族所理解的真正乐趣（他们说这种乐趣向来可从约瑟菲妮的歌声中感受到），而是约瑟菲妮所要求的乐趣。但是她补充说，由于她不能假充高深，又不能迎合低级，唱歌就必须保持老样子。至于为争取摆脱劳动而进行的斗争中的所做所为，则是另一回事了。虽然这也是为了歌唱，但她却没有用昂贵的歌唱这一武器直接进行斗争，所以，她使用的手段都是足够好的。
比如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假如不向约瑟菲妮让步的话，她就要减少装饰音。我对装饰音一窍不通，也从未听出来过。但是约瑟菲妮却准备减少装饰音，暂时还 不删掉，只是减少而已。据说她当真进行了这种危胁，然而我却没有发现这与原来的演唱有什么两样，整个民族也一如既往地倾听着，并没有对装饰音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对约瑟菲妮所提要求的态度也没有改变。但是不可否认，在约瑟菲妮的脑子里，如同她的身材，有时的确还 有值得选美之处。例如，她在那一次演出之后就宣布，以后她要将装饰音重新完整地唱出来，好像她以前关于装饰音的决定对这个民族过于残酷也过于突然了。然而，下一次音乐会后，她又改变了主意，最终结束了那些了不起的装饰音，除非大家做出对她有利的决定，否则它们是不会再出现了。那么这个民族呢，对所有她的这些宣布、决定、改变决定充耳不闻，如同一个陷入沉思的大人不理会小孩子的饶舌，虽然态度和蔼，但什么都没听进去。
但是，约瑟菲妮却不让步。比如她最近又声称，干活时她的脚受伤了，站着唱歌很困难，由于她只能站着唱歌，所以现在必须缩短唱歌时间。尽管她一瘸一拐，让她的追随者搀扶着，还 是没有谁相信她真的受了伤。即使是她的小身子非常敏感，但我们是一个劳动民族，而且她也是其中一员，假如我们因为擦破点皮就要一瘸一拐的话，那我们整个民族就会没完没了地跛行了。尽管她像一个瘸子让人搀扶着，尽管她比以往更频繁地以这副可怜相露面，这个民族仍旧感激地、痴迷地听着她的歌声，并没有因为唱歌时间的缩短而大惊小怪。因为她不能总是一瘸一拐的，于是便想出其它借口。她假托自己很疲劳，心情不好，身体虚弱。这样，我们除了听音乐会外又看了场戏。我们看到约瑟菲妮的追随者怎样请她、央求她唱歌，她说她也很想唱，但却唱不成。于是他们安慰她，奉承她，几乎将她抬到了事先找好的演唱地点。终于，她流着莫名其妙的眼泪让步了。但是，当她以显然是最后的决心准备开始唱时，却是那样虚弱无力，双臂不像往常那样向前伸着，而是死板板地垂在身体的两边，给人的印象是好像短了一截。当她要开始唱时，又不行了，她恼怒地一摆头，就栽倒在我们的眼前。不过她很快又挣扎着站起来，开始唱歌。我觉得，与往常没有多大不同，或许听觉灵敏的可从中听出稍稍一点异常的激动，但这只会对唱歌有好处。演出结束时，她甚至不如先前那样疲惫了，不需追随者的任何帮助，用冷冷的目光审视了一下那些给她让道的、对她毕恭毕敬的听众，迈着稳健的步子，甚至可以说是一溜烟小跑退场了。
这是不久前的事。可是最近一次，到了她演出的时候，她却失踪了。不仅她的追随者在寻找她，许多同胞都投入了这项工作，结果是白费力气。约瑟菲妮失踪了，不愿意再唱歌了，甚至不愿意让别人求她唱歌，她这次是彻底离弃了我们。
真怪，她怎么会打错算盘呢？这个精灵！这样的错误会使大家认为，她根本就没有打什么算盘，而是她的命运在驱使着她，并且它只会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一个命运。她自己放弃了唱歌，破坏了通过征服民心而得到的权利。真不知她是怎么获得这权利的，其实她很少了解民心。她躲起来不唱歌了，然而这个民族显得很平静，没有明显的失望。虽然表面上相反，实际上这个平和、稳健的民族只会给予，从不接受任何馈赠，包括约瑟菲妮的，这个民族继续走着自己的路。
而约瑟菲妮却不得不走下坡路了。她最后一声口哨和永远沉寂的日子就要到了。她是我们民族永恒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们终将弥补这一损失，这对我们来说毕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集会怎么变得鸦雀无声了？约瑟菲妮在时集会不也是静悄悄的吗？难道她的口哨比回忆中的还 要响亮和生动吗？难道她在世时的口哨比回忆中的更重要吗？难道不是这个民族以其智慧将约瑟菲妮的歌抬得这样高？正因为这样，歌声才能永恒存在。
或许我们根本就不会失去很多，约瑟菲妮却摆脱了尘世的烦恼，在她看来，这种烦恼是专为出类拔萃者安排的。她将愉快地消失在我们民族不计其数的英雄群体中，因为我们不推动历史，所以她会像所有她的兄弟一样，很快地被遗忘在升华的解脱中。
（王敏译）[1]
作者简介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生活于奥匈帝国（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组成的政合国）统治下的捷克德语小说家，本职为保险业职员。主要作品有小说《审判》、《城堡》、《变形记》等。
卡夫卡1883年出生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四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三部长篇也均未写完。他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