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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塵，男，1973年5月出生，河南人。1995年7月起從事媒體工作，先後為多家媒體服務，上千篇報道發表於報刊，因最早和長期對河南血液污染感染艾滋病問題的系列報道等，而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致力於對社會問題、民生、公共領域關注和報道。2005年初，為南方都市報工作。
2012年6月，時為南都深度新聞部主任的喻塵離職。當月，喻塵出任《新商務周刊》雜誌執行主編。現居北京。
簡介
喻塵，出生於1973年5月22日，河南扶溝人。1995年7月起從事媒體工作，先後服務於河南日報、河南科技報；2001年8月起赴北京工作，2001年8月-2004年12月服務於中國社會報《中國社會導刊》；2005年3月-2012年5月服務於南方都市報，2009年5月-2012年5月任南方都市報深度新聞部主任。
從業期間，完成眾多國內國際重大事件報道，為中國河南血液污染事件致群體感染艾滋病事件首發報道者；服務南方都市報7年余，為國內外重大新聞事件的報道者、策劃人，創建南方都市報《深度周刊》，使「南都深度」成為南都和南方報業的一個重要品牌，在國內傳媒界和社會上有非常好的聲譽。
2012年6月，喻塵出任《新商務周刊》雜誌執行主編，提出做一本「有價值、有思想、有情懷」的刊物，做「有溫度的商業新聞」。他在雜誌創刊號中寫道：
「我們想做一本務實的刊物，一本有夢想的刊物，做給有夢想的人看。
於是，生來務實，在務實中，我們走向成熟。
於是，不裝深沉，不端架子，腳踏實地，縮短內容與你的距離。
必須真實，必須準確，必須堅守，必須有熱情。
我們遇到成長的中國，有向上生長的土壤。
一本渴望成長的刊物，與你一樣，開始成長夢想。」
喻塵已獲得諸多媒體獎項，如亞洲出版人協會報道卓越獎、中國新聞獎、廣東新聞獎、全國都市報評比等眾多獎項，以及南都新聞獎歷屆的年度大獎等。他還是一家民間艾滋病救助組織的志願者，香江社會救助基金會2011年度優秀義工。
個人經歷
1999年，他26歲，在河南一家不大不小的報紙當記者。從信陽市採訪回鄭州的路上，他沒有按照老習慣坐汽車，而是登上了硬座車廂，這註定了他和另一群人的相遇。 駐馬店那一站，上來了4個衣着乾淨神態拘謹的農民，在車廂里瞅了瞅，坐在了他身邊的空位。「咱到北京後先找XX，他能帶咱們到XX醫院。」4人中的一位男子說話了。
他們告訴他，四人無一例外全得了一種很奇怪的病，在他們的村子裡得這種病的人很多，而且，已經有人因此死去。縣裡的醫生說這病全世界都治不好，但沒說明白是什麼病。
他們的家人也染上了病，只不過家裡一下子湊不夠太多的路費，只能讓他們先到北京去看看情況。火車快到鄭州的時候，他們說出了所在村莊的名字：上蔡縣蘆崗鄉文樓村。
這是他第一次聽說文樓這個村莊的名字。這時，它還是豫南一個很普通的、無人注意的村莊。當時，河南大面積感染艾滋病毒的消息已經在媒體中間流傳。他很快就猜出來，那4個看上去老實巴交的人，就是艾滋病人。那種原來覺得遙不可及的疾病正在這片養育自己的土地上蔓延。
1999年11月12日，一個極度平常的日子。他沉默着坐上了開往上蔡縣的長途汽車，想去調查個究竟。臨走前輸了三瓶抗毒性能強的藥液。
這個註定改變他命運的日子，涼風吹拂，殘陽如血。
在顛簸了三個多小時之後，長途車到達了上蔡縣城。在縣委招待所度過了一個漫長的黑夜，第二天一早，來到文樓村。
從上午9點算起，到下午的5點多，總共8個多小時的時間。他接觸了至少8個艾滋病人，聽他們講述「賣血」的故事，見到了無一倖免的家庭，透過車窗，看到田野里大片的新墳，據說埋葬的都是年輕人……
因為涉及到衛生防疫，經過多方的妥協，11月25日，採訪到的情況最終印成25份高層內參。此後，如石沉大海，波瀾不驚。期待中的轉變沒有發生，這讓他感到焦慮。他決心公開發表文章。
2000年1月18日，春節到來前的幾天，「河南某村怪病驚動高層」的報道在《華西都市報》特稿版公開發表了。這是全世界第一次公開報道河南艾滋病。而且迅速被上百家中外媒體轉載。文樓村震驚世界。
悲壯的一年文章刊出之前，他對編輯的惟一要求是，署上自己的真名。這或許不是聰明的選擇，但他決心這麼做。事情總得有人承擔，如果他不站出來，可能會波及整個報社。 事實上，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公開用原名來報道艾滋病。
2000年的春節剛剛過完，正月初八，過年的氣息還在大街上到處飄灑。準時回到報社上班的他被「開除」。實際上，報社遞交一份開除情況處理文件之後，將他留了下來，但必須改用一個新的名字。
他給自己取名喻塵。原來的名字隨着那篇報道為人傳頌，現在，他必須忘掉它。他為此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將自己埋葬》。8個月後，一次正常工作變動，他來到出版局和朋友合辦了一個財經類的報紙。同時，他堅持去他想去的地方。
「我總是以自己的方式堅持。我總覺得有種力量驅使我必須做下去。」一位來過文樓村的醫學專家告訴他，因為賣血染上艾滋病的人生活在豫東南的很多個村子裡，不僅僅是文樓村。現在，喻塵要去探訪這些村莊。
從2000年8月，到2001年9月，這是悲壯的一年。
這一年，他花費了大量的金錢，走訪了30多個艾滋病村莊，經常和艾滋病人在一起聊天，一起吃飯，看見本來應該安居樂業的村民們被折磨得沒有希望。每個村莊基本都是從1999年開始大批量死人，到2001年有很多村莊的青壯年死去了一半。他看見春天還在院子裡曬太陽的24歲年輕人因病毒發作驟然死亡。和艾滋病人在相互推讓中被劃破了虎口，鮮血直流……
與死亡和驚恐走得太近，被外來的力量干擾太多，這讓他變得有些麻木。「當一種東西成為了日常，你覺得他一點都不可怕。」他不斷提醒自己，必須跳出來，不能讓太過沉重的故事壓在心頭。「支撐自己的完全不是激情，而是一種工作狀態。」
他寄託了一個希望：「只要把第一句真話說出去，肯定會有人跟着說第二句、第三句……真相會報道出來的。」也只有這樣，才可能拯救他們。
這一年，他寫了十多萬字「河南農村艾滋病問題報道」，發表了一部分，更多的一部分沒能發表。悲壯的一年結束得有些滑稽。
2001年8月，新聞系統舉行學習和考試，他沒有及格，有關部門的處理意見：開除。8月23日，晚上，他帶着剩下的幾千元積蓄，坐火車來到北京。第二天，在報刊亭買了一份報紙，赫然寫着：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新聞發布會，承認河南艾滋病問題。
「我被開了，然後河南艾滋病得到了承認。否定了一個，肯定了一個，這麼巧合。這麼滑稽。」
淡出
2004年11月18日，北京現代城咖啡廳靠窗位置，初冬的午後陽光下慢慢品嘗着一杯卡普其諾雪糕，他笑聲爽朗、說話不假思索，伴隨着有力的手勢。似乎，離開河南時的內心悲涼已經遠去。今年4月，北京艾滋病民間組織「愛之行」十周年紀念會，他宣布，基本上已經淡出了艾滋病問題的報道。 「很多事情，要敢於放下，不然會很累。」他喝一口冰水，「榮譽？沒考慮過，我希望永遠在台後記錄，作為一個記者，最大的回報就是把報道做好。」
他承認，艾滋病報道是他記者生涯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仍然影響他的生活。「那幾年抹去了我性格中的很多東西，讓我變得冷靜，對生不留戀，對死不畏懼。」
「在生活中我膽子很小，有時也說謊。」他繪聲繪色地舉例子說明。「但在你能說真話的時侯，你就要堅持到底。」 來北京後，在《中國社會導刊》當了兩年記者，前不久剛剛換了一家報社。但他卻說，因為沒有受到專業訓練，不懂什麼是職業記者。
採訪經歷
喻塵曾在河南省與安徽省交界的地方採訪過一位姓石的農民，他和他的老婆是被發現的這個地方最早的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他的老婆在1999年初就已經死去了。1992年夏天，老石的老父親被一輛大貨車撞倒在村子北邊的公路上，司機棄車跑了。老石夫婦把父親送到醫院裡，醫生說，得交錢才能進行治療。他說，我沒錢咋辦啊，得先用藥啊。大夫說，不行，沒錢就是不行。老石難為得在醫院裡大哭起來。有人走過來指點道，想弄錢還不方便？你只要肯就行了。他趕忙求教這人，那人說，你可以在醫院裡賣血嘛，還是用醫院的錢治你父親的病。就這樣，老石在醫院裡賣起了血，一個人每天賣上一次是不夠交醫療費的，所以，他的老婆也加入了進來。老石夫婦染上艾滋病毒的惟一途徑就是在醫院裡賣血的一個月。老石的老婆死後，他們的家成了一個孤島，四周的鄰居都搬走了，老石突然發現自己被拋棄了。
記者聽說過有媒體同行去「艾滋病村」採訪，村裡的艾滋病人向他們索要錢財，就問喻塵。他說：「人們到了那個村都會自覺地往外掏錢，村民們也是來者不拒，慢慢地，在村民們看來，這好像就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來採訪或者是調查情況，就得給錢，所以在一些人看來，他們就是u2018無賴u2019。」
要錢的人是朝不保夕的。他們渴望生，而害怕死。維持生命需要錢，但他們沒有，又沒有足夠的能力掙到錢，他們在無奈中選擇的只有u2018討要u2019而顧不上一點u2018面子u2019。即使這樣，錢或許能夠延續他們的時日，但留不住生命。」
對於即將舉行婚禮的那對戀人，喻塵很同情，但卻沒有表現出更多的新聞人應具備的興趣。他更關注的是那些在貧困的農村因賣血而無辜染上艾滋病的人們，他說他在一個叫北葦塢的村子，遇到過24歲的小風，他是村里發現的第一個艾滋病病人。春天，他到村子裡去看小風，那時他的眼睛已經看不見東西了。發病之後，小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妻子「攆」走，儘管她並不願意走，但小風很堅決，她只能哭着抱孩子回了娘家。夏天，喻塵在去看小風時，他已經死去兩天了，被埋在了離村子很遠的一塊荒地上。
喻塵說：「相比之下，在城市的艾滋病者懂得利用儘可能多的社會資源來自救，但那些窮困的人們呢，本來他們是想用一種方法來擺脫貧困，結果卻遭遇了一場比貧困更可怕的災難。」
幾天後，喻塵將再去看那些連貧困的生命也將不再持久的人。他還是一家民間艾滋病救助組織的志願者。其實，從喻塵第二次走進那些被陰影纏繞的村莊起，他就已經不僅僅是一名媒體工作者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