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山地回憶》的回憶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關於《山地回憶》的回憶是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孫犁的散文。
作品欣賞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山地回憶》，發表在上海的《小說》雜誌上。最近，有的地方編輯叢刊，收進了它。在校正文字時，我想起一些過去的事。
自己的生平，本來沒有什麼值得鄭重回憶的事跡。但在「四人幫」當路的那些年月，常常苦於一種夢境：或與敵人遭遇，或與惡人相值。或在山路上奔跑，或在地道中委蛇。或沾溷廁，或陷泥濘。有時漂於無邊苦海，有時墜於萬丈深淵。
呼叫醒來，長舒一口氣想道：我走過的路上，竟有這麼多的險惡，直到晚年，還殘存在印象意識之中嗎？
是，有的。近的且不去談它。一九四四年春季，經歷了敵人三個月的殘酷掃蕩，我剛剛從繁峙的高山上下來，就和華北聯大高中班六、七位同事，幾十個同學，結隊出發，到革命聖地延安去。這是一支很小的隊伍，由總支書記呂梁同志帶隊。呂梁同志，從到延安分手後，我就一直沒見到過他。
他是一位善於做政治工作，非常負責，細心周到，沉默寡言的值得懷念的同志。
我們從阜平出發，不久進入山西境內。大概是到了忻縣一帶吧，接近敵人據點。一天中午，我們到了一個村莊，在村里看不到什麼老百姓。我們進入一家宅院，把背包放在屋裡，就按照命令趕快做飯。飯是很簡單的，東鍋燜小米飯，西鍋煮菜湯。人們把飯吃完，然後圍在西鍋那裡，洗自己的飯碗。
我有個難改的毛病，什麼事都不願往上擠，總是靠後站。
等人們利用洗鍋的那點水，把碗洗好，都到院裡休息去了，我才上去洗。鍋里的水已經很少，也很髒了，我彎着腰低着頭，忽然「嗡」的一聲，鍋飛了起來，屋裡煙塵瀰漫，院子裡的人都驚了。
我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拿着小洋瓷碗，木然地走到院裡，同學們都圍了上來。據事後他們告訴我，當時我的形象可怕極了。一臉血污，額上翻着兩寸來長的一片肉。
當我自己用手一抹，那些可怕的東西，竟是污水和一片菜葉的時候，我不得不到村外的小河裡去把臉洗一下。
在洗臉的時候，我和一個在下游洗菜的婦女爭吵了起來。
我剛剛受了驚，並斷定這是村裡有壞人，預先在灶下埋藏了一枚手榴彈，也可以說是一枚土製的定時炸彈。如果不是山西的鍋鑄得堅固，灶口壘得嚴實，則我一定早已魂飛天外了。
我非常氣憤，和她吵了幾句，悻悻然回到隊上，馬上就出發了。
村南是一條大河。我對這條河的印象很深，但忘記問它的名字。是一條東西方向的河，有二十米寬，水平的像鏡子一般，晴空的太陽照在它的身上，簡直看不見有什麼漣漪。隊長催促，我們急迫地渡過河流。水齊着我的胸部，平靜、滑膩，有些暖意，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會到水的溫柔和魅力。
遠處不斷傳來槍聲。過河以後，我們來不及整理鞋襪，就要爬上一座非常陡峭的，據說有四十里的高山。一個姓梅的女同學，還在河邊洗涮鞋裡的沙子，我招呼了她，並把口袋裡的冷玉米面窩窩頭，分給她一些，作為趕爬這樣高山的物質準備。天黑，我們爬到了山頂，風大、寒冷不能停留，又遇到暴雨，第二天天亮，我們才算下了山，進入村莊休息。
睡醒以後，同事們才有了精力拿我昨天遇到的驚險場面，作為笑料，並慶幸我的命大。
我現在想：如果，在那種情況下，把我炸死，當然說不上是衝鋒陷陣的壯烈犧牲，只能說是在戰爭環境中的不幸死亡。在那些年月，這種死亡，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接近壽終正寢的正常死亡。同事們會把我埋葬在路旁、山腳、河邊，也無須插上什麼標誌。確實，有不少走在我身邊的同志，是那樣倒下去了。有時是因為戰爭，有時僅僅是因為疾病、饑寒，藥物和衣食的缺乏。每個戰士都負有神聖的職責，生者和死者，都不把這種死亡作為不幸，留下遺憾。
現在，我主要回憶的不是這些，是關於那篇小說《山地回憶》。小說里那個女孩子，絕不是這次遇到的這個婦女。這個婦女很刁潑，並不可愛。我也不想去寫她。我想寫的，只是那些我認為可愛的人，而這種人，在現實生活中間，占大多數。她們在我的記憶里是數不清的。洗臉洗菜的糾紛，不過是引起這段美好的回憶的楔子而已。
「四人幫」派的文藝觀是：不許人們寫真人真事，而又好在一部作品中間，去作無中生有的索引，去影射。這是一種對生活、對文藝都非常有害的作法。
在一篇作品，他們認為是「紅」的時候，他們把主角和真人真事聯繫起來，甚至和作者聯繫起來。以為作者是英雄，所以他才能寫出英雄；作者是美女，所以她才能寫出美女。並把故事和當時當地聯繫起來，拿到一定的地點去對證，榮耀鄉里。在一部作品，他們忽然又要批判的時候，就把主角的反動性，和真人真事聯繫起來，甚至和作者聯繫起來，拿到他的工作地點或家鄉去批判，株連親友，辱及先人。
有人說這叫「庸俗社會學」。社會學不社會學我不知道，庸俗是夠庸俗的了。
我雖然主張寫人物最好有一個模特兒，但等到人物寫出來，他就絕不是一個人的孤單攝影。《山地回憶》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當然，我在寫她們的時候，用的多是彩筆，熱情地把她們推向陽光照射之下，春風吹拂之中。
在那可貴的艱苦歲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來的感情，確是如此。我的職責，就是如實而又高昂濃重地把這種感情渲染出來。
進城以後，我已經感到：這種人物，這種生活，這種情感，越來越會珍貴了。因此，在寫作中間，我不可抑制地表現了對她，對這些人物的深刻的愛。
1978年9月29日上午[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