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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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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即朱耷,明朝宗室,江西南昌人,明末清初畫家、書法家。年輕時遭遇變故,離開家逃到奉新縣的山中,剃去頭髮做了僧人。不幾年,手持佛塵被稱為高僧。
原文
邵長蘅
八大山人者,故前明宗室,為諸生,世居南昌。弱冠遭變,棄家遁奉新山中,剃髮為僧。不數年,豎拂稱宗師。
住山二十年,從學者常百餘人。臨川令胡君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年余,竟忽忽不自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還會城。獨自徜徉市肆間,常戴布帽,曳長領袍,履穿踵決,拂袖翩躚行。市中兒隨觀譁笑,人莫識也。其侄某識之,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
山人工書法,行楷學大令,魯公,能自成家。狂草頗怪偉。亦喜畫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蘆雁,汀鳧,翛然無畫家町畦。人得之,爭藏弆以為重。飲酒不能盡二升,然喜飲。貧士或市人屠沽邀山人飲,輒往。往飲輒醉。醉後墨瀋淋漓,亦不甚愛惜。數往來城外僧舍,雛僧爭嬲之索畫,至牽袂捉衿,山人不拒也。士友或饋遺之,亦不辭。然貴顯人慾以數金易一石,不可得。或持綾絹至,直受之曰:"吾以作襪材。"以故貴顯人求山人書畫,乃反從貧士,山僧,屠沽兒購之。
一日,忽大書"啞"字署其門,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飲益甚。或招之飲,則縮項撫掌,笑聲啞啞然。又喜為藏鈎拇陣之戲,賭酒勝則笑啞啞,數負則拳勝者背,笑愈啞啞不可止,醉則往往唏噓泣下。 予客南昌,雅慕山人,屬北蘭澹公期山人就寺相見,至日,大風雨,予意山人必不出。頃之,澹公馳寸札曰:「山人侵蚤已至。」予驚喜,趣乎筍輿,冒雨行相見,握手熟視大笑。夜宿寺中剪燭談,山人癢不自禁,輒作手語。勢已,乃索筆書几上相酬答,燭見跋,不倦。
澹公語予,山人有詩數卷,藏篋中,秘不令人見。予見山人題畫及他題跋,皆古雅。間雜以幽澀語,不盡可解。見與澹公數札,極有致,如晉人語也。
山人面微赬豐,下而少髭。初為僧,號雪個。後更號曰人屋、曰驢屋驢、曰書年、曰驢漢,最後號八大山人云。澹公杭人,為靈岩繼公高足,亦工書,能詩,喜與文士交。
贊曰:世多知山人,然竟無知山人者。山人胸次,汩浡鬱結,別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窒泉,如濕絮之遏火,無可如何,乃忽狂忽瘖,隱約玩世,而或者目之曰狂士、曰高人,淺之乎知山人也!哀哉!
予與山人宿寺,中夜漏下,雨勢益怒,檐溜潺潺,疾風撼窗扉,四面竹樹怒號,如空山虎豹聲,淒絕幾不成寐。假令山人遇方鳳、謝翱、吳思齊輩,又當相扶攜慟哭至失聲。愧予非其人也。
原文見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常州先哲遺書》第五十七卷《青門集》之《青門旅稿》卷五《八大山人傳》
簡介
朱耷(約1626年—約1705年)明末清初畫家,明朝宗室。號八大山人,又號雪個、個山 、入屋、驢屋等,入清後改名道朗,字良月,號破雲樵者,漢族,南昌(今屬江西)人 。明亡後削髮為僧,後改信道教,住南昌青雲譜道院。繪畫以大筆水墨寫意著稱,並善於潑墨,尤以花鳥畫稱美於世。在創作上取法自然,筆墨簡煉,大氣磅礴,獨具新意,創造了高曠縱橫的風格。
成就影響
怪異晦澀中隱含着痛苦
八大由於他的特殊身世,和所處的時代背景,使他的畫作不能像其它畫家那樣直抒胸臆,而是通過他那晦澀難解的題畫詩和那種怪怪奇奇的變形畫來表現。例如他所畫的魚和鳥,寥寥數筆,或拉長身子,或緊縮一團,傾是而非。特別是那對眼睛,有時是個橢圓形,都不是我們生活中所看的魚、鳥的眼睛,生活中魚、鳥的眼睛都是圓圓的,眼珠子在中央也不會轉動。八大的魚、鳥的眼珠子都能轉動,有時還會翻白眼瞪人哩。他畫的山石也不像平常畫家畫那個樣子,渾渾圓圓,上大下小,頭重腳輕,他想擱在哪裡就在哪裡,也不管它是不是穩當,立不立得住。他畫的樹,老乾枯枝,僅僅幾個杈椰,幾片樹葉,在森林中幾萬棵樹也挑不出這樣一顆樹來。他畫的風景、山、光禿禿的樹,東倒西歪,荒荒涼涼,果真有這麼個地方,我想誰也不肯到這裡來安家落戶。
還有,他畫上的題詩、簽名和印章,也是怪怪的。例如他自號「八大山人」,解釋的人很多,至今學者們還有不同爭論。他有一方印章,印文刻作 ,有人說它是由「八大山人」四字組成,有的人則持慎重態度,稱之為「屐形印」,因為它的形狀像只木屐。至於他畫上的題詩,許多句子更是令人難解。 然而,八大明確地告訴我們:「橫流亂世杈椰樹,留得文林細揣摩」。又說:「想見時人解圖畫」。他是很希望人們能夠理解他的畫中之意的。因此許多學者經細心的研究,從他的畫意和字里字間,探聽出許多真消息。例如他有一個畫押寫作 ,很長時間人們一直稱它為龜形畫押,因為其形狀特別像一隻烏龜。後來才看出,原來是由「三月十九日」幾個字變形組成,這恰好是明代最末一個皇帝崇禎自殺的日子,標誌着明朝的滅亡。那麼這個畫押,也就表示對國亡的紀念。
康熙二十一年他曾經畫了一幅《古梅圖》,樹的主幹已空心,虬根露出,光禿的幾枝杈椰,寥寥的點綴幾個花朵,像是飽經風霜雷電劫後餘生的樣子。其上題了三首詩,第一首寫道:「分付梅花吳道人,幽幽翟翟莫相親。南山之南北山北,老得焚魚掃虜塵。」「梅花吳道人」是指元代畫家吳鎮,自號「梅花道人」。方框內的字,顯然是被當時或稍後的收藏者有意剜去,以避免文字獄災禍。不難猜測,這個字不是「胡」,即是「虜」。清代統始者以滿族入主中原,最忌諱的也是這兩字。要在「南山之南北山北」掃除「胡塵」,朱耷非常明確地表達了他的反清復國思想。第二首詩寫道:「得本還時末也非,曾無地瘦與天肥。梅花畫裡思思肖,和尚如何如採薇。」詩中用了兩個典故,一是元初遺民畫家鄭思肖,在南宋滅亡之後隱居吳下,畫蘭花露根不畫坡土,人問何故,他回答說:「土地都被人搶奪去了,你難道不知嗎?」二是殷遺民伯夷、叔齊在周滅殷以後,恥不食周粟,隱居首陽山採薇而食,直至餓死。原來八大這幅《古梅圖》虬根外露,也不畫坡土,是仿照鄭思肖畫蘭之意,暗含着國土被清人所搶奪,他這個明代宗室子孫,之所以成了和尚,正如伯夷、叔齊採薇首陽山那樣,不肯臣服於新王朝。國破家亡,復國無望,這使他不能不「苦淚交千點」了。 八大題畫詩,是解開他畫意的鑰匙,然幽澀難解,如迷如霧,許多學者都下過一番功夫進行破釋。例如康熙二十三年所作《甲子花鳥冊》(今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物館),其中第七頁畫一隻八哥站在枯枝上,題詩曰:「衿翠鳥喚哥,吭圓哥換了。八哥語三虢,南飛鷓鴣少。」此詩之意,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教授經過引經據典考釋後結論說:「此詩畫是譏『虢』(指明)亡後,忠臣如鷓鴣之志切懷南,殊不多見。」這就是說,八大的作品,除了一般的國破家亡的情緒表達之外,有時還具體有所指。《瓜月圖》亦是件有所指的作品,在題詩之後他記錄說:「己巳潤八月十五夜畫所得」。面對着天上的圓月,和人間家家戶戶吃月餅,他的心被觸動了,那麼他「所得」是什麼呢?畫上題詩曰:「眼光餅子一面,月圓西瓜上時。個個指月餅子,驢年瓜熟為期。」有人根據吃月餅的風俗來源於反清義軍傳遞起事暗號的民間故事,說八大在期盼着這一天到來。然而卻要等到何年(驢年)呢?「驢年馬月」是俗語,表示遙無定期。果真如此,則八大的心跡,就不只是徒有國亡余痛了。
水墨寫意畫高峰的代表
八大長於水墨寫意,這是宋元以來興起的一種畫法。發展到明清時代,出現了許多文人水墨畫寫意大師,八大為其劃時代的人物。 在水墨寫意畫中,又有專擅山水和專擅花鳥之別,八大則兩者兼而善之。他的山水畫,近師董其昌,遠法董源、巨然、郭熙、米芾、黃公望、倪瓚諸家。例如康熙四十一年所作《書畫冊》(上海博物館藏)共畫了六幅山水小品,就可以看出深受董其昌的影響,其遠筆的圓潤則有着董、巨和黃公望的遺蹤,墨法參照了米氏雲山,而某些樹石的組合形式,顯然取自倪瓚。但是,我們在欣賞這些作品時,卻又強烈地感覺到朱耷的個性,上述那些古人的法則,不過是他隨手拈來為自己服務的。那些山、石、樹、草,以及茅亭、房舍等,逸筆草草,看似漫不經心,隨手拾掇,而乾濕濃淡、疏密虛實、遠近高低,筆筆無出法度之外,意境全在法度之中。這種無法而法的境界,是情感與技巧的高度結合,使藝術創作進入到一個自由王國。
比起山水畫來,八大的花鳥畫創作,更具有他風格個性的典型性。順治十六年所作《傳綮寫生冊》(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和康熙五年作的《墨花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是八大早期作品,從中可以看到他的水墨寫意花鳥畫創作,深受沈周、陳淳、徐渭的影響,其用筆較方硬,題材、布局也未脫離前人窠臼,但是畫中所表現出的兀傲之氣,以及不拘一格的大膽剪裁,如不求物象的完整性,卻已預示着他的未來的發展。
八大花鳥畫最突出特點是「少」,用他的話說是「廉」。少,一是描繪的對象少;二是塑造對象時用筆少。如康熙三十一年所作《花果鳥蟲冊》,其《涉事》一幅,只畫一朵花瓣,總共不過七、八筆便成一幅畫。在八大那裡,每每一條魚,一隻鳥,一隻雛雞,一棵樹,一朵花,一個果,甚至一筆不畫,只蓋一方印章,便都可以構成一幅完整的畫面,可以說少到不可再少了的程度。前人所云「惜墨如金」,又說「以少少許勝多多許」,只有八大才真正作到了這點,可謂前無古人,後難繼者。
少,也許能有人作到,但是少而不薄,少而不貧,少而不單調,少而有味,少而有趣,透過少而給讀者一個無限的思想空間,這是難有人作到的,八大卻具備了如上的要求,這裡大有文章。首先是他在用筆用墨上的功夫。他的用筆由方硬變圓潤,飽和墨汁與運筆的方法相結合,一下筆就給人以渾厚豐富之感。他是第一個充分主動利用生宣紙特性以加強藝術表現力的畫家。生宣紙的吸水能力強,容易使墨汁擴散(洇),這本來是缺點,而八大卻把它變為優點,不但為水墨寫意畫開闢了一個廣闊的前景,而且也創造了人們對水墨寫意畫的新觀念,其功不朽。
其次是形象的塑造。八大的花鳥造型,不是簡單的變形,而是形與趣、與巧、與意的緊密結合 ,所以我們在欣賞時,就不會感到單薄和寂寞。再次是他的布局,特別講究少許物象在二維空間中擺放的位置。其訣竅是充分利用空白,即前人所謂「計白當黑」。與此同時,並充分調動題跋、署款、印章在布局中的均衡、對稱、疏密、虛實等的作用。他不像一般畫家那樣,先畫好畫,然後在恰當的位置題款和押印,而是有總體的規劃設想,使每一點都在布局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不多,不少,不奢侈,不節約。例如康熙三十三年所作《花鳥山水冊》(上海博物館藏),第一幅僅畫一隻雛雞。小雞置於畫面中右偏下,這一位置的重心,將畫面分割成四大塊空間,每塊空間的大小都不一樣,平衡而有變化。由於小雞頭部方向朝左,故題詩在右第二大塊空間中,使空蕩的背景頓時活躍起來,視覺上起到突破平衡和內容豐富的作用。小雞的刻畫生動傳神,動態像小孩剛學走路,蹣跚得十分可愛。瞪着大眼警惕着前方,特別是眼後加三撇,像電波一樣,好似前方有什麼聲響傳來,使小雞心驚膽怯。這隻小雛雞我們可以理解為它剛出蛋殼,表示出對這個世界的驚異與警惕;也可以理解為走失了群體,找不到媽媽,感到孤獨而害怕,如何理解,任人們馳騁想象的翅膀,所以有時候少畫,反而思想的容量更大。
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否則越少越好,藝術又會走入另一條邪徑。少是相對的,例如康熙四十二年所作的《楊柳浴禽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相對上述作品來說是「多」了,但比起一般畫家處理同類題材的作品來,卻少了許多許多。例如他對柳枝的處理,約有十二筆,就占住了整個畫面上部的空間,不但表現出楊柳的老乾新枝的質,也表現了枝條迎風的勢。在春風料峭之中,八哥在洗刷自己的羽毛將振翅欲飛。這一生活小景,表現出無限的生意。康熙十六年所作的《河上花圖》(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是八大一生作品中僅見的長篇巨製,也是他筆墨最多、布局最複雜的一幅,但他仍然體現着少的原則。例如開卷的一叢荷花,總共超不出三十筆,筆減而意繁,一開卷便引人入勝。
八大,前承古人,後啟來者。白石老人曾有詩曰:「青藤(徐渭)雪個(八大山人)遠凡胎,缶老(吳昌碩)當年別有才。我原九泉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其傾倒如此。今天隨着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欣賞和理解他藝術的人越來越多。[1]
參考文獻
- ↑ 八大山人傳記小說昨問世,江南都市報 2004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