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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文尚书

 

 

 

今文尚书,是书名,为儒家经典《尚书》的一种,二十八篇,我国先秦时期历史文献的汇编。先秦儒家所传《尚书》原有百余篇,经秦焚书亡失。汉初,秦博士伏胜传二十八篇。后学者递相授受,分大小夏侯及欧阳三家。因为是以汉隶书写,区别于当时的古文《尚书》,故称“今文尚书”。

图书由来

先秦时期的《尚书》经秦焚书亡失,山东济南的秦博士伏生(名胜)初为避兵乱逃亡,把自己手中的《尚书》藏在屋壁中。汉初天下安定,伏生回乡,从壁中取出藏书,其竹简大多蠹坏,经过整理得完整的二十八篇,在齐鲁传授,学者甚众。后学者递相授受,分大、小夏侯及欧阳三家。

汉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时人推举伏生,但当时伏生已经九十余岁,老不能行,文帝便遣太常事史掌故晁错前往求教,由伏生口授,晁错笔录,传得二十八篇,被立于学官;到了汉武帝时,民间得《太誓》一篇(一说是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所得),合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为二十九篇,故《史记》、《汉书》的《儒林传》中说《尚书》为二十九篇。不过后来这篇《太誓》被马融等人发现为伪作,遂废,仍为二十八篇。

据学者考证,实际上当时还保留有不少的古《尚书》篇章,远不止二十八篇,但是根据当时的规定,只有有师说的才能被立于学官,无师说者不得立,晁错笔录的这二十八篇因为有伏生的传授,故得立于学官;其它残存的篇章因为没有师说,故而不得流传。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总数约2500枚。经专家鉴定,其内容全部都是古书,其中有许多经、史一类的文献。此前,清华简第一辑和第二辑整理报告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年底出版。此次公布的清华简中,《傅说之命》三篇引发关注,其内容与东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的《说命》篇完全不同,再次证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 [1-2]

内容构成

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辨析,基本认为《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是可信的先秦文献,记述的内容上起于五帝时代的帝尧,下至于春秋时代的秦穆公,但是其创作时代不一。这些篇章多为史官所作,属于当时王室所藏的官方文献档案,主要是王和大臣、诸侯在一些重要活动中的讲话、对话记录,所谓诰、誓、命、训。其一部分是出自对古史事件的追述,一部分是当时史官的笔录,还有部分是后人的拟作。

其中《虞书》的部分虽然记录的时代很早,但是产生最晚,和《夏书》中的《禹贡》篇一样,是战国时期的拟作,所以其文体内容和其它篇章全然不同,且有“大一统”的思想。西汉时所传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都是根据师传,用当时的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经”;到了西汉末,刘歆在秘阁校书时,发现了一批用古文写的书,包括《周礼》、《尚书》、《左氏春秋》等,称为“古文经”。

《甘誓》则当是史官的追记,是夏后启伐有扈的誓词,《墨子·明鬼下》认为是禹伐有苗的誓词,所以称为《禹誓》。《商书》的部分基本是属于追述,其中可能有部分是商代史官的作品,如《盘庚》、《高宗肜日》等,也有部分是周代史官追述的作品,当然这些作品都经过后来周史官的编辑和改造,主要是为了便于时人阅读。《周书》大部分是周代史官的笔录,记述的言论和事件都比较质朴近实。

汉代传授

《汉书·儒林传》记载了西汉伏生所传今文三家的传授系统,同时在一些有关经师的传文里补充了不少材料。其中主要的内容有:欧阳氏学派再传之后,出现了“平陈之学”。即其再传弟子平当、陈翁生所传授增益的欧阳氏学。大夏侯氏学派一传再传之后,出现了“孔许之学”。即其一传弟子孔霸、再传弟子许商所传授增益的大夏侯氏学。小夏侯氏学派再传之后,出现了“郑张秦假李氏之学”。即其再传弟子郑宽中、张无故、秦恭、假仓、李寻所传授增益的小夏侯氏学。

这三家中,欧阳氏学隐隐成了《尚书》今文学的主干,尤其到了东汉后奄有一代,后来“汉石经”所刻《尚书》即据欧阳氏本。大夏侯氏学则主要宣扬阴阳五行说(其余二家也宣扬,以此派最出色)。自夏侯胜从夏侯始昌受《洪范五行传》,即主要传习此书,由其弟子周堪再传许商,许商又撰《五行论》(《汉书·艺文志》作《五行传记》),进行宣扬,影响深远。小夏侯学则主要在搞很多非常繁琐的章句,形成了一家特色(其余二家也搞很多章句,但以此派称最);同时此派李寻也以好《洪范》五行灾异擅名,有论灾异表奏。这是三家在共性相同之下各自的特色。

这三家构成西汉《尚书》传授的全局,其它另外有所师承或师承不明者参互其间,而终以此三家为其归。但由于各派的章句、师说不同,纷纭不定,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召开石渠阁会议,就五经同异进行辩论,为反映家法的大辩论。

特点

汉代今文经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1、儒生方士化,经学神学化。特别重视鬼神,以阴阳五行说释经。

2、倡“通经致用”来为王朝服务,使经学渗透到政治活动中。

3、章句繁琐,解说空疏。

4、严于家法、师法,后学不得背离。

清代研究

从晋代以后,所谓的《尚书》是指今、古文《尚书》的合编,但这里面的“古文尚书”已经不是汉代的“古文尚书”,而是魏晋时期人造的伪书,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问世后,这个“古文尚书”是伪书已成为定讞,所以从清代中叶的乾隆时期开始,清代学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今文二十八篇上,极力推崇汉代今文,用功甚勤,名著迭出,蔚为大观,给后人研究《尚书》提供了很大方便。因为《尚书》以“佶屈聱牙”最难于读懂著称,又以错乱分歧最难于梳理著称,清代朴学者便踏踏实实地针对这两方面做了许多研究,下了极大功夫。

一方面,有的学者做了大量搜集资料的工作和校勘的工作,把汉代古文,汉代今文尽量追寻出它的原貌,凡可搜集到的汉代古文、今文材料,尽量都搜集起来,提供给后代治《尚书》者;另一方面,有的这些则从语言、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等等方面做了许多精深的研究,是许多本来无法读懂的文句大抵可以探索到它的一些意义,就比以前好读多了。因此,清代的《尚书》研究是近代《尚书》研究的先导,同时也是近代《尚书》研究丰厚的基础。

清代今文《尚书》学主要有吴派、皖派和常州学派。吴派著作主要为后来者搜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尚书后案》等;皖派则在考订和论断上成绩卓著,如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等;常州学派讲求致用,尊今文,也不主张废弃古文,代表著作如庄述祖《尚书今古文考证》、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等。清人的研究成果,开创近、现代《尚书》学研究的先河。[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