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路上的一盏灯(王卫华)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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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路上的一盏灯》是中国当代作家王卫华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人生路上的一盏灯
每个人都有从年幼、年少、年青一步步走来的经历。当走到一定的年龄段停下来，回首那些不平凡的经历，特别是身处关键的十字路口，曾有过的犹豫徘徊和为难的一些细节时，会让自己激动、感叹、心境跌宕起伏。
这些年来，我常常在心静的时候，就会端起一杯茶，望着杯口升起的淡淡茶雾，思绪就会飘起来，散发开，最终凝聚在对我的奶奶的怀念之中。
奶奶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的亲人，也我最大的贵人。不说小时候如何含辛茹苦拉扯我，从病魔手中如何夺回我，如何教育引导我的那些刻骨铭心的过程，单说在我步入青年后，每逢关键的人生选择，她老人家如何用淡定、从容、智慧和果断，化解我的犹豫和纠结，提振我的信心和决心的那些事。
1977年我17岁。那年10月，我作为一名在青海省贵德县河西公社先锋二大队插队下乡的知青，随着生产队的民兵队伍，来到通往本县新街公社的麻吾峡。在麻吾峡的任务是，整地劳动半天，接受民兵训练半天。有一天，透过呼啸的狂风，我听到生产队长在喊我名字，我走到他跟前时，他把一封厚厚的挂号信给了我，我一看信封上的字，就知道是奶奶从西宁市寄来的。我立即躲进账房看完了奶奶的亲笔信，她在信中告诉我一个消息，国家要全面恢复高考，并且于当年年底开考。这个消息对当时的我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倒成为压力。一个知识基础薄弱的初中生，拿什么资本去应考啊？但奶奶在信里鼓励我参加中专考试，叮嘱我不要错过机会，言辞中带有命令的意思。随信寄来的一个油印的复习大纲，只有三页纸，还有一篇复写的文章（作文范文）。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躺在账房的地铺上，听着其他人如雷的鼾声，在等待招工与考学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在当时，被招工当一名工人是很吃香的，绝大多数知青的最大盼望就是早一点招工进工厂，穿上劳动布工装，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奶奶可不是这么认为的，她在来信中说，时代变了，年轻人要学知识，靠知识立足。奶奶是旧社会过来的有些文化的妇女，当时的她虽然说不出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话，可她对我的希望里就包含有这层意思。
第二天起来，麻吾峡的风仍然刮着。在下午的民兵训练间歇，我们知青的带队干部赵老师风风尘仆仆地赶到，他和生产队长做过简短的沟通后，就把所有知青召集起来，传达了国家关于恢复高考，大中专统一招生的精神。下来后，我们8—9个知青议论起来，但决定报名考试的只有两个人。我一看报名的是两位高中生后，心一虚，没敢表态。这时，带队干部赵老师把一封信交给我，我一看信封上的字，就知道还是奶奶写的，不用猜，奶奶肯定是用连续写信的方式鼓励我参加考试的。
经过二十多天天仓促复习后，我参加了中专招生考试，考完后，心里很不踏实。一个多月后，一同参加过考试的知青中，上了大学成绩线的人的名字陆续公布出来，被张贴在贵德县大十字的宣传墙上，那书写在红纸上的大红榜立刻招来很多人，一时挤得水泄不通。进入中专录取的名单是相隔近一个月后开始公布的，连续出了两榜后，都没有我的名字，我就灰心了，没再去指望还会有第三、第四榜。有一天，知青点有人说中专招考第三榜出来了，有王卫华。当时我没相信，还对人家说少说这种风凉话。但一转身，我却立即借了辆自行车飞身下县城。果然，在红榜的中间有“王卫华”三个字。当时，我不敢相信那是我自己，又仔细地看起来，直到我的一位同学念着我的名字并拍打我肩膀时，我才相信那个名字指的就是我。后来得知自己的考试总分127分，只有语文及格，是78分，因为只是一篇作文《我在大干社会主义的日子里》，考试时，我基本上照搬了奶奶当时寄来的那篇范文，算是撞了大运。
考完中专，在边等待，边劳动的日子里，还是在奶奶的鼓励下，我又参加了水电四局技校的招生考试，榜示一出来，居然有我的名字。我立即写信，把消息告诉了当时在西宁一家亲戚家当保姆的奶奶。
记得是1978年2月下旬的一天，生产队马队长笑吟吟地走进知青点，把两封信交给我，他问我是不是被某所学校录取了。我一看信封，一封是贵德县文卫科的，另一封是水电四局技工学校的，当着马队长的面，我拆开信封。县文卫科的那个信封里装的是海南州民族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另一个信封里自然是水电四局技校的录取通知书。马队长见到我同时被两个学校录取的通知书后，风趣地说，小王，把你分成两半吧，要不两个学校怎么上啊。我说我也不知该怎么办。接着马队长又说，还有一个消息，你征兵的体检也通过了，下一步是政审，怎么办？我一下子懵了，偷偷地跟别人报名应征入伍，原想体检肯定不过，完全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没想到结果是那样的。面对马队长，我不知说什么。马队长倒是很轻松地给我说了句：年轻人不错，个家（自己）好好选择，选好了队里给你办缴粮手续。
当晚，我来到带队干部于老师的房间，请教他。在请教他之前，我的倾向是上技校，毕业后多拿点工资，早一些尽我赡养奶奶的责任。可是，经于老师分析，建议让我上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一名老师挺不错的。至于当兵，他让我别想了。听了于老师的话，心里有点主意了，但还是犹豫。时间紧，如何最终确定我的选择，我想还是一定要问奶奶。第二天天一亮，就骑自行车赶往县城，在县邮电局，我给奶奶当保姆的那家主人的单位挂通了长途电话，在电话里我请她把我的犹豫告诉奶奶，她让我半小时后再给她打电话。半小时后，我拨通电话后，得到的答复是，奶奶让我读师范，将来当个好老师。面对奶奶的决断，我心里踏实起来。就这样，一个星期以后，我走进了海南民族师范学校的大门，这一选择奠定了人生路上极为重要的基础。
1980年7月，从海南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后，我被派遣回贵德县，分配到河东公社的王屯村当小学教师。在我前面上学那两年半，奶奶辗转于我的父亲、二叔和四叔家中。分配到王屯小学后，我几乎没有征求父辈们的意见，把自己在学校二门旁的一间不足六平米的耳房安顿好后，就把奶奶接到学校。当时的校长张永生看不下去，立即安排腾出学校八卦台上的一间比较大的房子，让祖孙俩搬进去。那间房子虽然也简陋，但能安两张床，还有做饭的空间。搬进去后，确实有了家的样子。自此，祖孙俩人又生活在一起。
奶奶的到来，为我减轻了绝大多数家务负担，除了到河滩挑水，我基本成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之流。她让我把精力投到教学和学习上，因此，每当夜深人静，我读书学习发困时，奶奶会把沏好的一杯浓茶放在桌子上，让我倍感温暖。在那个村庄学校，我开始了教师生涯，同时也开启新一轮的学习。
我当小学教师，奶奶心里一直不快，她认为她的孙子很了不起，做中学老师一点问题都没有，她时不时在我耳旁如此唠叨。其实，我也自信自己能当好中学（初中）教师，教小学有点不甘，但我把自己的想法一直压在心里。有一天，她突然告诉我，河东二中缺一名语文教师，她说她要去找人努力一把。没容我劝阻，她就搭乘乡道班车去了河东公社。下午回来时，她满面喜色，说公社领导同意调我去河东二中教语文。看着我漫不经心，不太相信的样子，她急了，她说她直接找了公社书记，公社书记让我到河东二中试讲。看着我纠结的样子，他说人往高处走，趁年轻，在中学锻炼自己。接下来，试讲成功。就这样，我在王屯小学只干了一年半，就在奶奶的力争下，来到河东二中教初中。河东二中是河东地区的一所初级中学，学校很小，一个年级一个班，一百零几个学生，共十一名教师。
在河东二中，我只带完一个初中班，又被选调至县中学。在县中学只干满两年，又改行做起了县委办公室的秘书，结束了我六年的教师生涯。
1992年6月，我人生的又一个转机来了。四叔为我在省城西宁联系到一个行政单位，需要尽快办理调动手续。面对这么好的机遇，我倒犯起难来，因为我结婚成家之后，奶奶一直与我们共同生活，当时老人家年逾八旬。我被调动后，我的妻子只能先在贵德等待调往西宁的机会。我调走了，奶奶也不能撂给妻子一人照顾，她除了上班，还要带刚上小学的女儿。怎么办？干脆不去西宁了，守着奶奶在贵德，也是完全可以的。大约考虑了两天，我才把有调动机会的事吞吞吐吐地告诉了奶奶。奶奶听完后，表情平静，半天不说话，就在我准备告诉她我不想调动时，她说，我早就知道你会有这一天，该有这一天，我为我的孙子高兴。说着，就她用衣袖擦起眼泪。我知道，奶奶之所以流泪，一方面确实为我高兴，同时是舍不得我从她身边离开。当时，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心里的难过和酸涩折磨着我，我觉得奶奶的话是违心的。她倒问我哭什么，我说我一个人去西宁，不能带她去，不能尽孝，内心愧疚。她说，我还有几个儿子，我去谁家不行。就这样，一个月后，把奶奶交给带着女儿的妻子，只身来到西宁市农牧局上班。
离开贵德的那天，我的心情很复杂。我知道，在奶奶所有的子孙中，她最爱我疼我，我们一起生活是最快乐开心的，我是奶奶的精神和生活依靠。我走后，奶奶肯定又会在我父亲和几个叔叔家轮流生活，回到十二年前我没参加工作时的境地。望着奶奶越发佝偻的身子，看着她浑浊的眼睛。我又一次泪不能抑。
1993年春季，奶奶在西宁的三叔家生活，她因各种老年病缠身而卧床不起。有一天，她对我说，她不行了，她要去贵德。看着她蜷曲的身体，消瘦的脸庞，我也感觉到老人家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我也明白她要回贵德的真实想法。她这一生在贵德生活的时间相对长，对贵德有感情，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贵德选好了她的墓地。二叔、三叔和四叔也同意了她的要求。我记忆犹新的是，那年四月的一天，是我把奶奶从三叔家的三楼背起来，背下楼梯，再背送到接她的汽车上。瘦弱的奶奶在我背上轻飘飘的，仿佛背着一捆草，但她身体的温热熨帖着我，让我大汗淋漓。从下楼到汽车跟前，那段路不长，最多二百米，可我觉得好长好长，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汗水湿透了衣背。把奶奶轻轻放到车座上时，她拉着我的手不放，她手掌里的温热顿时渗透了我的周身，我强忍着泪水下了车，连一句“您多保重”都没说出来。
送奶奶的车缓缓开出三叔居家的那个小院，我感觉奶奶很艰难地抬着头从车窗搜寻着我。
当年“国庆”那天晚上，奶奶安详地从贵德我父亲家的土炕上走了，她走的时候，面部没有丝毫痛苦,只有一片安详。这时，我突然感觉到，我人生中，特别是在我的成长阶段为我照明，为我指路的那盏灯，终于耗尽了能量，在行将熄灭之前，用最后的一丝光亮，照着我脚下通往远方的路。[1]
作者简介
王卫华，当过知青，做过教师，干过文秘，从事党务和行政工作多年，现供职于西宁市林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