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可信吗？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五胡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可信吗？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中，北方的各种非华夏势力被发动起来，最终他们脱离司马氏诸王的控制，攻陷洛阳。华夏的晋帝国退守南方，北方从此开始了被史家称为“五胡十六国”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该如何看待，又是如何书写的？

史家润色的结果：“僭伪诸君有文学”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立有一条，专论十六国中的非华夏君主的文化素养：“晋载记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

赵翼所举，在《晋书·载记》中都有据可查。除了沮渠蒙逊和赫连勃勃的事例稍嫌单薄，其列君主的“文学”大多有细节性的事实支持。这些材料常被现代学者引用来说明五胡十六国政权在文化上的“汉化”。

石勒虽号称羯胡部落小率之子，但从其幼年经历看实处于普通非华夏编户的地位。此后他一度沦落为田客与奴隶，还有过“两胡一枷”被执卖山东的遭遇。他没有机会像刘渊父子一样从师读经，《世说新语》明言“石勒不知书”，事实上连他的华夏式姓名“石勒”都是起兵以后牧率汲桑取的，石勒在华夏经典文化上的素养几近空白。

然而细读《石勒载记》，又不难找出石勒“有文学”的一些证据。当石勒得知刘曜停授殊礼，撤销对自己的赵王加封之时，怒而下令，其文中即有“孤惟事君之体当资舜求瞽瞍之义”一句；其后假意辞让群臣上尊号之请的诏书中，也有“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犹服事殷朝……况国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之语。

当然，这些诏令文书出于词臣之手，尚不能直接代表石勒的才学。然《载记》中石勒与高句丽使者宴饮，在宴会上即兴说出品评两汉魏晋，表现其对历史不仅熟知，而且有自己的思考。按照《载记》的叙事，石勒的历史知识大概是听来的：“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

不仅如此，《载记》中多处叙述石勒尊礼儒臣、招引贤良、在中央与地方兴立学校的举动，与赵翼所举的刘曜、慕容皝、苻坚无异。石勒又为其太子弘取字“大雅”，使其“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

总之，《石勒载记》展示给读者的石勒，虽少无学术可称，但长而好学尊儒，随着地位的逐步升高，言谈举止中的华夏文化素养也随之增长，最终完成了从羯胡小率、田客牧奴到华夏帝王的转变历程。

后凉的建立者氐人吕光，《载记》言其“不乐读书，唯好鹰马”。或即由此赵翼不将他列入“有文学”之君。然而《载记》中至少可以举出三例，旨在描写吕光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其一，在破龟兹时，“光入其城，大饗将士，赋诗言志。”

其二：（吕）光后宴群僚，酒酣，语及政事……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诸侯；吴起之术无亲，而荆蛮以霸，何也？”业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临四海，景行尧舜，犹惧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临道义之神州，岂此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光改容谢之，于是下令责躬，及崇宽简之政。

其三：“著作郎段业以光未能扬清激浊，使贤愚殊贯，因疗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光览而悦之。”

在第一段记述中，没有明言赋诗者是否包括吕光本人，但从他主持这一仪式性的举动来看，至少他是想展示自己“有文学”的一面。

第二例颇似上文中石勒评论古帝王的场景，也是在必须即兴发言的酒宴上，故而同样显示他对古代治国学说的熟悉。而借段业之口，尧、舜作为帝王最高典范的地位得以重新确认，与石勒自言“轩辕岂所拟乎”一样，史籍借此表现出“五胡”君主们对儒家塑造的华夏古圣王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的认可。

第三例再次表明吕光具有解读诗歌中微妙的“表志”、“讽喻”的能力。被赵翼标为“有文学”的姚兴，也曾因为好田猎，引起京兆杜诞著《风草诗》、冯翊相云作《德猎赋》的讽谏，“兴皆览而善之”。吕光在此事上的表现与姚兴无异。

这些用诗赋讽谏的传统，即使不追溯到《诗经》的《国风》，至少也可以在“司马相如——汉武帝”以及“扬雄——汉成帝”的史事中找到原型。不只是对诗赋的解读能力，而是这种“诗赋讽谏——览而悦之”的行为本身，就已经起到塑造华夏式贤明君主的作用。

十六国各政权大部分都撰有国史，可惜这总计达数十种的“霸史”皆已无完书流传。幸好有佚文流传，有助于我们了解十六国国史的原貌，也确认了《晋书载记》、《十六国春秋》与十六国国史的因袭关系。

自撰的“国史”是集中体现一个政权对自身的形象塑造的文本，十六国“霸史”所具有的国史性质，也保留到了《十六国春秋》与《晋书载记》之中。在十六国国史零碎不全的情况下，《晋书载记》和《十六国春秋》成为我们探讨十六国政权历史书写的最主要材料。特别是其中具有溢美性质的言辞，与其说出于唐朝史官或者北魏崔鸿之手，毋宁说是十六国政权的史官苦心润色的结果。

君主异象：实际比附华夏古圣先王

十六国史料所呈现的君主，除了具有华夏文化素养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特征。其中较为显著的，是他们出生时的神异和长大后体貌的奇特。借《北堂书钞·帝王部》的标目，可称为诞载之异与奇表之异。可是他们既与常人有异，互相之间却大有共同点，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神异与奇表几乎都能在历代华夏帝王的“神异库”中找到对应者。

帝王出生之时，记载中往往有神异，十六国君主也不例外。最突出的是“神光”：

刘聪：夜有白光之异。

石勒：生时赤光满室，白气自天属于中庭。

苻坚：有神光自天烛其庭。

吕光：夜有神光之异，故以光为名。

神光之异不见于东汉之前的帝王，第一个拥有此项神异的是汉光武帝。《后汉书·光武帝纪》“论曰”：“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其后附会者转多，如晋元帝“生于洛阳，有神光之异”，又如宋武帝刘裕“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十六国诸君亦对神光之瑞颇有偏好，表明这一点上，他们共享了同一种有关“正统天子”的观念。

另外，史书记载中，十六国君主身高者居多，最高的刘曜身长九尺三寸，约合2.23米；姚襄与赫连勃勃八尺五寸，约合2.04米。刘渊与吕光是八尺四寸。李雄八尺三寸。慕容氏诸帝都是长人，有记录的最矮的是石虎，长七尺五寸。

华夏古圣先王也多是身材伟岸之人，尧身长十尺、禹长九尺九寸、汤九尺、周文王八尺二寸、孔子九尺六寸、秦始皇八尺六寸、项羽八尺二寸、汉高祖刘邦七尺八寸、汉昭帝八尺二寸、刘备七尺五寸（一说七尺七寸）。

上古帝王的身高，多出于《河图》或《帝王世纪》，《河图》为汉儒造作之纬书自不待言，《帝王世纪》乃西晋皇甫谧所作，也是综合了汉魏以来的谶纬学说而写成的上古史。毋宁说出于这些书的身高数据，都是编造出来的。其存在的唯一意义，在于反映了汉晋时期人们理想中的圣贤帝王应该具有超出常人的身高，即“形貌魁伟”。

十六国诸君主的身高，按记录下的数字都很高，最低的石虎与刘备持平。但必须注意到，如石勒、苻坚、姚苌等人的身高没有记载，或许就是不足以达到“魁伟”的标准。这种选择性的记录说明，五胡十六国的国史撰述在对君主形象中身高一项进行记录时，遵循了汉晋以来华夏为“受命天子”所设定的标准，不达标准的宁可不记。

模式化叙事：重回华夏轨道

十六国君主的诞载之异与奇表之异，是高度模式化的。十六国君主的种种奇异之处，都能在华夏历史上帝王圣贤的“奇异库”中找到。

这些神异原本是华夏帝王们专属的符号，在建构应天受命的理想君主形象时，十六国的帝王与他们的史臣们，没有更多的素材可资利用，他们所用的论证正统性和合法性的全部符号资源都来自“历史”，而且只能是华夏帝国的“历史”。

在华夏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禅代之际的合法性宣传占有重要地位，比拟前代圣王的这套符号体系成为华夏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十六国的非华夏君主们的种种奇异特征或许不全是杜撰的，比如从身高一项来看，也存在着选择性记录的问题，但选择的标准仍然是华夏帝王的“奇异库”。由于这些史书大多脱胎于十六国的国史，也就是十六国实际政治中进行的正统性宣传的一部分，它们说明了这些君主所期待的自身形象正是华夏圣王。

有选择地模仿华夏历史上帝王的神异，其实质是利用专属华夏帝王的符号，来塑造十六国君主作为华夏帝王的历史面貌。这些不断模仿、复制的文本得以产生，正透露出十六国政权的政治文化并未远离华夏帝国的传统。

这些文本与政治文化氛围一起，塑造着君主、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的文化认同，最终将史书文本中的“历史”变成历史，让十六国北朝重回华夏帝国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