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國政權的「漢化」可信嗎？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五胡十六國政權的「漢化」可信嗎？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中，北方的各種非華夏勢力被發動起來，最終他們脫離司馬氏諸王的控制，攻陷洛陽。華夏的晉帝國退守南方，北方從此開始了被史家稱為「五胡十六國」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歷史該如何看待，又是如何書寫的？

史家潤色的結果：「僭偽諸君有文學」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立有一條，專論十六國中的非華夏君主的文化素養：「晉載記諸僭偽之君，雖非中國人，亦多有文學」。

趙翼所舉，在《晉書·載記》中都有據可查。除了沮渠蒙遜和赫連勃勃的事例稍嫌單薄，其列君主的「文學」大多有細節性的事實支持。這些材料常被現代學者引用來說明五胡十六國政權在文化上的「漢化」。

石勒雖號稱羯胡部落小率之子，但從其幼年經歷看實處於普通非華夏編戶的地位。此後他一度淪落為田客與奴隸，還有過「兩胡一枷」被執賣山東的遭遇。他沒有機會像劉淵父子一樣從師讀經，《世說新語》明言「石勒不知書」，事實上連他的華夏式姓名「石勒」都是起兵以後牧率汲桑取的，石勒在華夏經典文化上的素養幾近空白。

然而細讀《石勒載記》，又不難找出石勒「有文學」的一些證據。當石勒得知劉曜停授殊禮，撤銷對自己的趙王加封之時，怒而下令，其文中即有「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瞍之義」一句；其後假意辭讓群臣上尊號之請的詔書中，也有「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況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之語。

當然，這些詔令文書出於詞臣之手，尚不能直接代表石勒的才學。然《載記》中石勒與高句麗使者宴飲，在宴會上即興說出品評兩漢魏晉，表現其對歷史不僅熟知，而且有自己的思考。按照《載記》的敘事，石勒的歷史知識大概是聽來的：「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

不僅如此，《載記》中多處敘述石勒尊禮儒臣、招引賢良、在中央與地方興立學校的舉動，與趙翼所舉的劉曜、慕容皝、苻堅無異。石勒又為其太子弘取字「大雅」，使其「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

總之，《石勒載記》展示給讀者的石勒，雖少無學術可稱，但長而好學尊儒，隨着地位的逐步升高，言談舉止中的華夏文化素養也隨之增長，最終完成了從羯胡小率、田客牧奴到華夏帝王的轉變歷程。

後涼的建立者氐人呂光，《載記》言其「不樂讀書，唯好鷹馬」。或即由此趙翼不將他列入「有文學」之君。然而《載記》中至少可以舉出三例，旨在描寫呂光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

其一，在破龜茲時，「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

其二：（呂）光後宴群僚，酒酣，語及政事……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荊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及崇寬簡之政。

其三：「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於天梯山，作表志詩《九嘆》、《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

在第一段記述中，沒有明言賦詩者是否包括呂光本人，但從他主持這一儀式性的舉動來看，至少他是想展示自己「有文學」的一面。

第二例頗似上文中石勒評論古帝王的場景，也是在必須即興發言的酒宴上，故而同樣顯示他對古代治國學說的熟悉。而借段業之口，堯、舜作為帝王最高典範的地位得以重新確認，與石勒自言「軒轅豈所擬乎」一樣，史籍藉此表現出「五胡」君主們對儒家塑造的華夏古聖王及其背後的政治文化的認可。

第三例再次表明呂光具有解讀詩歌中微妙的「表志」、「諷喻」的能力。被趙翼標為「有文學」的姚興，也曾因為好田獵，引起京兆杜誕著《風草詩》、馮翊相雲作《德獵賦》的諷諫，「興皆覽而善之」。呂光在此事上的表現與姚興無異。

這些用詩賦諷諫的傳統，即使不追溯到《詩經》的《國風》，至少也可以在「司馬相如——漢武帝」以及「揚雄——漢成帝」的史事中找到原型。不只是對詩賦的解讀能力，而是這種「詩賦諷諫——覽而悅之」的行為本身，就已經起到塑造華夏式賢明君主的作用。

十六國各政權大部分都撰有國史，可惜這總計達數十種的「霸史」皆已無完書流傳。幸好有佚文流傳，有助於我們了解十六國國史的原貌，也確認了《晉書載記》、《十六國春秋》與十六國國史的因襲關係。

自撰的「國史」是集中體現一個政權對自身的形象塑造的文本，十六國「霸史」所具有的國史性質，也保留到了《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之中。在十六國國史零碎不全的情況下，《晉書載記》和《十六國春秋》成為我們探討十六國政權歷史書寫的最主要材料。特別是其中具有溢美性質的言辭，與其說出於唐朝史官或者北魏崔鴻之手，毋寧說是十六國政權的史官苦心潤色的結果。

君主異象：實際比附華夏古聖先王

十六國史料所呈現的君主，除了具有華夏文化素養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特徵。其中較為顯著的，是他們出生時的神異和長大後體貌的奇特。借《北堂書鈔·帝王部》的標目，可稱為誕載之異與奇表之異。可是他們既與常人有異，互相之間卻大有共同點，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神異與奇表幾乎都能在歷代華夏帝王的「神異庫」中找到對應者。

帝王出生之時，記載中往往有神異，十六國君主也不例外。最突出的是「神光」：

劉聰：夜有白光之異。

石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中庭。

苻堅：有神光自天燭其庭。

呂光：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

神光之異不見於東漢之前的帝王，第一個擁有此項神異的是漢光武帝。《後漢書·光武帝紀》「論曰」：「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其後附會者轉多，如晉元帝「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又如宋武帝劉裕「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十六國諸君亦對神光之瑞頗有偏好，表明這一點上，他們共享了同一種有關「正統天子」的觀念。

另外，史書記載中，十六國君主身高者居多，最高的劉曜身長九尺三寸，約合2.23米；姚襄與赫連勃勃八尺五寸，約合2.04米。劉淵與呂光是八尺四寸。李雄八尺三寸。慕容氏諸帝都是長人，有記錄的最矮的是石虎，長七尺五寸。

華夏古聖先王也多是身材偉岸之人，堯身長十尺、禹長九尺九寸、湯九尺、周文王八尺二寸、孔子九尺六寸、秦始皇八尺六寸、項羽八尺二寸、漢高祖劉邦七尺八寸、漢昭帝八尺二寸、劉備七尺五寸（一說七尺七寸）。

上古帝王的身高，多出於《河圖》或《帝王世紀》，《河圖》為漢儒造作之緯書自不待言，《帝王世紀》乃西晉皇甫謐所作，也是綜合了漢魏以來的讖緯學說而寫成的上古史。毋寧說出於這些書的身高數據，都是編造出來的。其存在的唯一意義，在於反映了漢晉時期人們理想中的聖賢帝王應該具有超出常人的身高，即「形貌魁偉」。

十六國諸君主的身高，按記錄下的數字都很高，最低的石虎與劉備持平。但必須注意到，如石勒、苻堅、姚萇等人的身高沒有記載，或許就是不足以達到「魁偉」的標準。這種選擇性的記錄說明，五胡十六國的國史撰述在對君主形象中身高一項進行記錄時，遵循了漢晉以來華夏為「受命天子」所設定的標準，不達標準的寧可不記。

模式化敘事：重回華夏軌道

十六國君主的誕載之異與奇表之異，是高度模式化的。十六國君主的種種奇異之處，都能在華夏歷史上帝王聖賢的「奇異庫」中找到。

這些神異原本是華夏帝王們專屬的符號，在建構應天受命的理想君主形象時，十六國的帝王與他們的史臣們，沒有更多的素材可資利用，他們所用的論證正統性和合法性的全部符號資源都來自「歷史」，而且只能是華夏帝國的「歷史」。

在華夏帝國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禪代之際的合法性宣傳占有重要地位，比擬前代聖王的這套符號體系成為華夏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十六國的非華夏君主們的種種奇異特徵或許不全是杜撰的，比如從身高一項來看，也存在着選擇性記錄的問題，但選擇的標準仍然是華夏帝王的「奇異庫」。由於這些史書大多脫胎於十六國的國史，也就是十六國實際政治中進行的正統性宣傳的一部分，它們說明了這些君主所期待的自身形象正是華夏聖王。

有選擇地模仿華夏歷史上帝王的神異，其實質是利用專屬華夏帝王的符號，來塑造十六國君主作為華夏帝王的歷史面貌。這些不斷模仿、複製的文本得以產生，正透露出十六國政權的政治文化並未遠離華夏帝國的傳統。

這些文本與政治文化氛圍一起，塑造着君主、統治階級和整個社會的文化認同，最終將史書文本中的「歷史」變成歷史，讓十六國北朝重回華夏帝國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