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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新文化晨曦时刻的儿女，那么一些难以抹平的个体，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
继《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之后，《九个人》是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又一部人物传记力作。这本小书讲述了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路翎、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这九个人相异而相通的命运。
除了沈从文，其他几位大致可以看作一代人——出生在一九一〇年代至二〇年代前几年之间，到三〇、四〇年代已经成长甚或成熟起来。他们不同于开创新文化的一代，也不同于之后的一代或几代。他们区别性的深刻特征，是新文化晨曦时刻的儿女，带着这样的精神血脉和人格底色，去经历时代的动荡和变化，去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
这九个人的故事，自然交织进二十世纪中国的大故事；与此同时，却并未泯然其中，他们是那么一些难以抹平的个体，他们的故事不只属于大故事的动人篇章，更是独自成就的各个人的故事。
作者简介
张新颖，1967年生于山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主要作品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九讲》《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等；
当代文学批评集《栖居与游牧之地》《双重见证》《无能文学的力量》《置身其中》《当代批评的文学方式》等；
随笔集《迷恋记》《有情》《风吹小集》《读书这么好的事》等。
原文摘录
搜家，审问，批斗，接踵而至。在遭受声色俱厉的谩骂、警告、威胁的过程中，“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莎士比亚的名句：‘这是篇荒唐的故事，是白痴讲的，充满了喧嚣和狂乱，没有一点儿意义。’”——这真是一个书生的反应。 巫寧坤一九五一年忽然收到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的電報，請他回去任教，他丟下寫了一半的論文，回到“一個用噴窮、悲哀、孤獨、屈辱、動蕩和戰亂充塞我的青少年時代的祖國。投身於一個嶄新的世界，去過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這個誘惑力遠勝過博士學位和在異國做學問的吸引力。”——“嶄新的世界”“富有意義的生活”、這樣的“話語”具有奇異的“魔法”，彷佛自帶一個碰觸點，一旦碰觸即刻激發巨大的想象、強烈的渴望和投身的熱情，為其“誘惑力”所感召的，豈止是巫坤寧、穆旦、顧壽觀、劉文清、王道乾、吳冠中這樣的個人，又豈止是他們這樣的一代人。 ...... “生活中最頭疼的事是硬性規定的政治學習，每周兩三個下午。”學文件，討論，“人人都得發言，暴露思想......沉默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沉默就被認為抵制思想改造。不久我就發現，你永遠是錯的......提高政治覺悟是永無之境的。” “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師還得上'馬列主義夜大學'。一位年經的男教師每周兩次從北京來，朗讀他在新建的人民大學聽見蘇聯專家講授馬列主義的筆記，一字一句，照本宣科。我們得做筆記，因為期終還有考試。” “我越來越公開地對缺少思想言論自由表示不滿。只有良錚和天生與我有同感。”他不知道，禍根就在這裏——二〇〇五年，余英時與巫坤寧第一次見面，對他心直口快、表裏如一的印象如此強烈：“一席話之後，我便完全懂得：他為什麽絕對逃不過劫難。” ...... 搜家，審問，批鬥，接踵而至。在遭受聲色俱厲的謾駡、警告、威脅的過程中，“我腦子裏突然冒出莎士比亞的名句：'這是篇荒唐的故事，是白癡講的，充滿了喧囂和狂亂，沒有一點兒意義。'”——這真是一個書生的反應。 書生的反應迂闊，於實際絲毫無補；然而奇異的是，巫坤寧恰恰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對應出現的各種困境，而且，它起到了無可比擬的作用。這部回憶錄裏，有許許多多這樣動人的時刻—— “肅反”造成南開接連的自殺...
书评
一种计划外的阅读，特别是上周正好去武康路的巴金故居好好看了一番，巴金一家1955年搬来此处，直到2005年逝世均住在这栋花园洋房里，一楼进门左侧餐桌上方便是黄永玉画的大幅巴金人物画，展柜里有与沈从文等人的通信，二楼的几个书柜保存了作家当时写作和翻译使用的大量外文书和工具书等。故居保存还算完好，因此在这本书中看到相关情节时的感受十分恍惚奇妙。
时代与个人 尽管是计划外的阅读，在此时读来却十分应景，因为身处当前环境的苦闷与摇摇欲坠感通常难以言说，更难以传递，处在此山中的遮蔽效应让清醒变得困难——单单是讲出清醒两个字也显得意气了。
人与时代的关系和选择在当时无论如何都无法看清，历史的猴子总是滥开玩笑，且对过去从不缅怀。选择的后果在三十年后才逐渐看清，码头一别便是眼前路与身后身；特别是想到这些不过是时代的注脚，被打捞和记忆的，终归是少数，“劫灰一过客，且做无稽谈”。又怎能不让人绝望呢。
但又实实在在获得了一点信心和笃定，比如对长时段的信心、精神与内心世界的自洽和抵抗、人的韧性等等。这很难得，因为很多时候时代对个人的碾压突如其来不留缝隙，这一点点的信心和韧性可能就撑起了活下去的那个小角落。
写作的自我意识 非常难得，为时代中的人立传，写作手法中能够想到的两点，这本书都提到了。
传记写作很难，写作者要有激情，这毋庸赘言，但激情又不能太过，否则容易反客为主，变成过剩的自我意识，而这一点张新颖老师在开篇便异常清醒地指出了——
一部长篇的叙事作品——传记当然是这样的作品，叙述者必然有内在的叙述冲动，并且应该把叙述的动力充实、保持、发展和丰富到最终，否则，一开始就动力不足，或者中途涣散，都会使得作品无精打采；但是，内在的冲动即便很强烈，也应该自觉加以限制，不致酿成感情的泛滥和思想的恣肆，这同样会毁掉作品。有叙述的激情而节制、内敛，甚至隐藏，叙述饱满而不张狂，才有可能使得叙述本身的意蕴不受伤害。叙述本身可以产生出一个多维的立体空间，叙述者内在的自我应该致力于扩充这个空间，而不是让自我表现的冲动把这个空间压扁。 这一尺度的把握实际操作起来其实很难，因为写作者往往是自恋的，特别是当写作者与传主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那一部分便总是若隐若现，很容易变成一种操弄情绪的“暴烈而醉人的进攻”。
由此而来，传记写作的另一值得注意的面向：陷入程式化模式化的受害者叙事，比如常见的对时代的大加挞伐与事件的无差别反省和批判，简言之，人物的个性和复杂性被淹没在时代和事件之中，因此容易让人怀疑写作者的真诚。有关这一点，张老师也在文中提出了批评——
这样的叙述基本上遵循的是“时代灾难——对个人精神的摧毁——个人创作才能的完结”的理路，进而唤起和达到对于“时代灾难”的集体性痛恨、深刻的反省和强有力的批判……为了“时代灾难”的充分展示和表现，个人的全部复杂性就得割舍掉一部分甚至全部割舍掉吗？说到这里，也许就触及了上述叙述模式必须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这种模式中，是什么居于叙述的中心？是达成对于“时代”的反省和批判吗？那么“时代”的受难者——具体个人——的位置何在？如果看起来深刻的反省和有力的批判，不能落实到对于反省和批判过程中出现的个人的全部复杂性的尽力恢复和诚心尊重上，这种反省和批判极有可能是虚妄的。 这种真诚又清醒的写作意识十分难得，人们对待过去通常敷衍又怀恨在心，历史的表演搞砸了又重来，浪潮永无止境，有勇气去咀嚼细节与真相的人总是少数，而自我咀嚼后又不自怜也不自矜地将之呈现，是一种慈悲心。
我终于明白，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也不是该不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