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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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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老爷》中国当代作家山川的散文。

作品欣赏

乔老爷

乔老爷自然姓乔。

乔老爷军人出身,在部队当报务员,喊他“乔老爷”是因为《乔老爷上轿》上映。

那个年代,归州城里时兴喊外号,没有外号也要起个外号,起外号的热心人很多,无偿授予别人外号,外号且形形色色,譬如“两吨半”、“土匪”、“皮条”、“打杵”、“油光石”、“秤砣”等等。

在我们单位,年长者被称为“师傅”,约定俗成,渐成行规,这也是社会文明的体现,可惜好景不长,不知不觉间风行外号,明显带有文革遗风。

我的师傅姓寇,外号就叫“日寇”,他因此义愤填膺。起初我还以为他当过兵,甚至怀疑他是否东洋战俘,因为他喜欢军人行头,绿上衣还自缝两口袋;我认得另一位师傅姓刘,沉默寡言,身材壮实,貌似电影里的日本兵,遂被“好心人”授予“鬼子”。其实,他俩都是地道的中国人,与东瀛四岛毫无瓜葛,外号让他们差点成了敌人。对比他俩的悲惨遭遇,乔老爷的外号还算恭敬,同事呼喊他也乐于应声,但我从没喊过一声“乔老爷”。我不喜欢喊别人外号,也不喜欢同事间喊外号,更不喜欢自己落个外号,这也是我做人的底线。

我奉命调进归州城第一天,进电报房见到的第一人就是乔老爷。他梳着毛式大背头,着装显得很随意,上着白色汗衫,下穿过膝短裤,脚靸软底拖鞋,叉着腿站在机台边发报,他的腿细得像麂胯胯。我们进去时门响了,他扭头瞥了一眼,没有开口的意思。我不知道他是我的班长,也不知道他就是乔老爷,更不知道他是个左撇子。旁人就扯我衣襟说喊班长,我顿了顿低声喊了一句,他好像没听见也不应声,估计是真的没听见。他头上戴着黑耳机,左手颤抖着敲打电键,右手握着支铅笔抄写,一副地下工作者模样。忙完一阵终于回头,一副慈眉善眼面相,眼珠略有些泛黄,上嘴唇比下嘴唇短,四爷说过那叫地包天,地包天却没包住天,一笑牙床露出来了,牵着一道道皱纹。他说话的声音有点沧桑,望都不望就问我:你是新来的小某?知道莫尔斯电码吗?我笑而不答,也无从回答,那时的我混沌未开,只知道有个莫斯科,认得26个英文字母。他终于转过身来,捋一捋毛式大背头,顺手把铅笔夹在耳轮上,从头到脚看我一眼,咬牙切齿地说:摩尔斯这个狗日的美国佬,就是他发明这该死的电码……听他一说我倒吃了一惊,因为他的面孔变得怪异,一开口嘴里就有些“带渣”,难不成他的脑壳有毛病?

后来我得知,他果然有“毛病”,单位一些人说他“神经兮兮”。对乔老爷的“毛病”,我的师傅不置可否,只是悄悄告诉我,他发报把手搞坏了(报务员行话:发电报讲手法,稍不慎手法坏了,点划不能流畅,或是无法发报),又说乔老爷用的左手,之所以他用左手发报,是因为在部队搞坏了右手。听到这里,我的两手不由自主出了汗,我想倘若右手不“坏”,他岂不是可以左右开弓。事实出乎我的判断,他果然可以左右开弓,无论发报还是抄报,左右手均能胜任,只不过左手发报顺畅,左手发报右手就会抄报,但有时也用左手抄报,机台场面显得有点混乱,和他交接班总要收拾一番,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一手字码写得漂亮极了,尤其是“2”和“7”,宛如行云流水,看他抄报就是一种享受,我想就凭此也得让他当班长。

可是,喊他班长的人很少,大家习惯称他乔老爷,乔老爷对此也不在意。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单位至今流传他的故事,说出来令人津津乐道。有人说,但凡领导个个怕他,但又拿他实在没法,他讲话提意见从不顾忌,巷子里赶猪——直来直去,既不讲究方式方法,也不选择语言词汇,更不考虑对方接受程度,经常让领导下不来台。有次支部开门整风纳谏,各班派代表给领导提意见,乔老爷代表电报房发言,张长李短数落事例,说东道西激动起来,激动起来脑壳失控,当即直呼领导大名:某某某,老子日你先人!

这是真事,也是笑料,令人不忘。多年后,乔老爷光荣离岗,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在归州城里悠闲度日。他的模样一点没变,仍是过去的装束,冬天脖子上多条围巾,夏天手里多把蒲扇,跟在老伴身后逛街,遇到他我自然恭敬请安,提及往事忍俊不禁,他承认那时自己失控,脑壳一热就把持不住。

除此以外,乔老爷还有洁癖,特别讲究清洁卫生。我们电报房在二楼,他的寝室也在二楼,与电报房相隔几厢板壁,他的寝室从不锁门,床铺折叠整整齐齐(恐是军人习惯),用品用具摆放有序,寝室乃至门外走廊,地板整天擦得放光。他当班长时期,电报房清洁卫生经得起检查,门上的红条条永远是“最佳”,无论机台还是地板,你怕是摸不到灰尘。只要他在电报房当夜班,一有空就用拖把拖地板,从电报房一直拖到门外走廊,一路拖至对面长途台门口,再一路拖下楼梯,拖出一片新天地。

乔老爷不抽烟只喝茶,只喝老家煸的茶,动辄捧着茶杯消闲。有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在电报房值晚班,乔老爷捧着茶杯进来,伸手拍一拍我肩头,说闲得无聊他想值班,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咋玩?看电影没买票不说,脚还冻得像狗啃一般,哪有电报房的白炭火盆?我不敢鄙乔老爷面子,他是个农村半边户,工休才回老家一次,平时和我一样孤军奋战,筷子敲碗上食堂,提桶水洗脸烫脚,也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又不喜欢逛街日白,除了上班再无其他兴趣。我当即下楼去“玩”,穿过迎和门上后街,街上冷冷清清,路灯昏昏沉沉,偶尔有人影晃动。我顺后街一直走,走过公安走过政府,走过大招走过小招,走至西门口往下转,从迎宾旅社上前街,一路走至南门口。城门洞有盏路灯,灯光像死猫眼睛,灯影下有两人走棋,为别腿马争论不休,争论声越来越大,夜幕中引来一声怪叫,原来城墙根睡着女疯子。下棋人熄了火,兜着棋子散去,我也赶忙走开,左转是一摞石阶,摸索着拾级而上,穿过人民广场,电影院里还有声响,听不清放的什么电影,我顺院墙走过城门洞,转了一个大圈上楼,乔老爷正在火盆边拨火,诺长时间一份电报都没收发。他让我坐下来烤火,把他的茶杯递给我,刚泡的一杯毛尖茶,杯子是金属盖玻璃杯,外面套着塑料胶丝网,这在当时是顶级奢侈品,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我看了看他的心爱之物,琢磨着是喝还是不喝,犹豫时间其实很短暂,他拿杯子的手伸着,说:你喝不喝?不喝扔了!“扔了”两个字尚未出口,杯子日的先飞出窗口,啪嚓一声砸在楼下院子里,我吓了一跳,跳起来跑向窗口,他的干部杯已经瘪了。他怔了怔起身下楼,捏亮电报房的电筒,捡回那个不锈钢杯盖,还有那个塑料胶丝网,说是还可以再用。

我当报务员那时,文革遗风导致纪律松弛,电路、机台扯皮是常事,电路两边的报务员,视通信纪律为儿戏,各自逞强、互不相让,遭殃的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惜字如金的电报,不管是加急的“母病危”,还是特急的“父病故”,电报在机台上有时会睡一整天。遇上机台、电路扯皮,宜昌个个是“老大”,就电路而言也的确是“老大”,归州城是个小县城,相比较属于“乡下”,幸亏有乔老爷罩着我们。前面说过,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在部队就是报务班长,见的场面和人物多了去了,岂能容得宜昌老大欺辱?遇到机上扯皮,他当强力后台,命令全线开火,常常一个上午乃至一天停止收发报,归州城的电报堆一大沓,宜昌城的电报也发不过来,一直扯到双方领导拿着电话下令。即便如此,乔老爷丝毫不做让步,仍是一方五份轮换着发,倘若对方坏了规矩,不由分说一通“嗒嘀”(莫尔斯符号9:滚蛋的意思)招待,发得手指酸疼,就让送电报的老郭代劳。老郭是线务员出身,爬杆子掉下来伤了腰,改行从事电报投递,他咬着一根长杆儿烟袋,一边吸烟一边敲打电键,慢腾腾敲打那个“9”,那个场景至今恍若眼前。其实,乔老爷争这个赢,大多是为我们护短。他的寝室离电报房不远,嘀嘀嗒嗒的电报声听得见,遇到宜昌一方欺负人,他靸着鞋就会来电报房,不由分说一连串“9”,然后命令休战,呼叫不回应,电话不让接,就为赌这口气。

乔老爷当了两年班长,调去乡下做了支局长,没人给我们撑腰、护短,机上扯皮一边倒,宜昌报务员不战而胜。

新班长是我的师傅,也就是大家喊的“日寇”,他终于当上这个班长,他很在乎这份荣誉,这是他毕生最大官衔,因而非常敬业且认真,只可惜他为时已晚,班长已非国家干部,待遇和我们一个样。新班长不容机上扯皮,任凭对方如何刁难,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心情犹如翻滚的吒溪河,因而倍加思念乔老爷。乔老爷其实也思念我们,偶尔回归州城开会,总要来电报房串门,碰到机台上有电报,也不客气上机就发,发完后馈赠对方一串“9”,也算他过一过干瘾。

乔老爷自打去了乡下,再没调回电报房,直至他按政策光荣离岗。他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时,我正在办公室当主任,经常为大楼门卫人选操心,我斗胆去请教乔老爷,没想到他愿意来当门卫,致使门卫级别陡升了好几个档次。

我的上级成了我的下级,我作为上级自然要关照下级。乔老爷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其实有道坎过不去,这道坎自然是面子。面子这东西对我们很重要,做门卫(如今唤作保安)虽然没有低人一等,但进进出出的人素质各异,面对乔老爷履职反应不一,甚至有人出言不逊,说他把钱看得太重了(其实也没有多少钱),这就伤了乔老爷的自尊心。他终于忍不住向我“辞职”,理由也很简单:回老家过年。我知道这是个“垛子”,顾及他的面子和他道别,这一别有如当年离开电报房一样,再也没有机会天天见面,即或后来在街上遇见他,我毕恭毕敬上去请教,乔老爷爱理不理应一声,没有半点深谈的意思。我终于领略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含义,他毕竟和我不是同代人,不是同代人就肯定有代沟,有代沟就可能话不投机,话不投机自然无话可说。

望着他踽踽而行的背影,我靠着行道树久久目送,树上腾地飞起一只鸟,扇得树叶扑簌簌响,我在心里面说:您家保重,我的乔老爷! [1]

作者简介

山川,1980年代从事业余文学写作,现为全国邮政作家协会、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