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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弘一大师病中也不忘念佛在痛苦中,他不能起床,觉得死亡渐渐地掩盖了一切,除了嘴巴还能‘孤军奋斗’,实在不能再做别的事。可是,他依旧强忍奇痛,撑着身子,动笔,抄一段临终的话给传贯法师。

  他告诉贯师说:‘我命终前,请你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也不必常常念。命终后,不要翻动身体,把门锁上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身、洗面。当时以随身所穿的衣服,外裹夹被,卷好,送到寺后山谷。

  三天后,有野兽来吃便好,否则,就地焚化。化后,再通知师友。但千万不可提早通知。我命终前后,诸事很简单,必须依言执行……’

原文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西归直指》中有一个精妙深远的比喻:

  “野狐黑夜入厨房,饱食睡去。天明不能逃窜,乃佯死而待人弃去。未几,果有欲弃之者。一人曰:狐尾甚佳,待我割之而后弃。狐闻而惧,忍痛而听其割。俄有童子来,欲取其两耳。狐闻益惧,然思两耳犹无关于性命,仍复忍之。

  俄复有人曰:皮可补裘。狐大骇曰:若取我皮,必至断头剖腹,其可忍乎?于是奋然跳起,向外狂奔。而此狐竟走脱矣!

  人在三界牢狱,无异厨房。业已托胎为人,已难逃于一死。只有念佛往生,乃可死里逃过。错过强壮之时,狐尾已经割去。若到桑榆迟暮,已将断头剖腹矣!苟非立弘誓愿,奋不顾身,其能跳出迷途,蒙佛接引乎?”

  火宅之中,众苦煎迫。业力流转,病苦缠绵之时,修行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净土圣贤录》记载:

  “善胄。俗姓淮,瀛州人(今河北河间县一带)。年少出家,智慧聪敏领悟力强,常常参与讲经的法会,尤其善长精通于《涅槃经》,曾多次摧破折伏讲经的座主。隋朝初年,往北方依止远法师,居止于京城的净影寺。

  远法师命终后,奉皇上的敕令在净影寺作为研究《涅槃经》大众的导师。隋炀帝大业年间,朝廷在全国广泛地遴选大德高僧,善胄即被选上。善胄虽然一再地开设讲经弘法的讲座,而私下却时常暗自地修行净土法门,别人都不知道。有一天忽然得到中风的疾病,嘴唇口角偏斜了方向。

  后来疾病忽然减轻消失,恢复到平常的状况,善胄说:‘我的病既然好了,想必我的生命快要结束了。’

  唐高祖武德三年三月,疾病危急,告诉门徒弟子说:‘我一生一世坚定正信,心心念念都在思念阿弥陀佛,根本不用疑虑担心我不会往生净土!’

  于是命令弟子擦拭打扫屋舍殿宇,烧种种香恭敬等待。这时善胄突然起身端坐恭敬合掌,并告诉侍者说:‘赶快安置高座,阿弥陀佛驾临了,我善胄今日才知道忏悔惭愧以往的恶业。’

  说完就这样端坐合掌,过了很久之后,才躺卧下来,并且说:‘刚才阿弥陀佛来的时候,你们见到了吗?我现在要往生去了!’才说完就命终往生。”

  近代大德弘一大师亦曾两次罹患重病,其病痛苦不堪:

  “第一次大病是在1931年春天。弘一法师在法界寺患病甚重,全身热如火焚。他虔诚背诵《行愿品偈赞》,略无间断,体内渐生清凉之气。

  第二次大病是在1935年年底到1936年年初。弘一法师在乡间讲经,居于黑暗污浊的屋子里,受病菌感染,遂发大热,神智昏迷,皮肤外症极重。”(《中国档案报》)

  《责己自省 念佛不止——记弘一大师在病中是怎么精进的》一文较详细地记载了弘一大师第二次患病时的境况:

  “弘一大师在承天寺受到惠安佛教界的邀请,偕同泉州专员黄元秀到惠安讲经。在惠安乡间弘法期间,师一生中的第二次大病,向他猛烈地袭击而来。

  由于弘一大师的病太多导致体质十分脆弱,架不住不间歇地奔波,而这次的病是‘风湿性溃疡’,手足肿烂,发高烧。这种病,在闽、赣山地患者最多,病情严重的病人,能带着几十年的溃疡不愈合,四肢溃不成形。

  而又有一种极小的黑蝇,人体被它咬后,发红肿胀,如果用手搔抓,便会引起急性溃烂。严重的,一夜间,足可烂掉腿、臂所有的肌肉。

  弘公在惠安乡下,也许受到太多的辛劳,又加上黑蝇的攻击,结果不到弘法完了,已觉得四肢奇痒,手臂与脚背,渐渐发红。口干,舌苦,有轻度的热在体内发动。

  因此,他不得不回到泉州乡间草庵寺,接受这一次病的折磨。其实,开始时,并没有严重的感觉,直到全臂开始溃烂,发高烧,才感觉外在的病,也不单纯。直到他被这种溃疡摧残而卧病不起,停止了一切佛法上的活动。这时,仅仅在床上,反复地念佛,念观世音菩萨。

  当广洽法师由厦门获得弘公生病的消息,到草庵去探视,弘公还整天地梵香、写字,换佛前净水,洗自己的内衣。广洽法师说:‘法师该休息了,等病好再活动。现在,您的病,好些吗?’

  弘一大师却说:‘唉,你问我这些,是没有用的。你该问我念佛没有?病中有没有忘了念佛?这是念佛人最重要的一着,其他都是空谈。在病中忘了佛号,在何时何地也会忘却佛号吧。生死之事,蝉翼之隔,南山律师告人病中勿忘念佛,这并非怕死,死,芥末事耳。可是,了生死,却是大事。’

  在痛苦中,他不能起床,觉得死亡渐渐地掩盖了一切,除了嘴巴还能‘孤军奋斗’,实在不能再做别的事。可是,他依旧强忍奇痛,撑着身子,动笔,抄一段临终的话给传贯法师。

  他告诉贯师说:‘我命终前,请你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也不必常常念。命终后,不要翻动身体,把门锁上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身、洗面。当时以随身所穿的衣服,外裹夹被,卷好,送到寺后山谷。

  三天后,有野兽来吃便好,否则,就地焚化。化后,再通知师友。但千万不可提早通知。我命终前后,诸事很简单,必须依言执行……’

  传贯法师看了这篇遗嘱,只有眼泪和着悲伤,期待着弘公能早点康复。

  这种强烈的溃疡,延到一个半月之后,高烧已退,弘公的两臂肌肉大部落脱,腐烂的白骨,赫然出现,奇臭,目不忍睹。在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来临,斑烂的骨上,又生了些肉芽。他把这次病中的情形,告诉他的老友夏丐尊和性常法师。

  日后他给仁开法师信中说:‘……朽人初出家时,常读《灵峰》诸书,于“不可轻举妄动,贻羞法门”,“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等语,服膺不忘。

  岂料此次到南闽后,遂尔失足,妄踞师位,自命知“律”,轻评时弊,专说人非,罔知自省。去冬大病,实为良药。但病后精力乍盛,又复妄想冒充善知识,是以障缘重重,……朽人当来居处,无有定所,犹如落叶,一任业风飘泊……’

  这封信写在鼓浪屿日光岩,为了责备自己,竟然在佛教刊物上声明,取消‘法师、律师、大师’的称号。”[1]

佛教信仰

信仰佛教的好处,有些虽然信仰他教亦能获得,但毕竟佛教要高超、殊胜多了。

佛教详尽地剖析宇宙人生的问题,目的在使人对人生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一般人对人生的看法,不外乎悲观乐观两种。

而佛教的人生观,严格说来,是既不属于悲观,也不属于乐观的,我们可以勉强称它做:‘中观’。

什么叫‘中观’呢?就是既不哭哭啼啼地悲叹人生,也不浑浑噩噩地虚掷生命,它能用智慧的眼光,扫除一切人生的疑惧、苦闷和误解,而正确地认识人生的真象,把握人生的方向。

佛教又认为众生是一体的,休戚与共的,小我生活于大我之中。因此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但不能自私自利,反而要有慈悲助人的精神。

佛教反对命运操纵在他人或神的手中,自己做的自己承当,因此人人要克苦耐劳,努力奋斗,为了明日,必须献出今天,没有辛勤的耕耘,哪会有丰硕的收获呢?

佛教的戒律,对人的行为并不是死的束缚,而是活的鼓舞,在消极方面可以止恶防罪,在积极方面能够鼓励救人济世。举‘不杀生’为例,它的真正精神与目的,不在自己的不杀,而是要去劝人戒杀,一个立志学菩萨道的人,自己杀生固是破戒,就是见死不救也是犯戒。其他戒律也莫不如此,不但自己不能‘偷盗’、‘说谎’,更要劝人不要偷盗、说谎,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劝人改邪归正。

严守五戒是做人的根本,违犯五戒在社会上就不能立足,同时为国法所不容,最后只有身系囹圄,饱尝铁窗滋味。而佛教更认为要想做‘人’就非守五戒不可,违反五戒,下世就不能再得人身,而将堕入地狱、畜生、饿鬼等三恶道了。(这三类众生的报应都是痛苦不堪的,因此称为恶道。)我们且不管下世如何,看看目前就够了,人能不杀生,社会上就没有杀人命案;能不偷盗,就没有小偷、强盗;能不邪淫,就不会有男偷女娼,破坏家庭伦理的事;能不妄语也就不会有欺、诈、骗等事;能不饮酒,则身心愉快,头脑清晰,不会因一时糊涂而闯祸。(酒有害身体,早经医学一再证明。)如此,这个社会不是宁静、安乐的社会吗?因此我说佛教有净化社会人心的功用。

佛从不生气,或处罚弟子,在佛教经典中,绝对找不到佛发怒而用洪水、瘟疫来处罚人类的。

佛对弟子一直和颜悦色,谆谆教诲,他真的是‘有教无类’——不论老、少、贫、富、贵、贱,同时包括宇宙间每一类众生在内。

佛最懂得因材施教,能把握不同的时机,对不同资质的众生说最好的道理。[2]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