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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打祝家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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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三打祝家庄 编剧；李纶、魏晨旭、任桂林 导演；王一达、魏静生 主要演员；张一然、阿甲、魏静生、赵容美等 首演团体；延安平剧研究院 首演时间；1945年2月 剧目类型；京剧 |
《'''三打祝家庄'''》由延安平剧研究院出品，任桂林、魏晨旭、李纶执笔创作。取材于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第46至50回而创作的京剧剧目。
该剧讲述了宋江率领梁山农民起义军三次攻打地主武装盘踞的祝家庄的故事。[1]
剧情简介
梁山农民起义军第一次攻打地主武装盘踞的祝家庄，由于贸然进攻、不明地势而失利。秦明、黄信等人被擒，宋江等被困盘陀路，险些全军覆没，幸有石秀向导始得脱险。
第二次攻打祝家庄，先派石秀探明盘陀路的奥秘，并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争取了李应的李家庄和扈太公的扈家庄，打破了三庄联盟，孤立了祝家庄。但最终因为祝家庄城高沟深、易守难攻，水泊梁山的义军只靠猛冲猛打很难取得胜利，第二次攻打祝家庄又遭到失败。
这时宋江考虑到：只有里应外合，始能打破防守严密的祝家庄。恰恰这时孙立携家眷及朋友来投，便设巧计：使孙立、孙新、乐和、顾大嫂等假意投靠祝家庄教师栾廷玉，从而打入祝家庄作为内应。在第三次进兵祝家庄时，孙立等与庄外的宋江里应外合，乐和智除祝小三，又有钟离父子等庄民相助，救出被擒众好汉，宋江终于大获全胜，攻克了祝家庄。
戏曲表现
1944年4月，毛泽东向刚改归中央党校领导的延安平剧研究院作出创作《三打祝家庄》的指示，目的是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解放敌占城市的策略教育，副校长彭真当作重大政治任务，大力领导了这一工作，教务处主任兼平剧研究院院长刘芝明亲自组织、指导并参加了整个创作活动。1944年7月初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组（没有正式名称），成员有刘芝明、齐燕铭、任桂林、魏晨旭、李纶，任、魏、李为剧本执笔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对三打祝家庄故事作了精辟的分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雇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就是最好的一个。”毛泽东从哲学和军事学角度所作的概括和提高，使它具有了普遍的指导意义。一九四四年秋末，《三打祝家庄》 编写过程中，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口头指示：编写《三打祝家庄》剧本，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这一指示不仅总结了古代农民战争中攻打城市的基本经验，也总结了人民军队在缺乏现代武器条件下夺取敌占城市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的两个指示，是创作、修改《三打祝家庄》的指导思想。为了帮助编剧充分认识毛泽东关于编演《三打祝家庄》这一决策的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矛盾论》对三打祝家庄评论的丰富内容和深刻策略思想，彭真多次与刘芝明谈话，给创作组写长信，给全院同志讲话，都是为了帮助编剧们提高认识，纠正思想认识出现的偏差。
因为创作组的几人都缺乏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经验，，为了补救这一重大缺陷，平剧研究院的校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由党校教务处召开过十几次座谈会，刘芝明主持，每次三十至五十人，主要是学员中来自各抗日根据地地委、厅、局以上的干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或专业知识。帮助分析三打祝家庄故事，讨论两次起草的剧本提纲，研究重大疑难问题。第二，邀请校内外的专家、学者等参加创作组的会议，给创作组成员讲授专门知识或工作经验，指导或帮助编剧们克服困难，突出的事例是，当时专搞城市地下工作的刘宁一、刘慎之二人一连参加五次会议，圆满地解决了如何描写梁山地下军的内应工作问题。第三，刘芝明有计划地安排编剧们在校内外进行了十来次社会调查，包括向有关的机关（主要是军事系统）或领导干部访问。这些措施让创作组成员下定决心，重新编写了新剧本。
1945年1月底或2月初完成了剧本创作，1945年2月22日、23日由平剧研究院开始演出。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京剧院再一次复排《三打祝家庄》，并邀请剧作者把全剧压缩成十三场。
剧目赏析
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京剧）革命的道路。（毛泽东评）
《三打祝家庄》较少理念成分，艺术上也比较完整，因而有较强的舞台生命力。（《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戏曲卷》评）
京剧《三打祝家庄》虽然根据古典小说《水浒传》改编，但和原作又有许多不同处：京剧删掉了原小说中的时迁偷鸡、李逵洗劫扈家庄、吴用智赚李应上梁山等无用且有损梁山好汉形象的情节，同时吸收了昆曲剧目《扈家庄》和《石秀探庄》等剧中一些精湛的表演艺术。
该剧从策略斗争的角度，描写梁山农民起义军总结战争失利的教训，摸索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分化敌人、里应外合等经验，终于大获全胜。通过塑造农民革命领袖宋江及众梁山好汉的英雄群像，《三打祝家庄》表现了人民的斗争意志和智慧，突出了战略思想，成为划时代的剧目。
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转入全面反攻阶段，解放区军民面临着夺取敌占城市的重要战略任务，而这出戏的创作演出于1945年的春节。这个桥段正适应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体现了毛泽东“推陈出新”的文艺思想，同时该剧又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戏剧性，遵循了传统京剧的编演规律：唱做念打齐备，文武昆乱不挡；剧中老生、武生、花脸、文武丑、武旦、武净均有出色的舞台呈现。（《北京晚报》评）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