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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支日记》是鲁迅写的一篇文章。
原文
前几天会见小峰，谈到自己要在半农所编的副刊上投点稿，那名目是《马上日记》。小峰怃然曰，回忆归在《旧事重提》中，目下的杂感就写进这日记里面去……。意思之间，似乎是说：你在《语丝》上做什么呢?——但这也许是我自己的疑心病。我那时可暗暗地想：生长在敢于吃河豚的地方的人，怎么也会这样拘泥?政党会设支部，银行会开支店，我就不会写支日记的么?因为《语丝》上须投稿，而这暗想马上就实行了，于是乎作支日记。
六月二十九日
晴。
早晨被一个小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赶开，又来;赶开，又来;而且一定要在脸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它不死。只得改变方针： 自己起来。
记得前年夏天路过S州，那客店里的蝇群却着实使人惊心动魄。饭菜搬来时，它们先追逐着赏鉴;夜间就停得满屋，我们就枕，必须慢慢地，小心地放下头去，倘若猛然一躺，惊动了它们，便轰的一声，飞得你头昏眼花，一败涂地。到黎明，青年们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脸上来爬来爬去了。但我经过街上，看见一个孩子睡着，五六个蝇子在他脸上爬，他却睡得甜甜的，连皮肤也不牵动一下。在中国过活，这样的训练和涵养工夫是万不可少的。与其鼓吹什么“捕蝇”，倒不如练习这一种本领来得切实。
什么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没有全好呢，还是缺少了睡眠时间。仍旧懒懒地翻翻废纸，又看见几条《茶香室丛钞》式的东西。已经团入字纸篓里的了，又觉得“弃之不甘”，挑一点关于《水浒传》的，移录在这里罢——
宋洪迈《夷坚甲志》十四云： “绍兴二十五年，吴傅朋说除守安丰军，自番阳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见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担观之。其人曰，吾村有妇人为虎衔去，其夫不胜愤，独携刀往探虎穴，移时不反，今谋往救也。久之，民负死妻归，云，初寻迹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戏岩窦下，即杀之，而隐其中以俟。少顷，望牝者衔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断其一足。虎弃所衔人，踉而窜;徐出视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数十步，堕涧中。吾复入窦伺，牡者俄咆跃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杀之。妻冤已报，无憾矣。乃邀邻里往视，舆四虎以归，分烹之。”案《水浒传》叙李逵沂岭杀四虎事，情状极相类，疑即本此等传说作之。《夷坚甲志》成于乾道初(1165)，此条题云《舒民杀四虎》。
宋庄季裕《鸡肋编》中云，“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始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案《水浒传》叙郓哥向武大索麦稃，“武大道：‘我屋里又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稃?’郓哥道：‘你说没麦稃，怎地栈得肥䐛䐛地，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武大道：‘含鸟猢狲!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鸭必多雄始孕，盖宋时浙中俗说，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浒传》确为旧本，其著者则浙人;虽庄季裕，亦仅知鸭羹无气而已。《鸡肋编》有绍兴三年(1133)序，去今已将八百年。
元陈泰《所安遗集》《江南曲序》云：“余童艸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过梁山泊，舟遥见一峰，��嵲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谓‘去时三十六，归时十八双’，意者其自誓之辞也。始予过此，荷花弥望，今无复存者，惟残香相送耳。因记王荆公诗云：‘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味其词，作《江南曲》以叙游历，且以慰宋妻种荷之意云。(原注： 曲因��损无存。)”案宋江有妻在梁山泺中，且植芰荷，仅见于此;而谓江勇悍狂侠，亦与今所传性格绝殊，知《水浒》故事，宋元来异说多矣。泰字志同，号所安，茶陵人，延祐甲寅(1314)，以《天马赋》中省试第十二名，会试赐乙卯科张起岩榜进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龙南令，卒官。至曾孙朴，始集其遗文为一卷。成化丁未，来孙铨等又并补遗重刊之。《江南曲》即在补遗中，而失其诗。近《涵芬楼秘笈》第十集收金侃手写本，则并序失之矣。“舟遥见一峰”及“昔宋江事处”二句，当有脱误，未见别本，无以正之。
七月一日
晴。
上午，空六来谈;全谈些报纸上所载的事，真伪莫辨。许多工夫之后，他走了，他所谈的我几乎都忘记了，等于不谈。只记得一件：据说吴佩孚大帅在一处宴会的席上发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为 “蚩”“赤” 同音，所以蚩尤即 “赤尤”，“赤尤” 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 说毕，合座为之 “欢然” 云。
太阳很烈，几盆小草花的叶子有些垂下来了，浇了一点水。田妈忠告我：浇花的时候是每天必须一定的，不能乱;一乱，就有害。我觉得有理，但踌躇起来;但又想，没有人在一定的时候来浇花，我又没有一定的浇花的时候，如果遵照她的学说，那些小花可只好晒死罢了。即使乱浇，总胜于不浇;即使有害，总胜于晒死罢。便继续浇下去，但心里自然也不大踊跃。下午，叶子都直起来了，似乎不甚有害，这才放了心。
灯下太热，夜间便在暗中呆坐着，凉风微动，不觉也有些“欢然”。人倘能够“超然象外”，看看报章，倒也是一种清福。我对于报章，向来就不是博览家，然而这半年来，已经很遇见了些铭心绝品。远之，则如段祺瑞执政的《二感篇》，张之江督办的《整顿学风电》，陈源教授的《闲话》;近之，则如丁文江督办(?)的自称“书呆子”演说，胡适之博士的英国庚款答问，牛荣声先生的“开倒车”论 (见《现代评论》七十八期)，孙传芳督军的与刘海粟先生论美术书。但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来，却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今年春天，张之江督办明明有电报来赞成枪毙赤化嫌疑的学生，而弄到底自己还是逃不出赤化。这很使我莫明其妙;现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师，那疑团可就冰释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领么?所以三一八惨案，即等于以赤讨赤，无论那一面，都还是逃不脱赤化的名称。
这样巧妙的考证天地间委实不很多，只记得先前在日本东京时，看见《读卖新闻》上逐日登载着一种大著作，其中有黄帝即亚伯拉罕的考据。大意是日本称油为 “阿蒲拉 (Abura)，油的颜色大概是黄的，所以“亚伯拉”就是“黄”。至于“帝”，是与“罕”形近，还是与“可汗”音近呢，我现在可记不真确了，总之：阿伯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黄帝而已。篇名和作者，现在也都忘却，只记得后来还印成一本书，而且还只是上卷。但这考据究竟还过于弯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
晴。
午后，在前门外买药后，绕到东单牌楼的东亚公司闲看。这虽然不过是带便贩卖一点日本书，可是关于研究中国的就已经很不少。因为或种限制，只买了一本安冈秀夫所作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书，用大红深黄做装饰的，价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灯下，就看看那本书，他所引用的小说有三十四种，但其中也有其实并非小说和分一部为几种的。蚊子来叮了好几口，虽然似乎不过一两个，但是坐不住了，点起蚊烟香来，这才总算渐渐太平下去。
安冈氏虽然很客气，在绪言上说，“这样的也不仅只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难于漏网的。”但是，“一测那程度的高下和范围的广狭，则即使夸称为支那的民族性，也毫无应该顾忌的处所，”所以从支那人的我看来，的确不免汗流浃背。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一，总说;二，过度置重于体面和仪容;三，安运命而肯罢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残忍性;六，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七，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八，泥虚礼而尚虚文;九，迷信深;十，耽享乐而淫风炽盛。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 《Chinese Characteris-tiecs》，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二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 “体面”。
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大家本来看得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物。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万事既然是戏，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见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但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已经早有心得，而且应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圆熟起来，则不但外交上一定胜利，还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这时须连 “支那人”三个字也不说，代以 “华人”，因为这也是关于 “华人” 的体面的。
我还记得民国初年到北京时，邮局门口的扁额是写着“邮政局”的，后来外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叫声高起来，不知道是偶然还是什么，不几天，都一律改了“邮务局” 了。外国人管理一点邮 “务”，实在和内“政”不相干，这一出戏就一直唱到现在。
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
中国人先前听到俄国的“虚无党”三个字，便吓得屁滚尿流，不下于现在之所谓“赤化”。其实是何尝有这么一个“党”; 只是 “虚无主义者”或 “虚无思想者”却是有的。是都介涅夫(I. Turgeniev)给创立出来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这样的人物，从中国人看来也就已经可恶了。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虽然这个形容词和下面的名词万万联不起来。
夜，寄品青信，托他向孔德学校去代借《闾邱辨囿》。
夜半，在决计睡觉之前，从日历上将今天的一张撕去，下面这一张是红印的。我想，明天还是星期六，怎么便用红字了呢?仔细看时，有两行小字道：“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我又想，明天可挂国旗呢?……于是，不想什么，睡下了。
七月三日
晴。
热极，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觉。
晚饭后在院子里乘凉，忽而记起万牲园，因此说：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现在进不去了。田妈就谈到那管门的两个长人，说最长的一个是她的邻居，现在已经被美国人雇去，往美国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
这话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我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的晚上这才明白了： “长”，是确有价值的。《现代评论》的以“学理和事实”并重自许，确也说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觉时为止，似乎并没有挂国旗，后半夜补挂与否，我不知道。
七月四日
晴。
早晨，仍然被一个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仍然赶不走，仍然只得自己起来。品青的回信来了，说孔德学校没有 《闾邱辨囿》。
也还是因为那一本 《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因为那里面讲到中国的肴馔，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国的肴馔。我于此道向来不留心，所见过的旧记，只有《礼记》里的所谓“八珍”，《酉阳杂俎》里的一张御赐菜帐和袁枚名士的《随园食单》。元朝有和斯辉的《饮馔正要》，只站在旧书店头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买不起。唐朝的呢，有杨煜的《膳夫经手录》，就收在《闾邱辨囿》中。现在这书既然借不到，只好拉倒了。
近年尝听到本国人和外国人颂扬中国菜，说是怎样可口，怎样卫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n。但我实在不知道怎样的是中国菜。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面饼，有几处是用醋，辣椒，醃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舐。中外人士以为可口，卫生，第一而第n的，当然不是这些;应该是阔人，上等人所吃的肴馔。但我总觉得不能因为他们这么吃，便将中国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虽然出了两三位“高等华人”，而别的人们也还是“下等”的一般。
安冈氏的论中国菜，所引据的是威廉士的《中国》(《Middle Kingdom by Williams》)，在最末《耽享乐而淫风炽盛》这一篇中。其中有这么一段——
“这好色的国民，便在寻求食物的原料时，也大概以所想像的性欲底效能为目的。从国外输入的特殊产物的最多数，就是认为含有这种效能的东西。……在大宴会中，许多菜单的最大部分，即是想像为含有或种特殊的强壮剂底性质的奇妙的原料所做。……”
我自己想，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但看到这里却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国菜诚然大抵浓厚，然而并非国民的常食;中国的阔人诚然很多淫昏，但还不至于将肴馔和壮阳药并合。“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这样——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结果。
安冈氏又自己说——
“笋和支那人的关系，也与虾正相同。彼国人的嗜笋，可谓在日本人以上。虽然是可笑的话，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像来的罢。”
会稽至今多竹。竹，古人是很宝贵的，所以曾有“会稽竹箭”的话。然而宝贵它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用于战斗，并非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多竹，即多笋;因为多，那价钱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我在故乡，就吃了十多年笋，现在回想，自省，无论如何，总是丝毫也寻不出吃笋时，爱它“挺然翘然”的思想的影子来。因为姿势而想像它的效能的东西是有一种的，就是肉苁蓉，然而那是药，不是菜。总之，笋虽然常见于南边的竹林中和食桌上，正如街头的电干和屋里的柱子一般，虽“挺然翘然”，和色欲的大小大概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而洗刷了这一点，并不足证明中国人是正经的国民。要得结论，还很费周折罢。可是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安冈氏又说，“去今十余年前，有……称为《留东外史》这一种不知作者的小说，似乎是记事实，大概是以恶意地描写日本人的性底不道德为目的的。然而通读全篇，较之攻击日本人，倒是不识不知地将支那留学生的不品行，特地费了力招供出来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这是真的，要证明中国人的不正经，倒在自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
我没有恭逢过奉陪“大宴会”的光荣，只是经历了几回中宴会，吃些燕窝鱼翅。现在回想，宴中宴后，倒也并不特别发生好色之心。但至今觉得奇怪的，是在燉，蒸，煨的烂熟的肴馔中间，夹着一盘活活的醉虾。据安冈氏说，虾也是与性欲有关系的;不但从他，我在中国也听到过这类话。然而我所以为奇怪的，是在这两极端的错杂，宛如文明烂熟的社会里，忽然分明现出茹毛饮血的蛮风来。而这蛮风，又并非将由蛮野进向文明，乃是已由文明落向蛮野，假如比前者为白纸，将由此开始写字，则后者便是涂满了字的黑纸罢。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四千年声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处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还不肯做的事……全个中国，就是这样的一席大宴会!
我以为中国人的食物，应该去掉煮得烂熟，萎靡不振的;也去掉全生，或全活的。应该吃些虽然熟，然而还有些生的带着鲜血的肉类……。
正午，照例要吃午饭了，讨论中止。菜是：干菜，已不“挺然翘然”的笋干，粉丝，醃菜。对于绍兴，陈源教授所憎恶的是“师爷”和“刀笔吏的笔尖”，我所憎恶的是饭菜。《嘉泰会稽志》已在石印了，但还未出版，我将来很想查一查，究竟绍兴遇着过多少回大饥馑，竟这样地吓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专喜欢储藏干物品。有菜，就晒干;有鱼，也晒干;有豆;又晒干;有笋，又晒得它不像样;菱角是以富于水分，肉嫩而脆为特色的，也还要将它风干……。听说探险北极的人，因为只吃罐头食物，得不到新东西，常常要生坏血病;倘若绍兴人肯带了干菜之类去探险，恐怕可以走得更远一点罢。
晚，得乔峰信并丛芜所译的布宁的短篇《轻微的欷歔》稿，在上海的一个书店里默默地躺了半年，这回总算设法讨回来了。
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此外，则道士思想 (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
七月五日
晴。
晨，景宋将《小说旧闻钞》的一部分理清送来。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下午才毕，寄给小峰付印。天气实在热得可以。
觉得疲劳。晚上，眼睛怕见灯光。熄了灯躺着，仿佛在享福。听得有人打门，连忙出去开，却是谁也没有，跨出门去根究，一个小孩子已在暗中逃远了。
关了门，回来，又躺下，又仿佛在享福。一个行人唱着戏文走过去，余音袅袅，道，“咿，咿，咿!”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过的《小说旧闻钞》里的强汝询老先生的议论来。这位先生的书斋就叫作求有益斋，则在那斋中写出来的文章的内容，也就可想而知。他自己说，诚不解一个人何以无聊到要做小说，看小说。但于古小说的判决却从宽，因为他古，而且昔人已经著录了。
憎恶小说的也不只是这位强先生，诸如此类的高论，随在可以闻见。但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虽是崇奉关岳的大人先生们，倘问他心目中的这两位“武圣”的仪表，怕总不免是细着眼睛的红脸大汉和五绺长须的白面书生，或者还穿着绣金的缎甲，脊梁上还插着四张尖角旗。
近来确是上下同心，提倡着忠孝节义了，新年到庙市上去看年画，便可以看见许多新制的关于这类美德的图。然而所画的古人，却没有一个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
七月六日
晴。
午后，到前门外去买药。配好之后，付过钱，就站在柜台前喝了一回份。其理由有三：一，已经停了一天了，应该早喝;二，尝尝味道，是否不错的;三，天气太热，实在有点口渴了。
不料有一个买客却看得奇怪起来。我不解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然而他竟奇怪起来了，悄悄地向店伙道：
“那是戒烟药水罢?”
“不是的!”店伙替我维持名誉。
“这是戒大烟的罢?”他于是直接地问我了。
我觉得倘不将这药认作“戒烟药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几何，何必固执，我便似点非点的将头一动，同时请出我那 “介乎两可之间” 的好回答来：
“唔唔……。”
这既不伤店伙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热烈的期望，该是一帖妙药。果然，从此万籁无声，天下太平，我在安静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园，径向约定的一个僻静处所，寿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开手对译《小约翰》。这是一本好书，然而得来却是偶然的事。大约二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头买到几十本旧的德文文学杂志，内中有着这书的绍介和作者的评传，因为那时刚译成德文。觉得有趣，便托丸善书店去买来了;想译，没有这力。后来也常常想到，但总为别的事情岔开;直到去年，才决计在暑假中将它译好，并且登出广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过得比别的时候还艰难。今年又记得起来，翻检一过，疑难之处很不少，还是没有这力。问寿山可肯同译，他答应了，于是开手;并且约定，必须在这暑假期中译完。
晚上回家，吃了一点饭，就坐在院子里乘凉。田妈告诉我，今天下午，斜对门的谁家的婆婆和儿媳大吵了一通嘴。据她看来，婆婆自然有些错，但究竟是儿媳妇太不合道理了。问我的意思，以为何如。我先就没有听清吵嘴的是谁家，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两个婆媳，更没有听到她们的来言去语，明白她们的旧恨新仇。现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实有点不敢自信，况且我又向来并不是批评家。我于是只得说： 这事我无从断定。
但是这句话的结果很坏。在昏暗中，虽然看不见脸色，耳朵中却听到：一切声音都寂然了。静，沉闷的静;后来还有人站起，走开。
我也无聊地慢慢地站起，走进自己的屋子里，点了灯，躺在床上看晚报;看了几行，又无聊起来了，便碰到东壁下去写日记，就是这 《马上支日记》。
院子里又渐渐地有了谈笑声，谠论声。
今天的运气似乎很不佳：路人冤我喝“戒烟药水”，田妈说我……。她怎么说，我不知道。但愿从明天起，不再这样。
赏析
本文是1926年6月鲁迅为满足《语丝》编辑李小峰的约稿要求，写下来的日记。因鲁迅先前已应刘半农之约在他所编的《世界日报·副刊》上发表了《马上日记》，为区别起见，在“马上”后面加一“支”字，故名 《马上支日记》。
全文实则是由七则日记构成的一篇杂文。作者运用日记这种特殊的形式，记录了当时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这当中有1924年到陕西讲学途中的所见，有和朋友、佣人谈话的记录，有书籍报章读后的感想，有对历史事实的沉思，也有对现实生活的剖析。它真实广泛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现实。而文章特别突出的是抨击和嘲笑了当时社会中种种落后、黑暗的社会现象。
1926年是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最黑暗的时期。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阻止革命的进行，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掀起了讨赤运动。他们一方面以孔孟之道毒害、麻痹人民;另一方面镇压青年学生、通缉进步人士，并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封闭《京报》，逮捕并杀害 《京报》经理兼总编辑邵飘萍。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还不肯做的事”。他们称一切反对他们黑暗专制统治的人都为“赤化”，甚至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赤化之列，把他们对国民军的进攻称为“讨赤”。为了给所谓 “讨赤”运动寻找理论根据，使“讨赤”合法化，他们对“讨赤”妄加考证。吴佩孚1926年6月在一次宴会上信口雌黄，发表谬论，认为“赤化之源，为黄帝时之蚩尤，以蚩赤同音，蚩尤即赤化之祖”。对此，鲁迅在文章中进行了有力的讽刺，说“这样巧妙的考证天地间委实不很多”。鲁迅还对当时报章上发表的某些作品。如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的 《二感篇》、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的《整顿学风电》、学者陈源的《闲话》、督办 (实为松沪商埠总办)丁文江的自称“书呆子”演说，博士胡适之的英国庚款答问、牛声荣的“开倒车”论、督军孙传芳与刘海粟的论美术书等等中的奇谈怪论进行了有力的嘲讽。文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的腐败。
国民性的改造是鲁迅长期关心的问题。鲁迅认为改革社会“首在立人”，“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为完成“立人”的任务，他一方面致力于召唤人的自主意识的觉醒与解放，另一方面又扎扎实实地进行国民性的改造工作。他在许多作品中都对国民性的弱点进行了暴露，以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鲁迅在这篇文章中通过评论安冈秀夫的 《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对国民性弱点的一个重要方面——瞒和骗进行了剖析批评。鲁迅通过长期的观察研究，发现中国人不敢正视现实，往往用瞒和骗制造出奇妙的逃路。他们自欺欺人，注重面子，善于做戏。所以，面对安冈秀夫书中所引的有关史密斯说中国人“太重体面”的指摘，鲁迅说“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鲁迅认为中国人为了保持“体面”，不得不瞒和骗，而瞒和骗的最好办法就是做戏。由于“万事既然是戏”，那么，“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这样就抹杀了一切是非客观标准，人们便能玩世不恭地获得自我安慰、心平气和地苟活下去，趋于麻木状态。这种善于做戏的人，往往“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鲁迅称他们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一切从维护面子和私欲出发。鲁迅认为民国初年的改邮政局为邮务局、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痛哭流涕地主张保存国粹、振兴道德、维持公理、整顿学风以及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再造共和，就是做戏的突出表现。文章通过剖析，揭示了做戏的严重危害，从客观上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夹叙夹议是文章使用的突出手法。作者在文章中一边叙述一边议论，在叙述过程中不时插入议论。叙述，着重于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让人感知;议论，或则对所叙的客观事物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评价，点明意义，或则产生相应的感想、联想，揭露现实。如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记，文章先叙述了早晨被小蝇子弄醒的经过和前年夏天路过S州时看见客店里的蝇群使人惊心动魄而小孩仍然能酣然入睡的的情形，接着发表议论，“在中国过活，这样的训练和涵养工夫是万不可少的。”表现出了对当时中国现实的不满。又如七月二日的日记，叙述了安冈秀夫的著作的主要内容后，联系中国国民性发表议论，揭示了 “体面”的表现、实质和危害。再如七月四日的日记，在叙述了安冈秀夫认为中国人好色，在寻求食物的原料时，也大概以所想象的性欲的效能为目的的一段文字后，作者通过议论批驳了安冈秀夫的错误观点。指出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之所以有这种看法，那是他们比“支那人”更有性的敏感的结果。文章还进一步从另一个角度生发开去发表议论，揭露了当时的统治者一方面尊孔崇儒，自以为正经，另一方面却在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由于鲁迅在文章中选择了那些最能反映生活本质和社会面貌的事件进行叙述，然后画龙点睛地进行议论，发出感想、联想，使文章意蕴开阔、题旨升华，收到了叙事见理、议论含情的效果，大大增强了感染力。[1]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