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居》的「性生態」：「性剝削」背景下的偽「性自由」(何小手)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蝸居》的「性生態」：「性剝削」背景下的偽「性自由」》是中國當代作家何小手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蝸居》的「性生態」：「性剝削」背景下的偽「性自由」
近來有關《蝸居》的討論很多，天涯網友「陸英九」從社會學的角度提出「性階級」、「性剝削」等觀點，認為經濟因素（特別是房產）導致了性主體的分野。特別是他所提到的在「性自由」背景下的「性剝削」，驚喜之餘，又感覺觸目驚心。應該說，「性剝削」比馬克思體系中的剝削更隱晦，危害性更大，當「性剝削」不是簡單的個人迫於生計壓力的殘酷選擇，不是作為個案而是已經成為社會風氣時，這其中就有另外深層次的原因，除了我們習以為常的潛規則，甚至還有着「潛體制」在作怪。如果說，我們對個人的「性剝削」際遇尚能保持冷眼旁觀，那麼，體制性的「性剝削」就需要我們更多的去反思。
劉易斯•芒福德在他的《城市發展史》中描述了兩種不同的城市特性，即磁體和容器，前者是指城市的精神本質，主要發生在城市發展的早期，突出城市文明對其他文明的吸引力；後者則是城市的物質屬性，描述的是城市的基本功用。無論哪個階段，城市的這兩種特性都同時存在，中國城鄉差異明顯，城市明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一個人去到另外一座城市，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城市「容器」的問題，具體來說就是房子，《蝸居》裡面描述了小人物們為了房子而付出的代價。除了房子，作為一個外來者，要成為城市的一員，面臨的問題還很多，比如戶籍，身份，90年代末，暫住證制度盛行時，每當查暫住證，外來人口不合法的處境就表現的淋漓盡致，城市習慣於區分對待它的居民，過去在我們熟悉的公共場所，沒有城市身份的外來人口往往會被當作影響市容時貌的垃圾一樣遭到驅趕。至於戶籍的問題，不僅戶籍本身會影響外來人口在城市的生活，作為身份標識，沒有城市戶口往往會導致機會的流失。今年北京市公務員考試中部分職位對本地戶口的要求引發大眾關注，可見城市對外來人口設置的障礙不僅未得到消除，甚至還擴大了它的勢力範圍。
這樣的障礙看似對城市管理行之有效，卻對外來人口帶來諸多的不便。作為一個有着「性自由」的人，他去到一座從未涉足的城市時，按照完美的假想，本來他有着許多自由選擇的機會，這其中就包括他的伴侶，但是作為一個外來者，由於制度上的諸多歧視，實際上他的機會卻必須圈定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範圍之內，也正是如此，如今人們在徵婚時就習慣了先不提人的要求，而是先告知對方自己對房子的要求，一個人在選擇自己的婚姻時，首先想到的是房子，而不是伴侶本身，這樣的異化還談的上性自由嗎？制度層面的諸多不利實際已經構築了制度性的「性剝削」，這其中既包括外來人的身份識別，也包括個人的生存機會。受到「性剝削」的外來人口儘管享受了「性自由」，但是面對城市巨大的人口基數，前所未有的生活環境，就如弗羅姆在《逃避自由》一書中說的那樣感到微不足道和無能為力，而他要改變這種微不足道和無能為力感，就必須融入城市的規則之中，努力成為這個城市合法的一員，最終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而捨棄自由。
去年另外一部描寫80後的熱播劇《奮鬥》，裡面有一個人物叫露露，她愛過很多人，包括唱搖滾的小海，賣蛋糕的華子，但是她最後的選擇卻是開餐館的北京人光頭，她愛着華子，但結局卻必須選擇光頭，其理由便是光頭能給她北京人的身份。應該說，露露代表了一群人的尷尬，對於信仰自由的人來說，自由是一種財富，但在現實生活中，它也是一種負擔，在一個沒有自由根基保障的社會，自由即奴役，這並非危言聳聽。也許有人說，80後的脆弱把這些問題放大了，但是我想，一個群體的脆弱只是一種無意識的滲透，我相信理想對一個人的重要性，但從社會角度考慮，平等的機會比宏偉的理想更重要。[1]
作者簡介
何小手，男，原名：何起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