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眼”中的朦胧》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醉眼”中的朦胧》是鲁迅写的一篇文章。
原文
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拚命的挣扎和突变来。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许多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了一年半载的缘故。他们先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这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大家都有些自觉的，所以总要向读者声明“将来”：不是“出国”，“进研究室”，便是“取得民众”。功业不在目前，一旦回国，出室，得民之后，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远识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机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礼”。一到将来，就要“悔之晚矣” 了。
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
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便在最革命的国度里，文艺方面也何尝不带些朦胧。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惟有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踏踏主义，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
这类事情，中国还在萌芽，所以见得新奇，须做《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那样的大题目，但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里，却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宁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样都有，错综地作用着，跑过去了。也可以说，或者因为恐怖，或者因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
倘若难于 “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
这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 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
我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
我们的批判者才将创造社的功业写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获得大众”的时候，便已梦想“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将我挤进 “资产阶级” 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这才有些放心，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总之，最要紧是“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回可不能只是“获得大众”便算完事了。横竖缠不清，最好还是让李初梨去“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让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我自己是照旧讲 “趣味”。
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曾有人批评我的小说，说是“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冷静”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这位革命的批评家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闲暇”也有三个了。倘有四个，连《小说旧闻钞》也不写，或者只有两个，见得比较地忙，也许可以不至于被“奥伏赫变”(“除掉”的意思，Aufheben的创造派的译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在第四阶级，一定比照描一个原文难)罢，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个。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现自己”之罪，大约总该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创造派“为革命而文学”，所以仍旧要文学，文学是现在最紧要的一点，因为将“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一到“武器的艺术”的时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的时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变成同意者，反对者变成徘徊者” 了。
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为什么不就到“武器的艺术”呢?
这也很像“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但当现在“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这问题是总须起来的，不尽是资产阶级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计。因为这极彻底而勇猛的主张，同时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这样：
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
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但革命的艺术家，也只能以此维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倘他牺牲了他的艺术，去使理论成为事实，就要怕不成其为革命的艺术家。因此必然的应该坐在无产阶级的阵营中，等待“武器的铁和火”出现。这出现之际，同时拿出“武器的艺术”来。倘那时铁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个“闲暇”，能静听他们自叙的功勋，那也就成为一样的战士了。最后的胜利。然而文艺是还是批判不清的，因为社会有许多层，有先进国的史实在;要取目前的例，则《文化批判》已经拖住Upton Sinclair，《创造月刊》也背了Vigny在 “开步走” 了。
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现在创造派的革命文学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虽然不得已而玩着 “艺术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艺术”的非革命武学家也玩起这玩意儿来了，有几种笑迷迷的期刊便是这。他们自己也不大相信手里的“武器的艺术”了罢。那么，这一种最高的艺术——“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呢? 只要寻得到，便知道中国的最近的将来。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
注释和赏析
【析】 1928年1月15日，冯乃超在后期创造社重要理论刊物《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极力倡导无产阶级文学，但同时又未能把握好阶级分析的尺度，对“五四”以来的一些进步作家作了不恰当的批判，甚至把鲁迅比成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的“老生”，错误地判断为“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随即，成仿吾、李初梨等和太阳社部分成员，也发表了类似意见。于是，2月23日，鲁迅写出了 《“醉眼”中的朦胧》一文，进行反驳。阐明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怎样建设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看法与主张。由此，进步文艺界内展开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
本文在写作艺术上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严谨而又生动的逻辑结构。
这是一篇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杂文。由于是侧重于反驳的议论，因而，作者抓住对方在论点和论证方法上的错误与矛盾，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严谨的逻辑推理和议论的强大力量，从理论上驳倒对方，以充分显示自己意见的正确性和深刻性。但同时鲁迅又不拘泥于传统驳论文的固定结构，而在理论的框架中纵横开拓，变化万端，又表现出作者思想方法的周密性与文章逻辑结构的生动性。
本文起笔就分析新年过后“期刊便纷纷而出”的主要原因和背景，认为众多刊物“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而它们共通的内容都“有些朦胧”。朦胧也就是不清楚不明白。接着，作者从表象深入下去，一层进一层，在分析中指出这些撰文的年轻评论家的根本弱点，是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朦胧;对中国社会斗争的营垒分野认识的朦胧;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面貌、性质的理解也是朦胧的。
在反驳对方观点的同时，作者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一是“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表露了作为革命者襟怀坦白的可贵品质。二是要摆正与人民大众的位置。他指出：倡导“革命文学” 的人不能只想从书本上得到革命意识去 “获得大众”、启蒙大众，而首先应当在大众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在思想感情上融成一片。“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作者在文章结尾时，不仅再次表明赞成革命文学，而且还充满希望地预言“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并由此对“中国的最近的将来” 作了暗示。
从整篇结构来看，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层层深入，先破后立，无懈可击。开头自然而结尾有力，真有出神入化之妙。难怪文章发表后，就连创造社的人也佩服地承认道：“我以为我们应该相信这是堂鲁迅趋向革命的披露，我们应该 ‘预致革命的敬礼’。”
在严密的逻辑思维中饱和着诗化的感情传递，是本文写作艺术另一个突出的特点。
由于具有文学家的特质，使鲁迅在杂文写作中不仅仅只使用逻辑思维，并非板着脸孔发纯议论，而往往将形象思维交织渗透到逻辑思维当中，以感情为内在的逻辑和动力，使其议论既合情又合理，达到了感情与“逻辑”的统一，在给人理性说服的同时又给人情绪的感染。
从标题来看，于幽默生动中给人深意。作者从冯乃超对自己的议论中抓出“醉眼”二字，干脆再写出“醉眼” 看见的创造社、太阳社等一批刊物的内容——朦胧。形象地指出他们在革命文学等问题的认识上实际不够清楚的弱点。寓理于趣之中，蕴涵丰厚，意味深长。
在行文中，作者为避免文章呆板平淡，枯燥无味，尽量把一些抽象的思想形象化。在具体手法上，他善于调动多种修辞技巧，使抽象理论成为可以触摸到的东西，而富于情感和趣味。例如，文章写到：“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借用具体的“铁锤和镰刀”来代工农革命武装力量，既含蓄又具深意。读起来余味暗蕴。
文章结尾一段将诗情化的议论推至高潮。作者总体归纳前面的意见，饱蘸着深沉的感情展望前景。议论而不作明确结论，却只是用特定的艺术境界去唤起读者对结论的想象、思考，给人以意在言外的无尽回味。[1]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