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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评判上宝钗不如黛玉

要论诗词水平的高下，林黛玉和薛宝钗很难说谁更高一些。比如宝钗的《螃蟹咏》，堪称千古绝唱。她们的主要区别是诗歌观念不同，诗歌风格迥异。由于黛玉在诗词中倾注的是满含血泪的真情，因此更加动人，一些名句也比较易于为读者所记住。如果给她俩出诗集，那么《林黛玉诗集》的销路肯定比《薛宝钗诗集》好得多。当然啦，林黛玉也罢，薛宝钗也罢，她们的诗词都是曹雪芹写的，著作权可不能弄错了。曹雪芹能够把不同人物的诗词写得水平、风格都不一样，而且还都暗示了她们各自的命运，真是奇迹。普天下岂有第二人哉!

“会做人”的薛宝钗和“林妹妹”

在贾府，连贾母的命根子宝玉和荣国府执掌大权的王熙凤别人尚且“虎视眈眈”，别人对黛玉说个闲话什么的就很自然了。而她由于父母双亡，所以心理上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这种脆弱心理必定爱生气，多疑，不容易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容易自我孤立。这是黛玉不如宝钗之处。

从性格上来说，黛玉是情感型、外向型的，率真;宝钗则是理智型、比较内向，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但是自清代以来，一直就有人认为宝钗奸诈虚伪。我觉得，这正是曹雪芹运用真真假假、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写作手法的成功之处。有时候是咱们读者自己误读，有时候可能是作者有意识地将读者引入误区，慢慢让读者自己再走出误区，从而得到更多的审美情趣。王熙凤对她的评论“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常常被用来证明宝钗虚伪，会做人。宝钗在贾府是亲戚，是客，所以她对贾府的事轻易不表示意见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封建道德规范的要求，并不虚伪。而在她姨妈王夫人让她和探春、李纨共同管理大观园时，薛宝钗接着探春的话侃侃而谈，对那些负责承包的婆子、媳妇们指出，为什么应当拿出一部分收入来与院子内外左邻右舍们分享的道理，两段话说了几乎有1000字!如果说探春表现出一个大经济学家的水准，提出了承包制(当然这是曹雪芹的思想，当时这种思想在西方也刚刚兴起)，那么薛宝钗就表现出一个大政治家的风度。她提出的主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实行承包制这种财产再分配的情况下，如何照顾到左邻右舍，保持大观园下层社会的和谐。要论管理才干，林黛玉就不如薛宝钗了，再说她也没有兴趣呀。要不是有紫鹃，恐怕她连潇湘馆都管不好。

薛宝钗在“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抽到的诗签“任是无情也动人”，她虽然有时无情，却也有十分动人的一面，这不仅是指她美丽、博学、多才，还有其他一些优点。在群体中生活，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与能力。薛宝钗的“会做人”，常常被认为是虚伪，我不认为是这样。薛宝钗的悲剧恰恰在于她极其真诚地信奉封建礼教，并且也真诚地劝别人这样做。她批评黛玉在行酒令时引用《牡丹亭》、《西厢记》的词语，说什么“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的倒好”等等，恰好证明她真诚。有些人是被迫作为牺牲，而薛宝钗是自觉地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作为牺牲，这正是她的悲剧性的深刻所在。

黛玉和宝钗究竟谁优谁劣，除了对这两个艺术形象作客观的具体分析外，关键在于要考虑到艺术欣赏对象和生活对象两个方面的区别。以不同的标准衡量，黛、钗各有短长。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黛玉和宝钗都是非常成功的艺术形象，很难分出高下。“林妹妹”博得那么多人的好感与同情，甚至成为某些长得美丽瘦弱、爱哭、爱耍点小脾气少女的代名词。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薛宝钗形象的刻画难度更大，因为她很难看清楚，说清楚，有更多的让人反复琢磨的东西。就像达·芬奇的那幅名画《蒙娜丽莎》(又名“永恒的微笑”)一样，蒙娜丽莎在笑么?没有。仔细看看，仿佛是在笑，有那么一丁点儿笑意。是什么样的笑?冷笑?讥笑?恶毒的笑?还是发自内心快乐而有所克制的笑?每个不同教养，不同心情的人，会有大不一样的看法，永远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也不需要。薛宝钗就属于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艺术形象。

从道德评价上来说，黛玉显得格外清纯、率真，对爱情追求的执着，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自觉，对封建礼教的某些反抗，都比宝钗强得多。宝钗最大的缺点就是有些冷酷无情，有点过于世故，封建意识浓厚，缺乏自我意识，她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她自己酿成的。因此在道德评判上宝钗不如黛玉。

曹雪芹

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祖籍存在争议（辽宁辽阳、河北丰润或辽宁铁岭），出生于江宁（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颙之子（一说曹𫖯之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贫病无医而逝。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