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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ley讨论 | 贡献2020年3月20日 (五) 21:34的版本 第一位到敦煌的西方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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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伯希和 Paul Pelliot,(1878 - 1945),世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出生于巴黎,中学毕业后开始就学于巴黎大学,主修英语,后入法国汉学中心学习汉语,继入国立东方语言学校(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 Vivantes),专攻东方各国语文历史。曾从师法国汉学家E.E沙婉(1865—1918)等人学习,志力于中国学研究。

E.E沙畹、伯希和是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他们的一生在中国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古和学术研究,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可以说在整个世界的汉学界影响广远。

1906年,他与路易·威兰特医生和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Charles Nouette)一起被选为领导由政府资助的前往中国突厥斯坦的考古团。

第一位到敦煌的西方学者

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和考察团从新疆进入敦煌,他是第一位到达敦煌的西方主要学者。他们来到莫高窟以后,进行洞窟的编号、测绘、摄影和文字记录工作。从伯希和考察团拍摄到今天已有百年的时间,在这百年当中,由于自然、历史以及人为的关系,洞窟已经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有的甚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当时完好的彩塑壁画,到了今天早已不存,但却在伯希和图录中意外得到保留,弥足珍贵。[1]

伯希和以他深厚的汉学基础,以及对中亚各族语文的辨识能力,花了三个星期,精选出藏经洞中学术价值与考古价值最高的文物。总计6000多件写本以及200多件绢画、织物等其他文物,共以500两银子购得,装满了十大车,浩荡运回巴黎。[2]

发表〈敦煌石室访书记〉

他在3月26日写给长官色纳尔(Emile Sénart)一封长信,讲述他在敦煌藏经洞的完整发掘经过,此信于《法国远东学院院刊》发表,中文译本为〈敦煌石室访书记〉。[3] 1908年5月27日,伯希和一行人返回敦煌,并于隔天度过了他的30岁生日。收获满满的伯希和在信中写道:“我认为,无论是从所拍摄的照片来看,还是从语言学角度来讲,我们都从千佛洞获得了人们可以希望从中得到的一切。” 伯希和于敦煌藏经洞所获的经卷、写本等文献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绘画与织品类藏于吉美博物馆。[4]

伯希和返法后,曾为部分敦煌写本编写目录,并将摄影师努瓦特所拍摄的纪录照片编为《敦煌石窟图录》套书,至今仍是重要参考资料。

盗走敦煌文物最多的人

1900年6月22日,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4万馀件。

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后经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的盗窃掠夺,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仅剩下少部分留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1906年至1908年,伯希和率中亚探险队进入新疆丝绸之路北道,并到敦煌莫高窟,抄录壁画题记,摄制壁画照片,又从王圆箓手中购写本、印本经卷、文书和遗画等6000卷,运抵巴黎,写本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遗画纺织品等入藏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

有关这位汉学

大师的学术贡献及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学界已是耳熟能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这位汉学大师与法兰西 学院汉学研究所前身—巴黎中国学院的关系,以及他如何通过该机构推动法国汉学的发展,迄今鲜为人知。

1919年,伯希和参与了巴黎中国学院的筹备工作,出席了7月25日和8月1日的二次筹备会。作为一名专业汉学家,伯氏独具慧眼,对由中方向巴黎中国学院赠送一套《四库全书》的方案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认为这件事对《四库全书》的保存和法国汉学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极力促成此事早日落实。

1920年初,巴黎中国学院行将正式成立之际,伯希和因与巴黎中国学院中方代表韩汝甲关系不和,退出巴黎中国学院的筹备工作。韩汝甲反对伯希和进入巴黎中国学院董事会(Comité d’administration),认为他的加入会引起某些中国人政治上的反对,在遭遇如此非的冷遇之后,高傲的伯希和愤然退出筹备工作。此后,伯氏又拒绝参加巴黎中国学院中国文明课程。[5]

享誉世界的学者,也是臭名昭著的强盗

伯希和(Paull Pelliot)在国际汉学界几乎是一个神话式的人物,也因带走敦煌藏经洞的大量写卷、幡画受到众多批评。

他是享誉世界的学者,也是臭名昭著的强盗。[6]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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