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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19世紀50年代中期，俄羅斯貴族階級趨向沒落，農奴制的崩潰已不可挽回。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暴露了沙皇制的腐敗，進步知識分子在思考人民的命運、祖國的前途。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正是在這個時期醞釀構思和呈獻給讀者的。
《貴族之家》鮮明、形象地描繪了俄國貴族的興亡史。拉夫列茨基雖有遠大目標，但怯懦得不知所措，甚至寄希望於貴族少女的指點與拯救。
在《貴族之家》中，作家通過拉夫列茨基與麗莎的愛情波折，探索了人生和個人幸福問題。 評論家皮沙烈夫對《貴族之家》作了如下的評價，認為它是屠格涅夫「結構最嚴謹、最完美的作品之一」。它沒有進行說教，然而是一部有教育意義的小說。在這部小說中，屠格涅夫「描寫了現代生活，突出它各個好的和壞的方面，闡明了他所描寫的現象的根源，促使讀者進行嚴肅認真的深思。
小說敘述了貴族青年拉夫列茨基由於年輕迷戀上了莫斯科退伍少將之女——美麗的瓦爾瓦拉，並輕率地與她結了婚。後來夫婦定居巴黎，瓦爾瓦拉成為社交場上的「名人」。拉夫列茨基發現妻子不貞後憤然離家。回國後與麗莎邂逅，互生愛慕之心。這時報刊登了他妻子的死訊，這燃起了他對幸福追求的希望。就在他與麗莎互托終身後不久，瓦爾瓦拉突然出現。那則死訊竟是訛傳。幸福的希望化為泡影，麗莎進了修道院；拉夫列茨基雖然在妻子的懇求下沒有離婚，從此一個人孤寂地度過餘生。八年後當他故地重遊再訪麗莎家的宅邸時，已經物是人非，故人相繼作古，麗莎還在修道院；年輕的一代長大成人，入住故宅。他在花園裡昔日與麗莎互表衷情的長椅上靜靜地回憶過去，然後悄然離去。
《貴族之家》的故事發生在1842年及8年以後；主人公拉夫烈茨基是已經喪失了農奴主「熱情」的貴族的最後代表。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拉夫烈茨基仍然是俄羅斯文學中已不止一次出現過的「多餘的人」。但他已經不同於普希金的長詩《葉夫根尼·奧涅金》中的奧涅金和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中的畢巧林。《貴族之家》發展了「多餘的人」這一類型。奧涅金和畢巧林是利己主義者，他們只考慮個人享受，他們活着只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欲望；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的人」卻充滿熱情，願意為了大眾的利益而獻身。然而他們只是模模糊糊意識到，應該做點兒什麼，卻不知道究竟該做什麼。米哈列維奇責備拉夫烈茨基無所作為，說他是「懶漢」。拉夫烈茨基回答：「……你最好說說，該做什麼」。米哈列維奇卻說：「這我可不告訴你，老兄，這一點每個人應該自己知道。」其實，就連米哈列維奇那樣的理想主義者，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該做什麼，否則，他就不會漂泊半生，一事無成，最後為獲得一個「學監」的位置而感到心滿意足了。這並不奇怪，因為就連小說的作者，恐怕也無法回答拉夫烈茨基提出的問題。
於是，拉夫烈茨基所追求的只能仍然是個人的幸福了。《貴族之家》的「重大、現實思想是幸福問題，是人追求幸福的規律，是個人幸福的思想與有益的勞動思想、進步思想的和諧融合」。然而拉夫烈茨基沒能獲得個人幸福。個人幸福碰到了「義務」設置的障礙，他的「幸福」「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對於莉莎來說，愛情不僅是幸福，而且是義務，信任，意識到自己道義上的責任。「上帝結合起來的，怎麼能拆散呢？」莉莎問。因此，她和拉夫烈茨基的「幸福」從一開始就是虛幻的，建築在一個極不可靠的基礎上：瓦爾瓦拉·帕夫洛芙娜故意散布的關於她已經死了的謠言。屠格涅夫在小說中反映了十九世紀三十—四十年代在「貴族之家」的溫室里培育出來的貴族知識分子的精神悲劇，這一悲劇的實質已經「不在於必須與自己的軟弱無能鬥爭，而是因為」「與一些概念和道德規範發生了衝突。與這些概念和規範相抗衡，確實連那些堅決果斷、勇敢大膽的人都會感到可怕。」（杜勃羅留波夫）《貴族之家》異常深刻地提出了貴族教育的問題。貴族的教育制度扭曲了人的優秀品質，使之畸形化了。莉莎的篤信宗教、忍讓、順從，拉夫烈茨基的消極無為，就都是這種教育的結果。杜勃羅留波夫正確地指出：「屠格涅夫選擇的、為俄國生活如此熟悉的衝突」應該「成為強有力的宣傳鼓動，促使每一位讀者思索：那些主宰我們生活的整整一大批概念究竟有什麼意義」。
不過莉莎的「義務」並不僅僅是來自對瓦爾瓦拉·帕夫洛芙娜的負罪感。她想要在修道院中尋求的並不是慰藉，她所期待的也不是忘卻；她認為，她的「義務」是「贖罪」！她對瑪爾法·季莫菲耶芙娜說：「我什麼都知道，無論是自己的罪孽，還是別人的罪孽，還有爸爸是怎樣聚斂自己的財富，我全都知道。這一切都需要祈禱，以期得到赦免……」於是個人的悲劇就具有了社會意義：在農奴制社會裡，不僅有良知的貴族知識分子不可能獲得真正的個人幸福，而且幾乎人人都與真正的幸福無緣。「你看看四周，在你周圍有誰在享福，有誰感到心滿意足？」個人幸福幻滅之後，拉夫烈茨基這樣想：正去割草的農人顯然並不幸福，他那個對生活並沒有多少要求的母親，更沒有獲得過真正的幸福……就連瑪爾法·季莫菲耶芙娜也對他說：「你很難過，這我知道，可要知道，大家也並不輕鬆」……總之，在農奴制的社會環境裡，個人幸福是虛幻的，不完滿的，根本不可能的。屠格涅夫曾在《文學回憶錄》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與我仇恨的事物不共戴天……在我心目中，這個敵人有固定的形象，有人所共知的名稱：這個敵人就是農奴制度。」《貴族之家》譴責了當時的社會制度，因為它庇護潘申和瓦爾瓦拉·帕夫洛芙娜之流，使他們孳生繁衍，而扼殺天才的性格（列姆，拉夫烈茨基），毒害人民，使他們渾渾噩噩，屈服順從（瑪蘭尼婭，阿加菲婭，安東等）。
在《貴族之家》中，屠格涅夫用「春秋筆法」展示了貴族階級日趨沒落的過程：拉夫烈茨基的曾祖父「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誰也管不了他」。到了他的祖父，已經是「不管幹什麼，全都白搭」了。他的父親先是受了法國式的教育，腦子裡裝滿了伏爾泰、狄德羅和盧梭，然而那些「深奧的道理」「沒有和他的血液溶為一體，沒有深入他的心靈，沒有形成堅定不移的信念」；在國外待了幾年以後，他又成了崇拜英國的人，「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要用英國的制度和方法來改造俄國；可是十二月黨人遭到鎮壓後，他立刻燒毀了從國外帶回的一切計劃和來往信件，躲到自己的莊園裡，閉門不出，「在省長大人面前嚇得戰戰兢兢」……最後「變成了一個十足的廢物」。
貴族之家的沒落已無可挽回，農奴制的崩潰也不可避免；然而由誰來給俄羅斯社會注入新的活力，俄羅斯又該往何處去呢？無論是拉夫烈茨基，還是作者本人，都無法作出明確回答。拉夫烈茨基只是模模糊糊感覺到，應該做點兒什麼有益的事情，未來應該是光明的。而作為農奴制貴族階級的最後代表，回首往事，拉夫烈茨基卻感到虛度了一生。「熄滅了吧，無益的一生！」在抒情詩一般的「尾聲」中，拉夫烈茨基無可奈何地這樣悲嘆。故事的結尾無疑帶有濃郁的傷感色彩，不過屠格涅夫把希望寄託於青年一代。拉夫烈茨基是在青年一代的歡聲笑語中悄然離去的。
屠格涅夫心中充溢着憐憫和傷悼，他為自己的階級唱了一曲情深意切的輓歌。然而這中間沒有絲毫的頹喪與悲涼，因為他相信未來，相信青年，他讓他的主人公拉夫列茨基面對老宅中傳出的青年人的歡聲笑語，默默地祝福道：「玩吧，樂吧，生長吧，年輕的生命們未來是居於你們的！」
作者簡介
伊凡謝爾·蓋耶維奇·屠格涅夫（俄文名：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18181883），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羅亭》、《貴族之家》、《前夜》、《父與子》、《處女地》，中篇小說《阿霞》、《初戀》等。 屠格涅夫出生在奧廖爾省一個貴族家庭，但自幼厭惡農奴制度。曾先後在莫斯科大學、彼得堡大學就讀，畢業後到柏林進修，回國後和別林斯基成為至交。從1847年起為《現代人》雜誌撰稿，出於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立場反對農奴制。屠格涅夫在大學時代就開始創作，1847～1852年陸續寫成的《獵人筆記》是其成名作，主要表現農奴制下農民和地主的關係。 該作品反農奴制的傾向觸怒了當局，當局以屠格涅夫發表追悼果戈里文章違反審查條例為由，將其拘捕、放逐。在拘留中他寫了反農奴制的短篇小說《木木》。19世紀50至70年代是屠格涅夫創作的旺盛時期，他陸續發表了長篇小說：《羅亭》（1856）、《貴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與子》（1862）、《煙》（1867）、《處女地》（1859）。從19世紀60年代起，屠格涅夫大部分時間在西歐度過，結交了許多作家、藝術家，如左拉、莫泊桑、都德、龔古爾
內容預覽
在俄羅斯文學史上，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屠格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占有一席光榮的位置。而在他的全部文學作品中，長篇小說又具有特殊重要意義。屠格涅夫是俄羅斯和世界文學現實主義長篇小說的奠基者之一，他的長篇小說給他帶來了世界聲譽。他的六部長篇小說有一個共同的中心主題：與作家同時代的俄羅斯進步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屠格涅夫既是這些知識分子的編年史作者，又是他們的歌手和裁判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不認真研究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就不能深刻理解十九世紀俄羅斯社會和俄羅斯解放運動發展的歷史。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俄羅斯貴族階級趨向沒落，農奴制的崩潰已不可挽回。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亞戰爭暴露了沙皇制的腐敗，進步知識分子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