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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男，1989年畢業於東南大學動力系，獲工學學士學位，大學期間開始詩歌寫作，1991年開始小說寫作。1994年辭去公職，現為自由作家。著有小說集《我愛美元》（1997年）、《因為孤獨》（1998年）、《弟弟的演奏》（1998年）、《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2000年），長篇小說《什麼是垃圾，什麼是愛》（1999年），詩集《他們不得不從河堤上走回去》（2002年）。電影作品有：《巫山雲雨》（編劇，1995年）、《過年回家》（聯合編劇，1999，獲第56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海鮮》（編劇、導演，2001年獲第58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評委特別獎」 ）、《雲的南方》（編劇、導演，2002年在第54屆柏林電影節上獲「亞洲電影促進網絡」大獎）。2004年獲香港國際電影節火鳥大獎新秀競賽金獎和國際影評人聯盟獎。根據小說《我負責的一樁案件》改編。獲第14屆意大利都靈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第1屆釜山國際電影節「新潮流」金獎等多項獎。

人物經歷

1998年，他發起主持了一次名為「斷裂」的活動，向全國73位青年作家發出問卷調查，促進文學界對現存文學秩序進行反思。 　　

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觸電」，寫過的電影劇本有《巫山雲雨》、《過年回家》、《火車，火車》、《海南，海南》等。由朱文自編自導的電影《海鮮》，在9月剛剛結束的威尼斯電影節上獲「評審團大獎」。 　　

朱文永遠是個異類。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不在江湖中」。 　　

如今他的小說已經和方文山的歌詞、崔健的搖滾樂一起收錄到了大學課本之中，朱文怪不好意思的，「那時還年輕，寫起來肆無忌憚，那些東西還是不適合給孩子們讀。」人到中年，朱文突然變得安分起來。曾經的他，還和作家韓東、畫家毛焰一幫南京文藝圈的哥們混過，「那絕不是為了交流創作，就是為了吃喝玩樂。」而現在的朱文，戒了六年煙，結了三年婚，不開車，不喝酒，平時愛遛狗、爬山、喝普洱，他決定讓自己「活得明白」。 　　

在《小東西》的結尾，主演毛焰和托馬斯在一起喝的就是普洱茶。毛焰告訴托馬斯，這普洱茶不是二十年的，也不是十五年的，而是十年陳的，老外托馬斯回答道：「十年，but good enough!」這便是朱文對友誼的註腳。「我喜歡一切帶有時間痕跡的東西。俗話說，三生修得同船渡。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碰到一起，講究的是因緣。」 　　

幾乎所有採訪者都會問朱文一個同樣的問題：作為一個非科班出身的藝術家，你的創作到底來源於何處？朱文每每都會給他們兩個字：「天賦」，緊接着再加上一句「雖然我討厭使用這個詞。」的確，1994年之前，他還是南京一家國企的鍋爐工程師，他在刊物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既不是小說，也不是詩，而是一篇關於鍋爐結構設計的專業論文。由於父母在「文革」期間受到了巨大的打壓，「思想活絡」的朱文從小就讓他們擔驚受怕。學理科，是父母的要求，安分守己地靠手藝吃飯，那是他們對他的期許，卻沒想到朱文還是走上了藝術這條道路。 　　

要是在不開機的時候，朱文的作息是很正常的。「甚至有點老齡化」。他一般六七點鐘就起床，拉起他家那隻才五個月大的金毛狗，下樓去散步，「我是我家小區花園的最大受益者」。於是，一路上，小說家朱文會遇到各種閒散的保姆和老人，他邊遛狗邊端詳着他們，故事早已在腦海里縈繞不去。「通常，我的腦子裡就有十個故事，那你就讓它們漂浮在那裡，並不理會它們。就等着看哪一個故事迫使你把它寫出來。」 　　

現在，總有人會要求朱文提煉一下自己這僅有的三部作品，來談談它們共同的主題。每當這個時候，朱文總是會回到自己的原點。「以前以為自己拍《海鮮》，那純粹是種偶然，後來想想，卻是必然。我老家靠海，爺爺爸爸都曾當過漁夫，靠海吃飯。我成長在內陸，從小別人家都吃淡水魚，我家卻總是吃冰凍海鮮。我一直很奇怪這到底是為什麼，原來，一切都流淌在你的血液里。《海鮮》帶我回到海邊，《雲的南方》帶我來到山那邊。我所有的藝術，一貫的意願都是想擺脫萬有引力。

關於朱文的電影，其實我們知之甚少。 　　

比如《海鮮》，比如《雲的南方》——《海鮮》連盜版碟都沒有，《雲的南方》曾在中央台的某個頻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播放過，而且據說是在深夜。

朱文本身也很少談自己的電影。他在這方面，有惜字如金的意思。 　　

他很少出現在媒體，但他也不神秘。至少，他沒有把自己打扮得很神秘。他可能要比過去胖一點，衣着普通，一臉和藹笑容。他不倨傲。他出現在清華南門的某個咖啡屋裡，戴着一頂帽子四處張望。這時候，他有點像他過去的青春期，張望着，逡巡着。這就是朱文，非常具體，身形高大，但是無法繼續了解他的前史和未來。任何一個熱愛過文學的青春期的文學青年都有可能熱愛過朱文十年前的小說。《什麼是垃圾，什麼是愛》、《我愛美元》以及《人民到底需要不需要桑拿》，他的小說那麼特立獨行，極度個人化，荒謬而滑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那是所有人的青春期嗎？ 　　

朱文的敏銳在於，他比任何一個人更快速地記載，並且，迅速放棄了寫作的營生，投向他更熱愛的電影。就像1994年，一個持有兩千噸級司爐證、擅長在圖紙上雄圖偉略的傑出工程師，突然打算離開這個遊刃有餘的崗位（也有傳說是被開除的），開始不靠譜的寫作生涯。他知道自己天生是一個作家。他現在又要證明他天生是一個導演，他不認為陳凱歌、張藝謀是天才導演，因為他們都沒有原創性，只依賴於攝像和劇本。他的自信是經過驗證的，所以並不令人生厭。

難忘大廠生活

朱文有一篇小說《到大廠到底有多遠》，描述了去南京郊區大廠時的一段坐車經歷，冷峻而又溫情，在其眾多小說中並不是很起眼，但後來卻被很多評論家一再提及。 　　

很多人認為，朱文開闢了寫小說的地理概念，自他以後，不少作家都喜歡在其作品中描繪身邊的公交、街道等等，並作出對生活看似冷靜的剝離。他的《段麗在古城南京》《達馬的語氣》都堪稱是其中的經典。那些熟悉的南京地名和日常生活，雖然僅僅作為一種疏離的背景出現，但這正體現了朱文作為一個異鄉人對南京的特殊情感。 　　

「那時有大部分時間在全國到處亂跑，但在南京大廠工作的那五年對我整個的影響實在很重要，走到哪兒，別人還是會習慣說這是從南京出來的作家。只是，我不喜歡那種重複性很強的事情，我很喜歡電廠的工作，因為它有價值感，每天都在創造財富，但重複……5年對我來說已經是極限了。」 　　

寫有那麼多關於南京的小說，已在國際影壇贏得不少聲譽的朱文並沒有忘記南京這個地方，他表示，在適當的時候，用電影來展現對南京的所思所想並不是不可能。

本質性作家

南京有一個著名的詩人作家圈，他們作為一個團體的名字叫做「他們」，這撥人是韓東、朱文、於小韋、丁當、吳晨駿、劉立杆、魯羊以及年輕一輩的曹寇、趙志明等人。朱文當年在工廠當鍋爐工，在三班倒之餘拚命寫作。 　　

到1999年為止，朱文總共寫了80萬字，覺得自己寫得夠多的了，自那後再沒寫過一個字。直到現在，他的聲名也遠沒有達到大眾化的程度，小說的印量很小，一直不太容易買到，愛好者們以在論壇上傳貼其小說並交流看法為樂趣，可以說朱文是作家中的作家，在寫作圈內具有相當大的力場，他的寫作影響了一批人，不少年輕作家如李紅旗、李師江等都自承深受其影響。 　　

朱文的寫作深入了每一個人的存在狀況，他以高度的耐心與熱情去描述吃喝拉撒、無目的的遊蕩、突如其來的意外，展示生活中最百無聊賴、最微不足道、最容易被我們自己忽略的瑣屑細節，陌生、荒誕，然而這又正是我們所熟悉而又麻木不仁的。他說，「無聊之處見真知」。 　　

他的筆下有無聊而躁動不安的年輕人，有壓抑了大半輩子的老年人，有破罐子破摔的藝術圈女性，他不替他們辯解，也不對他們作出評判，他尊重並理解這些人，讓他們自主地在各種關係和命運里浮沉，在迎面而來的誘惑和打擊前，或是一再被羞辱，或是偶然地重獲尊嚴。 　　

朱文曾說，「一個好的小說家講述的每一個故事首先對他自己而言必須是必要的，它只能來自你誠實敏銳的心靈。寫出一個你的能力可以達到的最高級、最完善複雜的故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寫出應該寫出的與你有着血肉聯繫的那個故事。我把後一類作家叫本質性作家。我很難接受還有另一類作家」。現在他補充說，本質性寫作的意思是要回到源頭，回到最初的感動。他拒絕讓那些貌似深刻、貌似博大的因素滲入到寫作中，他說，「對一個嚴肅自律的作家來說，他最糟糕的作品裡也有着隸屬於他本人的當時的最緊張的心靈焦灼」，寫作是一個自我溝通過程，與自己的心靈共同生活。他還說，「我精神上對寫作的需要遠遠甚於寫作對我的需要」。 　　

這樣的態度體現在他的小說里，他的小說有一種直面並深入現實與心靈的精神品質，獨立並強悍，不討好不避諱，不自我感動也不試圖感動、憐憫他人，像一個挖土機一樣看準地方直接挖掘下去，入木三分又勢不可擋。他的語言酣暢淋漓，飛揚，恣意，興之所至，讀起來非常痛快。 　　

徹底地拋棄既有的標準，向許多事物發起進攻，必定要遭到很多人的反擊，1990年代中後期，《我愛美元》出來後，朱文被人稱為「流氓作家」。《我愛美元》並不算朱文最好的小說，但因為其激烈的反叛姿態而成為他最出名的作品，這部小說幾乎讓朱文的父親身敗名裂，朱文由此深感這種老是寫「我」的方式很有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