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件囧事(李景宽)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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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件囧事》是中国当代作家李景宽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我的几件囧事
一
念初中时，我是学习班长。第一篇作文我写的是自拟题《牛》，不知是牛笨还是我笨，作文本发下来了，我一看鲜红的60分，囧得脸发烧。有个男生从我身后夺过作文本说，哈，大班长的作文90分（大喘气）——倒过来！大家哄笑。囧得我抢过作文本塞进了桌膛。接着又写了两篇作文，照样是60分。这才意识到，我头上已戴上了“作文差生”的帽子。若不是学习班长还好，是了便亚历（压力）山大。
上初中前，我对绘画和天文学感兴趣，绘画照葫芦画瓢，还制作了天体观测模具，对文学并不感兴趣，当然作文也就一般。上了初中，班里的作文高手林立，让我望尘莫及。对比那些“高山”，凸显出我的“洼地”。
上语文课时，王浴海老师注重朗读课文。他发现我音色洪亮，于是，课余教我朗读。他说，要先吃透文章的意蕴，才能带着感情朗读好。朗读让我尝到了文学的甜头，逐渐的迷上了文学。王老师又教我读文学书籍，记读书笔记。下学期我的作文分数便由75分提升为90分。在自习课堂上，王老师把《契诃夫生活札记》这本书介绍给我们，还教我们观察生活的方法，要求我们把有意义或有特点的事物记下来。
从此，我和语文课代表李汉君每人准备一个笔记本，专门写生活札记。一个学期下来，规定写的作文是9篇，而写生活札记的文字加起来相当于90篇作文量。
初中二年级，我也成了班级作文能手。写生活札记的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屈指算来五十余年矣。
二
1969年高中毕业，分配到家乡塑料厂当徒工。厂革委会杨主任比我大几岁，对我这个“笔杆子”格外器重。我先当电工，带电作业被电打了一次，怯手了，不敢摸电线。我囧得不行，硬着头皮找杨主任要求换工种，他叫我上机修车间。
到了机修车间，先当车工，一次车零件时，飞起的铁屑崩到眼皮上，好悬没崩瞎眼睛。又囧了，找车间主任要求换工种，他叫我当钳工。有一次，用体温计那般大小的铁锉来锉模具孔，我是个左撇子，右手把着模具，用左手锉，挫着挫着，便加快了速度，突然，锉尖扎进了右手拇指背上，拔下小锉，发现锉尖折到拇指背里了。上医院做了小手术，才把锉尖取出来。
伤好后，我囧着脸，又找杨主任要求换工种。他让我上注塑凉鞋车间，开机器注塑凉鞋。这活好干，合模具、开模具按不同的电钮就搞定。我拿本成语词典，边背词典边操作。一次合模具时精神溜号了，把右手指夹到模具里了。一声惊叫，跑来师傅按电钮开模具，才把手指抽出来。还好，没有骨折，只是夹扁了，一顿揉，手指恢复了正常。
我囧着脸，又去杨主任。他说，全厂的工种都叫你干遍了，干啥啥不中。抽出来脱产，你办板报吧，还给我找个助手，他会写毛笔字。报头叫《锤声战报》。每期我写稿子，助手抄写。上下班的工人无不驻足观看板报，有的还把文章抄下来，回家给上学的孩子当范文。
杨主任很满意，把板报由厂院里移到厂门口，吸引了众多的社会目光。
我厂隔着肇东镇革委会就是文化馆。馆里缺年轻的文学创作辅导员，我搞业余文学创作小有名气，于是，馆里请示县委政治部，破例把我从工厂调到了文化馆，由工人编变成了事业编。到了文化馆，如鱼得水，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
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家乡文化馆创作辅导组工作。那年到安达县开创作会议。午休时，逛新华书店，相中了一本渴望已久的书，尽管囊中羞涩，一咬牙，一跺脚，买了。会议开完了，要往回走，在招待所房间里，我把兜里带的钱掏出来，看看够不够买火车票。一数钱，傻眼了，只差二分钱。与会的人都走光了。这可如何是好呢？
我趴在地上，往床底下看，期望能捡到二分钱，可床底下空空如也。我又把房间里三张床的褥子、垫子都翻个遍，也一无所获。向当地文化馆借钱吧，又没有电话，还不值当。把书退给书店吧，还舍不得。
怀着惆怅，上火车站排队买票。排到了，我把兜里的钱掏出来，从窗口递进去，并声明，我买到肇东（家乡）的票，缺了二分钱，您看，能不能……没等我说完，窗口里的售票员把我的钱退给我，喊“下一位”。我囧得若有地缝儿都要钻进去。我旁边的一位旅客说，你不会少买一站的票吗？他的提醒，让我恍然大悟。
我买了到尚家的票，尚家距肇东只差一站。买完票，还剩了几分钱。
上了火车，我坐立不安，生怕车到尚家以后查票，那样的话，不就露馅了吗？还好，车刚开，列车长和列车员就来查票。我把车票递给列车长，他看了一眼，在车票上用笔划了一道就还给了我。
列车抵达肇东站下车了，出站口有验票员，我硬着头皮排队。我想，等验到我，我如实交代就是了。突然有个没起票的小子硬往外闯，验票员跑去抓他，我前面的几位旅客往外就走，我也跟着走了出去。一摸额头，汗津津的。
当馆里的同事讲了我的这个囧事，有人立刻加工成故事，题目叫《二分钱憋倒英雄汉》。“英雄汉”倒不是我，被二分钱憋倒了，倒是我也。
四
八十年代初，从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大专班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市戏剧创评室。翌年冬天，我和一起分配来的同学王金堂合作一部评剧本《闹大院》。文化局领导知道我们两家租房子住，在家写作不方便，就让我们上红岸宾馆包房间写作。
宾馆里温暖如春，房间窗台上几盆花盛开着。我俩为了省点宿费，日夜兼程赶写剧本，连到户外散步都免了，一来二去竟然忘记了季节。剧中写的居民大院不讲卫生，苍蝇成群，我俩沉浸在剧情里不能自拔。一天中午我俩到楼下餐厅就餐，两个菜，其中有盘炒卷心菜。吃到一半，我突然发现卷心菜里有个苍蝇，把一根筷子调过来，将苍蝇扒拉到盘子边，让王金堂看。他戴着近视眼镜，低头看了半天，也认定是苍蝇。马上叫来服务员，看怎么处理？服务员一看笑了，这大冬天的，哪来的苍蝇啊！这不就是苍蝇吗。这是胡椒粒，在烧热的油里爆开了。我俩再仔细观察，果然是裂开的胡椒粒。
邻座的几位食客忍俊不禁。我俩囧得急忙向服务员道歉。
五
九十年代第三个夏天，我的小剧场话剧本《夕照》发表在《剧作家》杂志上，被时年六十六岁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相中了，他决定再度出山，把它作为自己告别话剧舞台“封箱戏”领衔主演。于是，把我邀到沈阳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剧组主创人员悉数到场给剧本提修改意见。著名老导演刘喜廷第一个发言，头一句话就说，这个剧本充其量是个三流作品。在场的我囧得脸立刻木了，拿着笔忘了记录。他接着说，我就不明白默然为什么相中了这个剧本，默然是话剧表演艺术大家，是我们关东话剧派一面旗帜，如果演砸了，谁能负起这个责任？我更囧了。是你们相中了我的剧本，把我请来的，回头炮轰这个剧本，还讲不讲道理了？我心里虽然有情绪，但我不能表现出来。这个机遇就像天赐给我的，多少大编剧想让李默然大师演他的剧本都没有这个机会。想到此，我认真记录，虚心听取艺术家们提意见。
会后，辽艺安排我住在宾馆修改剧本。我改了两稿，再讨论时，刘导演口气变了，说我有悟性。李默然老师说，这个剧本基本上通过了，你可以回去了，等我们彩排时，再请你来看戏。
回去不久，辽艺又把我找去了。原来，李默然老师派专人把剧本送给他的老朋友中央戏剧学院院长、话剧大导演徐晓钟把关。他给李默然老师写了一封信，针对剧本两个关键节点指出“不合理”“不真实”的致命意见，基本把它否定了。我看了信，心服口服，但是，我改不了，这就像盖房子，知道了地基没打好，你怎么修补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一时陷入了窘境。剧组的艺术家们给我出主意，我也听不进去。此时，单位来电报催我回去。
在返回的火车上，我想，剧本基础不牢，无论怎么“堵漏洞”，都不会改好。莫不如推翻它重写。回到家，白天处理单位的事情，晚上在阳台小桌上，一支笔，一叠黄纸（没有白纸）。运用逆向思维，将剧中的国际著名老画家，改成普通的老画家；新加坡华裔女富豪，改成在新加坡开个中国风味小酒馆的老板娘。把女富豪回来“复仇”，改成老板娘回来“寻找”当年以她为裸体模特画的少女裸体油画。把二人年轻时的分离作为一个结，到了晚年见面这个结才解开。
八个晚上，写完了。第九天，带着剧稿重返沈阳。在剧本讨论会上，面对李默然老师、刘导演等辽艺艺术家们我朗读剧本。念到三分之一时，只见刘导演坐不住了，站起来踱步，我仅仅囧了两秒钟，然后满怀信心地继续朗读。剧本读完了，场上鸦雀无声，我又囧了，还没来得及判断是失败还是成功，只见李默然老师两手扶住桌子站了起来，两只大手鼓起了掌，所有在场的艺术家们也都鼓掌。我的眼泪哗的流下来，我告诉自己“成功”了……
刘导演第一个发言，他说，剧本读到三分之一，我就兴奋了，一边听一边进行导演构思。如果说，最初那个本子是三流的，我敢说，这个是一流的。又是一阵掌声。
把几件囧事说出来，便感到轻松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