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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解放战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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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解放战争，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重建家园。但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人民意志，坚持独裁、内战、卖国方针，企图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为达此目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在谈判的掩护下全力进行内战准备的策略。一面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商讨建国大计；一面调兵遣将，控制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战争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给予全面支持。
主要历程
中国共产党全面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认为中国的前途存在着两种可能的趋向：一种是国共两党通过谈判实行合作以建设新中国，这是全国人民所强烈期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去争取的；另一种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对此，必须预筹对策，做好准备。根据这一分析，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指明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8月26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党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进一步阐明了通过谈判实现国内和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国共和平谈判于8月29日～10月10日举行，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又签署并公布了《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据此分别发布了停战令。[1]
接着，由国共双方代表和出面调停国共冲突的美国政府代表组成“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监督停战令的实施。由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1月10日召开，并于1月31日一致通过包括军事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国民大会问题等协议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上述一系列协议的达成，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方针的结果，也是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广大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全面彻底实现这些协议而继续努力。但对于国民党集团的内战阴谋也没有放松警惕。随着国民党集团内战部署的日益加剧，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舆论上作了大量的揭露，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制止内战；一方面领导解放区军民加强了自卫作战的各项准备。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在日军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华北及长江以北地区建立了晋绥（绥，即绥远省，今内蒙古中部）、晋察冀（察，即察哈尔省，今分属内蒙古、河北）、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在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及东北部分地区也建立了许多块游击根据地，部队分布在十多个省区的广阔战场上。日本投降后，有些省区的部队在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情况下，面临着被各个击破的危险。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决定加速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此，调整了战略布局，将原来坚持在长江以南和皖中、豫西地区的部队，转移到华中、华北老解放区，并从各老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部队和2万名干部挺进东北，会同东北抗日联军开辟东北根据地。以编组能在战略上实施机动作战的野战军为中心，整编了各大解放区的部队，至1946年6月，组成了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华中等野战军和东北民主联军（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全军共计编成27个纵队和相当于纵队的师以及6个野战旅另14个炮兵团共61万人的野战军。同时，除保留了原来的晋绥、晋察冀、山东等大军区外，新成立了晋冀鲁豫、中原、华中等军区，使地方军（含后方机关和学校）发展到66万余人。此外，解放区的民兵也发展到约220万人。这种以野战军为骨干的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为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从组织上打下了基础。
重庆谈判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借口接受日伪军投降，陆续调集80万人以上的军队，在日伪军接应下，以打通津浦（天津—浦口）、平汉（今北京—汉口）、同蒲（大同—风陵渡）、平绥（今北京—包头）4条铁路线为重点，向解放区发动进攻。[2]
停战令下达后，国民党军一面蚕食、侵犯关内各解放区，一面以重兵进攻刚建立的东北解放区。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和严重的军事形势，各解放区部队在继续肃清拒绝投降的日伪军的同时，依据中共中央规定的“有理有利有节”和“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的原则，对国民党军进行坚决的自卫还击。晋冀鲁豫军区进行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毙伤俘国民党军近6万人，并争取其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所部近万人起义。东北民主联军进行四平保卫战，激战一个月，毙伤国民党军万余人。其他解放区的部队也分别进行了平绥路战役、津浦路阻击战，给了国民党军以有力的回击。这些作战行动，对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配合和平谈判起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以运动战歼灭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军的初步经验。
在调整部署、整编部队和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的同时，各大军区、各野战军还利用作战间隙和短暂停战的时间，进行了整训和练兵。在军事上着重训练五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和运动战战术，高级干部着重学习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政治上着重解决如何认清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及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全局观念问题。同时，还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建设。经过这一系列工作，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和作战能力。
在此期间，解放区人民大力开展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在中共中央1946年5月4日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后，又在减租减息、反霸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激发了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从而使解放区日趋巩固。
人民解放军实施积极防御，依托解放区在内线大量歼敌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战争准备就绪后，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重兵，于1946年6月26日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接着又将战火扩大到其他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部队（此后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奋起自卫，解放战争全面展开。
战争之初，国民党方面不论在军事力量还是在经济力量上，较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都占有绝对优势。
国民党军正规军有陆军86个整编师（或未整编的军）、248个旅（或未整编的师）共约200万人，特种兵、海空军、后方机关和学校等约1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总兵力43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为127万人。双方兵力对比为3.4∶1。
国民党军接收了100万投降日军的装备，并获得美国政府的大量军事援助，包括100多艘舰艇、900多架飞机和大批枪支、火炮、弹药、坦克、汽车。美国还提供海、空运输力量，输送50多万国民党军到内战前线。人民解放军的装备，主要是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和少量迫击炮、山炮，没有外国军事援助。
国民党统治着730余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3.39亿多人口，分别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6％和全国人口的71％，并控制了全国所有的大城市、主要交通线和几乎全部工业，包括相当规模的军事工业。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有230万平方千米，人口只有1.36亿，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基本上没有工业，军工生产能力极为薄弱，只能自制步枪、手榴弹和少量机枪、迫击炮以及枪弹、炸药，远远不能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
国民党统治集团凭借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优势，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使用其全部正规陆军的80％，即193个旅约160万人的兵力，配以大量的地方部队和航空兵、炮兵、坦克兵，按照先关内后关外的战略步骤，企图用3～6个月的时间，占领各解放区，消灭人民解放军，摧垮共产党。
中共中央分析了影响战争的各种因素，于7月20日向全党全军发出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指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中共中央在总结了战争初期的作战经验后，还为人民解放军规定了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作战原则，并明确提出“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约地使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资源”，“一切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民兼顾”等指导思想。
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展开于各个战场，还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战争的头8个月，即1946年7月～1947年2月，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在战略上实行内线、持久的防御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创造战机，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集中兵力；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逐步扩大战役规模，分批歼敌，以求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状况，为而后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创造条件。运用这一战法，进行较大的战役战斗共160余次，歼灭国民党军71万余人。主要的作战有：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和开创鄂豫陕、鄂西北游击根据地；华中、山东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1947年1月由华中、山东两野战军合并组成）的苏中、朝阳集、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出击陇海路、定陶、同蒲路南段等战役；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部队的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的新开岭战役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等。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还在国民党军侵占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牵制并歼灭部分国民党军，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
国民党军由于大量有生力量被歼灭，加之占领地区扩大，所需守备兵力相应增多，其兵力不足的弱点进一步暴露，因而从1947年3月起，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取重点进攻的方针。集中94个旅约70万人的兵力，分别进攻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在其他战场上改取守势，企图首先占领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尤其是一举消灭设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然后再转用兵力于其他战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的部队继续实行防御作战，诱敌深入，力求牵制和逐批歼灭敌军主力；以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的部队视机转入战略性反攻，收复失地，歼灭敌军。同时，将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在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率领下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区的作战；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晋察冀解放区，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另以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依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继续积极求歼当面敌军。陕甘宁解放区部队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指挥下，以不足3万人的兵力，在粮食、弹药缺乏的条件下，于3月下旬～5月上旬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3次战役的胜利，初步稳定了陕北战局。华东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指挥下，于5月中旬在山东省中部孟良崮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精锐整编第74师，打乱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在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林彪指挥下，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下，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下，分别举行了东北夏季攻势、豫北攻势、晋南攻势及正太战役等，收复和解放了大片土地和一些城镇，有力地支援了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作战，并为而后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至1947年6月，在一年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12万人，毙俘其旅（将）级以上高级军官202名，给予国民党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并不断壮大了自己，逐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转入战略进攻，将主要战场推向国民党统治区
当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度时，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的重大变化。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下降到373万人。正规军虽仍保持248个旅的番号，但其中有近半数是被歼后重建或是受歼灭性打击后重新整补起来的，总人数已由200万下降到150万。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兵力虽由战争初期的193个旅增加到227个旅，占旅总数的92％，但其中能作战略机动的兵力只有40个旅左右，长江以南的大后方及新疆等地兵力尤其薄弱，只有21个旅。由于整师、整旅被歼，大批高级将领被俘，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失败主义和厌战情绪增长。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127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野战军有100万人，同国民党军的兵力对比已由1∶3.4缩小为1∶1.9。尤其重要的是，人民解放军以缴获的武器装备自己，建立了两个以炮兵为主的特种兵纵队和若干个炮兵旅、团，以及相当规模的工兵部队，加强了突击力量。
国民党统治集团随着其军事形势的日益恶化，在经济上、政治上也陷入了困境。其统治区捐税繁重，物价飞涨，经济破产，百业凋零。各阶层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暴政，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人民革命运动遍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已深陷于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和统治区人民斗争这两条战线的夹击之中。这时，解放区军民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解放区大部地区遭受战火蹂躏，人力、物力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中共中央依据对战局的全面分析，决定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抓住国民党军主力深陷解放区腹地的时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以一部分部队在广大地方武装配合下“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中共中央还强调指出：人民解放军主力进入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
1947年下半年，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人民解放军以挺进中原、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为重点，逐步转入战略进攻。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所部主力4个纵队，从山东省阳谷以东张秋镇至菏泽以北临濮集间南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经过近一个月作战，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6万余人，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帷幕。8月上旬乘胜南下，跨越陇海路（今兰州—连云港），横穿黄泛区，渡涉沙、颍、汝、淮诸河流，挫败了国民党军的重兵追堵，胜利进抵大别山区，并逐步在鄂豫皖边界地区完成战略展开。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率2个纵队和1个军组成的作战集团，于8月下旬自晋南渡过黄河，进入豫西，逐步在豫陕鄂边界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率2个纵队于9月初自山东寿张以南渡过黄河，与该野战军先期进入鲁西南地区的5个纵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的1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又称外线兵团），在沙土集地区歼灭国民党军1个整编师后，于9月下旬挺进豫皖苏边界地区，逐步完成战略展开。三路大军成“品”字形阵势，驰骋于广阔的中原战场，把战线从黄河两岸推进到长江之滨，对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至武汉的江南广大地区构成严重威胁，迫使蒋介石先后从山东、陕北两个重点战场调出9个整编师共22个旅增援中原战场，从而有力地策应了这两个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最后挫败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11月下旬，国民党军组建“国防部九江指挥部”，调集33个旅，由国防部长白崇禧指挥，围攻大别山地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以保卫大别山根据地为中心，密切配合，互相策应，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广大地区机动作战，调动和吸引国民党军南部战线兵力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至1948年春，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地区的围攻，歼灭其大量有生力量，并开辟了江汉、桐柏两块新根据地，使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得以巩固。
在创建中原解放区期间，由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主力部队组成的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又称内线兵团）分别在南部战线的东西两翼——陕北和山东战场，以积极行动牵制和寻歼当面敌军。西北野战军进行了榆林、沙家店、黄龙、延清等战役，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进行了胶东保卫战。这些作战不但在战略上配合了中原地区三路大军的行动，而且收复了大片失地，最终结束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在此期间，晋察冀野战军进行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攻占坚固设防的河北省重镇石家庄，开创了人民解放军以攻坚手段夺取重要城市的先例。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将东北国民党军压缩于中长铁路（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大连）南段、北宁铁路（今北京—沈阳）北段的几个孤立城市及其周围；东北地区的80％成了解放区。华东野战军坚持华中敌后的部队进行了盐城、李堡等战役战斗，改善了战局，并使华中地区成为保障中原三路大军作战的一个有力翼侧战场。
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出击外线，挺进中原，与内线各解放区部队密切配合，构成了向国民党军实行全国规模战略进攻的总形势，迫使国民党军在战略上转为守势，使战争达到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新形势下，1947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进一步统一了全军的作战指导思想。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继续执行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开展新的强大攻势。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与中原野战军（1948年5月在成立中原军区的同时，由南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协同作战，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特别是豫东战役，一举攻克河南省省会开封，连同在睢杞地区的作战，共歼国民党军9万余人，进一步巩固了中原解放区。内线各部队则展开以拔除国民党军孤悬在解放区内的重要据点为主的攻势作战，进行了周张、潍县（今潍坊）、兖州、益林、涟水、宜川、西府陇东、临汾、晋中、察南绥东、冀热察等战役和东北1947年冬季攻势，攻克一批重要城镇，并于1948年4月21日收复了革命圣地延安。国民党军被迫进一步向济南、青岛、太原、保定、天津、北平（今北京）、西安、锦州、沈阳、长春、吉林等大中城市收缩兵力。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于3月由陕甘宁边区东渡黄河，于4月进入晋察冀解放区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2万人，毙俘其旅（将）级以上军官174名，收复和解放拥有3700万人口的15.5万平方千米土地和164座中小城市，为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
进行战略决战，各个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
当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度时，全国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战争双方除兵力和装备对比国民党军还稍占优势外，其他各方面都已大为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
国民党军在两年中被歼260多万人，经补充后总兵力虽仍有365万人，正规军旅的番号增至285个，人数为198万，但新组建的和被歼后重建的师、旅占大多数，士气更加低落，战斗力严重下降。在285个旅中，直接用于同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为249个旅约174万人，这些部队分别配置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大战场的少数战略要点及其周围，难于实行战略性机动。广大后方只配置了36个旅。随着军事形势的恶化，国民党民心失尽，内部矛盾加剧，通货恶性膨胀，工商业纷纷倒闭，政治、经济危机已十分严重。人民解放军在两年作战中贯彻边打边建方针，总兵力已达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与国民党军对比为1∶1.3。人民解放军炮兵已有35个团，装备了山炮、野炮等重炮1100余门。工兵也有了发展，并建立了少量坦克部队。经过两年战争锻炼，部队不但有了丰富的打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而且积累了城市攻坚战的经验。经过1947年冬到1948年春的新式整军运动，全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大为提高。中国共产党还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即长江以南的苏南、皖南和浙、闽、粤、桂、黔、滇等省区内建立了5万余人的游击武装。解放区面积已扩展到235万平方千米，并拥有县以上城市579座，人口已达1.68亿，分别占全国面积、城市、人口总数的24.5％、29％和35.3％。解放区支援战争的人力、物力有所增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广大中间阶层迅速觉醒，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愈益高涨。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日益有利的战争形势和两年战争的经验，提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从1946年7月算起的5年左右时间内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师），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制定了战争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主力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求歼更多国民党军的基本计划。根据会议精神，中央军委确定了战争第三年的作战计划，准备歼灭国民党军115个旅（师），攻占一批大中城市。
1948年9月16日，已于8月会师于兖州、曲阜地区的华东野战军内、外线兵团采取攻济打援部署，发起济南战役，激战至24日攻克该城，全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内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2万余人起义），夺取了孤悬在山东省境内有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使华东和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冬季攻势后，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卫立煌所部55万人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及其附近地区，互相之间的陆路联系已全被切断。到1948年秋，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年1月由东北民主联军改称，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领导机关）已发展到100余万人，其中野战军70万人，地方军（包括二线补充兵团）30余万人，总兵力超过东北国民党军将近一倍；东北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已分别占东北总面积和总人口的97％和86％，人力物力资源雄厚，已具备同国民党军进行决战的条件。此时，蒋介石对是否将卫立煌集团撤向关内处于犹豫不决状态。据此，中央军委决定首先寻求同卫立煌集团决战，封闭该集团在东北境内加以各个歼灭。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根据中央军委的多次指示，于9月12日指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首先以主力出击北宁铁路锦州至唐山段，连克数城。接着围攻锦州，全歼守军约10万人。长春守军1个军起义、1个军投诚，该城宣告解放。随后，当由沈阳增援锦州的国民党军“西进兵团”进到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时，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自锦州北上，全歼该敌。11月2日乘胜解放沈阳、营口，歼灭卫立煌集团余部，结束了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东北全境随即解放。
辽沈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余人。这个战役连同在此之前其他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使国民党军在1948年7～10月的短短4个月内丧失100万人。这样，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包括可能补充的30万人在内已下降到29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增加到300万人以上。中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也超过国民党军的新转折。
济南战役后，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提出的下一步在淮阴、淮安、海州地区作战，组织淮海战役，求歼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所部一部的建议。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解放郑州、开封。国民党军统帅部判断人民解放军将在徐州地区发动攻势，命令刘峙收缩兵力。11月上旬，中央军委根据全国军事形势的变化和淮海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战役规模，集中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60余万人，与刘峙集团60余万人（战役中增加第12兵团等部，共达80万人）进行决战，求歼该集团主力于徐州地区。11月16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中共总前线委员会，邓小平为书记，统筹淮海前线各项工作。
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发起。8日，国民党军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两个军在徐州东北贾汪、台儿庄起义。11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合围由新安镇向徐州收缩的国民党军第7兵团于碾庄圩地区，激战至22日，全歼其5个军10万人。16日，中原野战军攻克徐州、蚌埠间的枢纽宿县（今宿州），并将自确山东援的第12兵团阻止于蒙城地区。11月23日～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合围并歼灭第12兵团5个军约10万人于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永城东北陈官庄地区包围由徐州向西南方向突围的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领的3个兵团25万人，歼灭了其中的第16兵团约4万人。1948年12月16日～1949年1月5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进行战场休整，对杜聿明集团开展政治攻势。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至10日，全歼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及第2、第13兵团。至此，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直接处在人民解放军的威胁之下。
辽沈战役后，盘踞在唐山、天津、北平、张家口等地的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所部50余万人受到巨大威胁，已成“惊弓之鸟”，或撤或守，举棋不定。为稳住傅作义集团，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命令华北军区（1948年5月，由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军区合并组成）第1兵团缓攻太原；华东、中原两野战军缓歼杜聿明集团等。最重要的是，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结束休整，隐蔽入关，尽早截断傅作义集团向海上的逃路；命令华北军区第3兵团及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包围张家口，截断平绥铁路，阻止平津地区傅作义集团主力西撤。
1948年11月29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主力联合发起平津战役。至12月20日，在平张铁路线上的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将傅作义集团第11兵团和第35军包围于张家口和新保安两地，并歼灭了由怀来、南口西援的第104军和第16军主力；在北平周围及天津、塘沽地区的东北野战军主力，完成了对塘沽、天津和北平的分割包围，圆满地实现了中央军委关于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地区并实行“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略布局。从12月21日开始，逐批围歼被分割包围之敌。华北军区第2兵团攻克新保安，歼灭第35军；华北军区第3兵团及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歼灭由张家口向北突围的第11兵团部及7个师。1949年1月14～15日，东北野战军以5个纵队攻克天津，歼守军13万余人。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为加强东北、华北两军的统一指挥及统筹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决定以林彪、罗荣桓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
天津解放后，北平守军已深陷重围之中。经过谈判，傅作义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条件，命令所属部队25万人开出城外，听候改编。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解放了除绥远省西部、山西省太原和河南省新乡、安阳等少数孤立据点以外的华北广大地区。
另外，西北野战军于1948年8～11月先后进行了澄郃、荔北战役和冬季攻势，歼灭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部6万余人。华北军区第1兵团于10月5日发起太原战役，肃清了太原外围守军，包围了太原城，于12月上旬奉命转入围城休整。
1948年7月～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200多万人。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主要精锐集团丧失殆尽，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面临绝境。
向全国进军，追歼国民党军剩余部队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只剩下204万人，其中正规军115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已无力在战略上组成有效防线。人民解放军已增加到400万人，其中野战军218万人，兵力占绝对优势。
蒋介石为挽救败局，经过与美国政府及国民党内一些高级人士紧急磋商后，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不再担任总统，但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牢牢控制党政军大权，在幕后指挥。部署军队于长江南岸，加强江防，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争取时间，经营后方，扩充军队，准备卷土重来。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于22日发表声明，要求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对于蒋介石的阴谋，中共中央早有警惕。1949年元旦，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就已指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3月5～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人民解放军在向长江以南和西北地区进军过程中，将以三种方式解决剩余的国民党军，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的天津方式；经过谈判将国民党军和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北平方式；暂时予以保留，争取其中立，待时机成熟再行改编的绥远方式，并明确指出天津方式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两个决定进行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4个野战军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彭德怀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每个野战军辖2～4个兵团，每个兵团辖3～4个军。全军组成17个兵团（内1个铁道兵团）共58个军，其中华北军区的3个兵团及铁道兵团直属中央军委。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决定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同时要求人民解放军做好向全国进军的一切准备，以便在谈判破裂时继续使用战斗方式解放全中国。
194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在北平进行谈判，至15日，双方协商拟就《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截至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仍拒绝签字，谈判宣告破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立即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按照这个命令，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全国进军。
4月20日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九江东北）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击溃沿江防御的国民党军，于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接着，各部队展开猛烈追击，在郎溪、广德地区歼灭国民党军5个军，并前出到浙赣铁路（杭州—株洲）沿线，占领苏南、浙东、闽北、赣东北广大地区及杭州、南昌等地。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武汉至九江间横渡长江，17日解放武汉三镇。在此期间，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所部2万人起义。5月27日，第三野战军主力攻占全国经济中心上海。6月2日解放崇明岛。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3万余人。在战役中，停泊长江的英国军舰4艘公然炮击北岸人民解放军集结地域。人民解放军予以猛烈还击，击伤其旗舰“紫石英”号。对此，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斥责帝国主义的干涉行径，并要求英、美、法等国在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迅速撤走。
平津战役后，华北地区尚有两股较大的国民党军：一为固守太原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部10万余人；一为位于归绥、包头的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所部约6万人。太原守军拒绝和平改编。中央军委决定增调第19、第20兵团及第四野战军1个炮兵师到太原前线，会同围困太原城的第18兵团（华北第1兵团改称）夺取太原。4月20日，向太原发起总攻，至24日全歼守军。绥远的董其武，经华北人民政府与其谈判和傅作义劝说，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在做好部属工作后于9月19日率部起义。至此，华北全境解放。
渡江战役后，各野战军立即按照中央军委的既定部署，分别向中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进军。
第四野战军主力于1949年4月由平津地区南下，进军中南。5月兼华中军区。6月，附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自武汉、南昌等地南进，至9月上旬解放鄂西、湘北、赣西北、赣南广大地区。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国民党军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9月中旬，进军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采取大迂回大包围方针的指示，分三路对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部及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部实行远距离迂回包围，分别在湖南省衡阳、宝庆（今邵阳）地区和广东省阳江、阳春地区歼灭该两集团各一部共11万人。接着，分东西两路迂回广西，配合由湘南实施正面追击的部队，于12月中旬在容县、博白和钦州地区全歼白崇禧集团。进军中南的部队在历时半年的追击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40余万人。1950年3月5日～5月1日，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部指挥第40、第43军，在长期坚持海南岛斗争的琼崖纵队配合下，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方针，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至此，中南大陆及沿海主要岛屿均获解放。
第一野战军（辖第1、第2兵团及太原战役后调归的第18、第19兵团）于1949年5月，乘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实行战略撤退之机发起追击，5月20日解放西安。7月中旬，在扶风、郿县（今眉县）地区歼灭国民党军4个军。接着，以第18兵团监视秦岭地区的胡宗南集团，野战军主力向甘肃、宁夏、青海进军，首先解放兰州、西宁，基本歼灭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所部。9月下旬，攻克张掖、酒泉，歼灭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逵所部及马步芳残部。在此期间，原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起义，宁夏解放；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及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中旬，第一野战军一部进军新疆，在新疆民族军配合下，于1950年3月进驻新疆全省。第一野战军在半年多进军西北的作战中，以长距离奔袭结合城市攻坚，以军事攻势结合政治瓦解，歼灭国民党军30余万人，解放了西北全境。
第二野战军主力附第四野战军一部，在位于秦岭以北地区的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等部策应下，于1949年11月1日开始由湘西、鄂西地区以大迂回大包围动作分路向贵州、川南、川东进军，至11月底先后占领贵阳、重庆，歼灭国民党军川湘鄂边区“绥署”司令官宋希濂等部，并前出到宜宾、泸州。11月中旬，位于秦岭山脉担任向北防御的胡宗南集团在其侧后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仓皇向成都收缩。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和第7军在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领下由陕入川，尾击胡宗南集团。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今分属四川和西藏）政府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接受第二野战军领导人的忠告，通电率部起义。第二野战军及第18兵团分路向成都急进，至20日完成了对麇集于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集团和其他国民党军的合围。国民党军第16、第15、第20、第7、第18兵团等纷纷宣布起义，其余部队迅速被歼。27日成都解放。第4兵团在进行滇南战役后，于1950年2月20日进驻昆明。3月中旬，第二野战军一部歼灭西昌地区国民党军。至此，第二野战军历时半年的向西南进军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90余万人，解放了四川、贵州、云南、西康等省，粉碎了国民党军残余依托西南地区待机反攻的企图。
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后，以第10兵团于1949年7月上旬向福建进军，至10月下旬解放了除金门、马祖等岛屿以外的福建全省，歼灭国民党军约10万人。在10月24日晚渡海进攻金门岛的作战中，第一梯队3个多团虽然顺利登岛并歼灭守军一部，但由于国民党军援兵迅速到达，航渡船只被敌机炸沉，后续部队无法续渡，登岛部队孤军苦战3天，大部牺牲，一部被俘。在第10兵团进军福建的同时，第7兵团解放了浙江省东部和南部，并于1950年5月19日解放舟山群岛。至此，解放战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结束。
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期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解放战争历时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经过艰苦奋战，共歼灭国民党军807万余人，其中俘虏458万人，毙伤171万余人，争取投诚63万余人，争取起义和接受改编114万余人；俘虏、击毙和投诚、起义的旅级和少将以上高级军官1686名；解放了除西藏（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西藏和平解放）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和南海诸群岛以外的全部国土，赢得了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的胜利。人民解放军从战争初期的120余万人发展到530万人。在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负伤104万人，牺牲26万人，失踪和被俘19万人。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军事思想得到很大丰富和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特别是十大军事原则，经历了过渡阶段和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等阶段，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中国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历史，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的主人，获得民主、自由的权利和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占全人类人口1/4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