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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打祝家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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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三打祝家莊 編劇；李綸、魏晨旭、任桂林 導演；王一達、魏靜生 主要演員；張一然、阿甲、魏靜生、趙容美等 首演團體；延安平劇研究院 首演時間；1945年2月 劇目類型；京劇 |
《'''三打祝家莊'''》由延安平劇研究院出品，任桂林、魏晨旭、李綸執筆創作。取材於古典小說《水滸傳》中的第46至50回而創作的京劇劇目。
該劇講述了宋江率領梁山農民起義軍三次攻打地主武裝盤踞的祝家莊的故事。[1]
劇情簡介
梁山農民起義軍第一次攻打地主武裝盤踞的祝家莊，由於貿然進攻、不明地勢而失利。秦明、黃信等人被擒，宋江等被困盤陀路，險些全軍覆沒，幸有石秀嚮導始得脫險。
第二次攻打祝家莊，先派石秀探明盤陀路的奧秘，並採取各個擊破的策略，爭取了李應的李家莊和扈太公的扈家莊，打破了三莊聯盟，孤立了祝家莊。但最終因為祝家莊城高溝深、易守難攻，水泊梁山的義軍只靠猛衝猛打很難取得勝利，第二次攻打祝家莊又遭到失敗。
這時宋江考慮到：只有裡應外合，始能打破防守嚴密的祝家莊。恰恰這時孫立攜家眷及朋友來投，便設巧計：使孫立、孫新、樂和、顧大嫂等假意投靠祝家莊教師欒廷玉，從而打入祝家莊作為內應。在第三次進兵祝家莊時，孫立等與莊外的宋江裡應外合，樂和智除祝小三，又有鍾離父子等莊民相助，救出被擒眾好漢，宋江終於大獲全勝，攻克了祝家莊。
戲曲表現
1944年4月，毛澤東向剛改歸中央黨校領導的延安平劇研究院作出創作《三打祝家莊》的指示，目的是對廣大幹部、戰士進行解放敵占城市的策略教育，副校長彭真當作重大政治任務，大力領導了這一工作，教務處主任兼平劇研究院院長劉芝明親自組織、指導並參加了整個創作活動。1944年7月初成立了《三打祝家莊》創作組（沒有正式名稱），成員有劉芝明、齊燕銘、任桂林、魏晨旭、李綸，任、魏、李為劇本執筆人。
毛澤東在《矛盾論》一文中，對三打祝家莊故事作了精闢的分析：「《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於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雇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布置了藏在敵人營盤裡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就是最好的一個。」毛澤東從哲學和軍事學角度所作的概括和提高，使它具有了普遍的指導意義。一九四四年秋末，《三打祝家莊》 編寫過程中，彭真傳達了毛澤東的口頭指示：編寫《三打祝家莊》劇本，第一要寫好梁山主力軍，第二要寫好梁山地下軍，第三要寫好祝家莊的群眾力量。這一指示不僅總結了古代農民戰爭中攻打城市的基本經驗，也總結了人民軍隊在缺乏現代武器條件下奪取敵占城市的基本經驗。
毛澤東的兩個指示，是創作、修改《三打祝家莊》的指導思想。為了幫助編劇充分認識毛澤東關於編演《三打祝家莊》這一決策的重大現實政治意義、《矛盾論》對三打祝家莊評論的豐富內容和深刻策略思想，彭真多次與劉芝明談話，給創作組寫長信，給全院同志講話，都是為了幫助編劇們提高認識，糾正思想認識出現的偏差。
因為創作組的幾人都缺乏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經驗，，為了補救這一重大缺陷，平劇研究院的校領導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由黨校教務處召開過十幾次座談會，劉芝明主持，每次三十至五十人，主要是學員中來自各抗日根據地地委、廳、局以上的幹部，有着豐富的鬥爭經驗或專業知識。幫助分析三打祝家莊故事，討論兩次起草的劇本提綱，研究重大疑難問題。第二，邀請校內外的專家、學者等參加創作組的會議，給創作組成員講授專門知識或工作經驗，指導或幫助編劇們克服困難，突出的事例是，當時專搞城市地下工作的劉寧一、劉慎之二人一連參加五次會議，圓滿地解決了如何描寫梁山地下軍的內應工作問題。第三，劉芝明有計劃地安排編劇們在校內外進行了十來次社會調查，包括向有關的機關（主要是軍事系統）或領導幹部訪問。這些措施讓創作組成員下定決心，重新編寫了新劇本。
1945年1月底或2月初完成了劇本創作，1945年2月22日、23日由平劇研究院開始演出。1959年，為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中國京劇院再一次復排《三打祝家莊》，並邀請劇作者把全劇壓縮成十三場。
劇目賞析
繼《逼上梁山》之後，此劇創造成功，鞏固了平劇（京劇）革命的道路。（毛澤東評）
《三打祝家莊》較少理念成分，藝術上也比較完整，因而有較強的舞台生命力。（《二十世紀中國文藝圖文志·戲曲卷》評）
京劇《三打祝家莊》雖然根據古典小說《水滸傳》改編，但和原作又有許多不同處：京劇刪掉了原小說中的時遷偷雞、李逵洗劫扈家莊、吳用智賺李應上梁山等無用且有損梁山好漢形象的情節，同時吸收了崑曲劇目《扈家莊》和《石秀探莊》等劇中一些精湛的表演藝術。
該劇從策略鬥爭的角度，描寫梁山農民起義軍總結戰爭失利的教訓，摸索出依靠群眾、調查研究、分化敵人、裡應外合等經驗，終於大獲全勝。通過塑造農民革命領袖宋江及眾梁山好漢的英雄群像，《三打祝家莊》表現了人民的鬥爭意志和智慧，突出了戰略思想，成為劃時代的劇目。
1944年，抗日戰爭即將轉入全面反攻階段，解放區軍民面臨着奪取敵占城市的重要戰略任務，而這齣戲的創作演出於1945年的春節。這個橋段正適應了當時的革命形勢，體現了毛澤東「推陳出新」的文藝思想，同時該劇又有高度的藝術性和戲劇性，遵循了傳統京劇的編演規律：唱做念打齊備，文武昆亂不擋；劇中老生、武生、花臉、文武丑、武旦、武淨均有出色的舞台呈現。（《北京晚報》評）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