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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阳(1497年-1580年),仁甫中溪云南大理人,明朝政治人物、學者,同進士出身。

嘉靖五年(1526年)中进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因为仗义执言,受到同僚排挤,他因此借故归家赋闲。嘉靖十年(1531年)复出,官授江阴县令,在任期间,外抗击“海寇”,内施惠政于人民。后升为户部主事监察御史,再次因直言而被贬为荆州知府,政声显著。因识张居正于童试,在张居正担任首輔之后亦与之通书信。最终因看不惯官场黑暗,回到大理老家隐居,与谪居于云南杨升庵相契最深,两人常常一起吟诗作画,同游景胜。在文学上贡献卓著,与杨士云同修《大理府志》,并修订《云南通志》。著有《心性图说》、《艳雪台诗》、《中溪漫稿》。在闽中曾校刻《史记题评》、《十三经注疏》、《杜氏通典》等计764卷。

个人成就

明嘉靖李元陽刻隆庆重修本《周礼注疏》原圖鏈接 來自新浪博客

李元阳在探究理学方面有极深造诣,被后世人称为滇中“理学巨儒”。他交游甚广,曾与王(阳明)学的分支学派如浙中学派、江右学派、泰州学派、南中学派的学者王畿、罗洪先、罗汝芳、唐顺之等交流切磋,并对儒学经典进行悉心研究,还吸收了先贤哲人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李元阳提出性、心、意、情四种命题,并将“性”放在最高的位置,认为无论圣人、凡人都有性,但圣人能“复性”,凡人则因外物产生了心、意、情,迷失了本性。李元阳对事物的中与和、知与识以及儒学、道统的传承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譬如,他认为“中”是世界的本原,“中率无喜无怒,故为天地万物之大本”,是“道之体也”。“中”又是人人具有的“良知”,而且“性”就是“天命”、“良知”,是先天就有的。因而,他在政治上主张要以“爱民为主”,治理百姓要“节用爱人,己任其劳,处民以佚”。要“以治家之心治其国,以爱身之道爱其民”,如此天下就“无难处之事,亦无难化之人”。

李元阳学贯儒、释、道,境界宏阔。他把释、道的思想及实践方法引入儒学,欲为儒学发展另辟蹊径。借鉴道家的养气,以静坐来“内视反听”,此为内功;学佛家的救苦度厄,以救济穷人为事,此为外功。他认为佛学与儒学有相通之处,佛教和道教两家的方法也可以综合运用到社会实践和个人修养上。李元阳在《[[天地世界图序]]》一文中,借助大量的佛、道学说,对世界结构作了详细的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李元阳陶醉于苍洱山水,却对鸡足山情有独钟。他与鸡足山高僧大德探讨佛理、唱和诗文,交往十分密切,还出资出力兴建、重建或扩建鸡足山寺院,著诗文数十篇,立碑十余通,介绍鸡足山。可以说,明清时期鸡足山的兴盛并成为佛教名山,与李元阳密切相关。《鸡足山志》中写道:“山中寺院,凡倾颓者,无不修葺,并为撰文。鸡山之盛,公为首功矣。”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人物评价

方志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被称为“地方典献”、“致用经籍”。作为本土著名学者,李元阳以其学识和威望,竭力倡导并亲自编纂方志,这也是他隐居后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李元阳曾三次编写方志,第一次是1542年,其返乡不久就与杨士云合作编修了《大理府志》刊印行世,后此书失传,具体情况已不可考;第二次是1562年至1563年,他独立修撰了嘉靖《大理府志》十卷;第三次是1576年,编纂完成了万历《云南通志》。

因兵燹战乱,嘉靖《大理府志》流传至今的只有目录及正文卷一、卷二。由于明代云南的府、州、县方志多数没有付梓刊刻,而刊刻印行的后又流失散佚,流传保存至今的只有寥寥数种。因而该志虽仅存卷一、卷二,其保存的有关明代大理地区的山川、形势、物产及大事、沿革方面的资料,却显得弥足珍贵,深得后世赞许。

万历《云南通志》是第一部由云南少数民族本土学者编纂的省志,以编纂年代顺序,为现存第三部完整的云南省志。万历《云南通志》共十七卷,分地理、建设、赋役、兵食、学校、官师、人物、祠祀、寺观、艺文、羁縻、杂志等十二志,下又分为五十八目。该志吸收历代地方志的优点,以独具匠心的编排、类列分明的条目、旁征博引的资料、独到的见解而为后世所瞩目。其中《赋役》、《兵食》、《羁縻》、《学校》诸志系李元阳首创,亦为后代云南省志所承袭。

李元阳为官十多年,任过县令、府守等亲理民政的地方官,有浓厚的“经世”思想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因而十分重视方志的“经世致用”功能,强调方志不仅要 “采诸故实,征诸人事”,更应“将施有政”,使“善为政者成其务”。他深知经济、军事对社会发展和安定的重要性,故万历《云南通志》大量使用档册及采访材料,详细记录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事项,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譬如,在该志“物产”中有关“玉蜀黍”、“蕃薯”(即今俗称红薯)等外来作物的记载,为今天研究外来作物传入中国的时间、地点、路线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佐证。旅美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在研究玉蜀黍、蕃薯传入中国的课题时,“基本翻遍了美国著名图书馆所藏的3000种方志”,得出结论说:“最重要的史料是李元阳1563年版的《大理府志》和1574年版的《云南通志》”。这充分表明万历《云南通志》在记载经济方面的内容,尤其是物产方面,不仅在西南,就是在全国也属上乘佳作。可以说,万历《云南通志》是云南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后世的方志编纂有很大的影响。

文学贡献

与杨士云同修《大理府志》,并修订《云南通志》。著有《心性图说》、《艳雪台诗》、《中溪漫稿》。在闽中曾校刻《史记题评》、《十三经注疏》、《杜氏通典》等计76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