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特·李普曼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沃爾特·李普曼( WalterLippmann，1889-1974) 美國新聞評論家和作家。
基本情況
傳播學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學者之一，在宣傳分析和輿論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聲譽。這位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專欄作家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眾輿論》中，開創了今天被稱為議程設置的早期思想。此書被公認為是傳播學領域的奠基之作。作為一部傳播學經典著作，該書第一次對公眾輿論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讓讀者能細細地體會到輿論現象的種種內在與外在聯繫。此書自1922年問世以來，在幾十年中已經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至今仍然保持着這個領域中的權威地位。
人物概述
沃爾特·李普曼自24歲（1913年）創辦《新共和》雜誌至85歲（1974年）與世長辭為止，李普曼的時事評論寫作延續了60餘年！他一生寫了總數一千多萬字、上萬篇的時評，發表了涉及新聞學、政治學、倫理學等領域的30餘部著作。發表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以及後來在《新聞周刊》上的「今日與明日」專欄持續了三十六年，是二十世紀美國報刊史上歷時最久、內容最廣、影響最大的專欄，受到美國政府以及各國首腦和外交機構的高度重視。李普曼的影響不僅僅局限於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他一生中還直接參與和間接影響了美國歷史上的許多重大的國務和外交事件，從老羅斯福一直到約翰遜的美國歷屆總統都極為重視他的立場觀點。
人物生平
1889年9月生於紐約，是德國猶太人第二代移民後裔。
念完學士後，李普曼繼續留在哈佛攻讀研究生，再此期間，任桑塔亞納教授的助手，協助講授哲學史。
1910年夏末，著名「耙糞記者」林肯·史蒂芬斯來哈佛招助手，經過與哈佛教授磋商後，選擇了李普曼。從此李普曼涉及新聞工作，此後供職於多家媒體。
1912年他辭去一切職務，前往緬因州，撰寫《政治序論》。《政治序論》出版後獲得成果成功，西奧多·羅斯福對此書推崇備至，與李普曼往來交換意見。
1914年《趨勢與主宰》問世，它和《政治序論》一道引起人們廣泛注意。同年與人合辦<新共和>雜誌，擔任副主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美國陸軍部部長助理。
1919年回到《新共和》工作。
1921年至1931年，任紐約《世界報》編輯、主編，10年間為其撰寫了大量社論(後匯為10卷出版)，享譽一時。
1931年《世界報》停刊後，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開設「今日與明日」專欄，所寫專欄被國內外250家報刊轉載。
1932年與菲耶離婚，與海倫·阿姆斯特朗結婚。
1961年1月，「今日與明日」轉到《新聞周刊》刊載，由《華盛頓郵報》辛迪加向國內外轉發，直到1967年3月最後一期。
1964年9月，林登·約翰遜總統在李普曼75歲生日前授予其總統自由勳章。授勳書上寫道：「他以精闢的見解和獨特的洞察力，對這個國家和世界的事務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從而開闊了人們的思想境界。」
1967年退休，繼續為《新聞周刊》等撰寫評論。
1974年85歲生日時，紐約市授予他最高榮譽青銅獎。
主要著作
撰有《政治導向》、《放任與駕馭》、《輿論學》、《良好的社會》、《共產主義世界與我們的世界》等30種著作，涉及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新聞學及外交等多個領域，以下為著名作品：
《外交的主宰》1915年，國際問題的第一部著作。
《道德序言》1919年
《自由與新聞》1920年
《輿論學》(Public Opinion)1921年
《鬼影般的公眾》1925年
《命運的人》1926年
《美國的檢查官》1928年
《美國在世界事務中》(與威廉·斯克羅格斯合著)1931、32、33年
《解釋》1932年、1933-1935年
《自由的方法》1934年
《新的需要》1935年
《戰爭與和平札記》1940年
《美國的外交政策——共和國的盾牌》1943年
《美國的戰爭目標》1944年
《冷戰》1947年
《公共哲學論文集》1955年
社會地位
自一戰前的老羅斯福時代，一直到冷戰時期的尼克松時代，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國內公共政策。從老羅斯福到尼克松，李普曼都是白宮不可忽視的座上賓。他還與墨索里尼、丘吉爾、戴高樂、赫魯曉夫、尼赫魯等外國首腦多次直接對談，與所到各國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腦、外交部長或國防部長見面，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1972年，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也曾經代表周恩來總理邀請他訪華。有人貶低新聞記者尤其是時事評論工作的意義，說這些記者或評論家，作為「局外人」，不能「看到從世界各地雪片般飛到國務院的電報」，對國內事務的了解也遠不及當局者，卻還到處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或者公共政策大加評論、橫加指責。
針對這樣看似有理的批評，李普曼說：「這些批評事實上否定了民主原則本身。因為人民也是知之甚少的『局外人』，但是他們仍然有權對當局者的作為做出評論」，並且人民還是這個國家內外政策的最終決定者！「如果國家是在人民的贊同下，得以管理的，那麼人民對於當局者要求人民贊同的事情必須形成見解。人民是怎樣做到這一點呢？」李普曼開始闡述新聞工作尤其是時事評論工作的重要意義：「他們是靠收聽廣播和閱讀報紙，看看記者們對於在華盛頓、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發生的事情是如何報道，然後形成他們的見解的。所以，記者的作用舉足輕重！在興趣所及的某些領域，記者們以由表及里、由近及遠的探求為己任，去推敲、去歸納、去想像和推測內部發生什麼事情，它在昨天意味着什麼，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麼。記者所做的只是每個主權公民應該做的事情，只不過他們自己沒有時間和興趣去做罷了。這就是我們的職業，一個不簡單的職業！我們有權為之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著名記者
他一生活了85歲，其中持續寫作60餘年，創作1000餘萬字。他並不指揮千軍萬馬，然而他確實有左右輿論的巨大力量。他是美國時代最偉大的新聞記者。這是一個生活樂趣太少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現代人的暴行更加肆虐，但是某些邪惡也同樣有所減退--在這個世界中，人類平等的權利已經植下了根基。唯有進步，才使世界變得更加人道與合乎理性。這是我們唯一可以用來衡量世界的標尺。
約見赫魯曉夫，他們在頭等艙里剛剛坐定，機長就遞過米一份蘇聯大使發來的便箋。克里姆林宮出現危機，赫魯曉夫正在黑海，他希望能把這次會晤推遲一星期。「這不可能。」李普曼龍飛鳳舞地在便箋上批了這句話，他們歐洲之行的計劃已定，他要麼如期4月10日到達蘇聯，要麼根本不去。第二人早晨，赫魯曉夫主席傳話過來，他將如期接見他們。與羅斯福共儘早餐，1914午春，李普曼終於到達了目的。精疲力竭的羅斯福結束巴西之行後州到紐約，邀請李普曼和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在哈佛俱樂部共進早餐。李普曼曾經寫過許多天下工運問題的文章，他自願為羅斯福起草一份關於工運問題的綱領。這時，老羅斯福從餐桌旁邊站起來，緊緊握住李普曼的手，對他說，他們現存是志同道合的夥伴了。
採訪領袖
與丘吉爾討論二戰進，展溫斯頓·丘吉爾想見一見李普曼，也從他在鄉間的住所趕了來。丘吉爾弓着背坐在那裡，他一隻手伴着句子中的停頓揮舞荇威士忌和蘇打水，一隻手熄去雪茄煙。他告訴李普曼，即使「槍林彈雨日夜向我們襲來，把死亡和毀滅布滿人地」，英舊人也只會增強他們爭取勝利的意志。被戴高樂奉為上賓，1942年8月，當李普曼抵達倫敦時，他已經一腳跨入戴高樂的陣營了。49歲的戴高樂將軍十分清楚李普曼舉足輕重的地位，於是把這位專欄作家奉為上賓。他對李普曼玄乎其玄地侃侃而談達一個多小時，大展自己廣博的歷史知識和語言天賦。這次會見給李普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確信法國找到了一位不負於其高尚品質的代言人。與肯尼迪決定國務卿入選，12月16日，在吃晚飯前不久，李普曼接到肯尼迪總統的電話，問他下午晚些時候可不可以來拜訪李普曼。一小時內，一大幫特工人員來到這所房子，四點鐘，肯愷迪到了。此時肯尼迪當選總統後還不到一個月，他足來和李普曼詢問決定國務卿人選的。
李普曼在其名著《輿論學》中，針對大眾傳播可能會「歪曲環境」的負功能，提出過警世之言，這就是頗有名的「兩個環境」理論。按他的見解，我們人類生活在兩個環境裡：一是現實環境，一是虛擬環境。前者，是獨立於人的意志，體驗之外的客觀世界；而後者，是被人意識或體驗的主觀世界。與此相聯繫，能被人自身直接體驗的環境，叫「直接環境」，而需要通過他人才能間接體驗的環境，叫「間接環境」。他的「兩個環境」理論的創造性在於，強調指出了大眾傳播的作用。即：現代社會中，「虛擬環境」的比重越來越大，它主要由大眾媒介造成。
生日感言
因為我們是具有美國自由傳統的報人，我們闡述新聞的方法不是以事實去遷就教條。我們靠提出理論和假設，這些理論和假設然後要受到反覆的檢驗。我們提出我們所能想到的最能言之成理的圖景，然後我們坐觀後來的新聞是否能同我們的闡述相吻合。如果後來的新聞與之相吻合，而僅僅在闡述方面有一些小小的變化，那麼我們就算幹得很好。如果後來的新聞與之不符，如果後來的新聞推翻了早先的報導，就有兩件事可做。一是廢棄我們的理論和闡述，這是自由的、誠實的人的作為。另一種是歪曲或隱瞞那條難以處理的新聞。 夏天，當我在我寓所附近的林間和山坡上散步時，我發覺自己正在遐想對於專於固執己見和每周定期幾次發表見解這種差事，將作何回答、作何解釋和作何辯白。
我聽到批評者們在說：「必須要有那麼一個人自以為知之甚多、而對如此眾多的事情說三道四，這難道不荒唐可笑嗎？你寫的是關於對外政策。你見着那些每天從全世界各地雪片般飛到國務院來的電報了嗎？你出席了國務卿及其顧問們的那些碰頭會了嗎？你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嗎？你所談到的那些國家的情況又如何呢？你在唐寧街十號當過政嗎？你又如何探聽到克里姆林宮主席團的考慮?你為什麼不承認你是一個局外人，而且因此就概念而言，你是一個大笨蛋？ 那麼你怎麼敢對你自己政府和別國政府的政策妄加解釋，更不用說擅自批評和反對了。 再者在國內事務上，你就真有資格神氣十足、絕對正確？當然，國內間題上機密較少些，而且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可以晤談，都可以問他們最最令人窘困的問題，他們的回答也會是或坦率或詭詐、不一而足。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你必須承認，這裡即使沒有許多機密，也會有許多神秘之處。最大的神秘之處就是，今天選民們在想什麼，考慮什麼和要求什麼，到了選舉日那天他們又會想什麼、考慮什麼和要求什麼，還有，他們在各種爭論、勸誡、威脅、允諾和操縱藝術與領導藝術的影響下，又將怎樣想、怎樣考慮和怎樣要求。
這真是來勢洶洶。然而我在暇想中，不費什麼周折就戰勝了這些批評。
貢獻
對傳播學的貢獻
一、1922年寫作《公眾輿論》中，開創了今天被稱為議程設置的早期思想。此書被公認為是傳播學領域的奠基之作。
該書對輿論研究中一系列難以迴避的問題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如輿論從哪裡來和怎麼樣形成的?它能造成什麼樣的結果?誰是公眾，什麼樣的公眾?公眾輿論是什麼意思?它是僅僅在公眾中傳播還是由公眾自己形成的?它是不是或者什麼時候才能成為獨立的力量?
在近代以來的社會中，公眾輿論主要作為一種政治現象，可以說只出現過兩個源頭，即開放的輿論生成與流通系統和封閉的輿論製造與灌輸系統，儘管它們都會產生一個複雜程度不相上下的輿論過程，但是結果卻不大一樣。李普曼的《公眾輿論》對成見、興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問題做了精闢而深刻的探討，完成了新聞史上對輿論傳播現象的第一次全面的梳理，為後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二、關於現代人「與客觀信息的隔絕」的觀點（「擬態環境」、「刻板成見」）
人的行為成了對新聞機構提示的某種擬態環境的反應。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眾傳播對社會的巨大影響，因此，在《公眾輿論》和《自由與新聞》等著作中，它不僅對新聞的性質及其選擇過程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概念，一個是「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另一個就是「刻板成見」(stereotype)。李普曼認為，現代社會越來越巨大化和複雜化，人們由於實際活動的範圍、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對與他們有關的整個外部環境和眾多的事情都保持經驗性接觸，對超出自己親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們只能通過各種「新聞供給機構」去了解認知。這樣，人的行為已經不再是對客觀環境及其變化的反應，而成了對新聞機構提示的某種「擬態環境」的反應。
「擬態環境」並不是現實環境的「鏡子」式的再現，而是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徵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之後向人們提示的環境。然而，由於這種加工、選擇和結構化活動是在一般人看不見的地方(媒介內部)進行的，所以，通常人們意識不到這一點，而往往把「擬態環境」作為客觀環境本身來看待。
大眾傳播形成的信息環境，不僅制約人的認知和行為，而且通過制約人的認識和行為來對客觀的現實環境產生影響，這樣一種機制，使得現代環境不僅越來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環境也越來越環境化，也就是說，大眾傳播提示的信息環境，越來越有演化為現實環境的趨勢。
「刻板成見」指的是人們對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簡單化的觀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隨着對該事物的價值評價和好惡的感情。刻板成見可以為人們認識事物提供簡便的參考標準，但也阻礙着對新事物的接受。個人有個人的刻板成見，一個社會也有其社會成員廣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見，因而它也起着社會的控制作用。李普曼特別強調大眾傳播的力量，認為大眾傳播不僅是「擬態環境」的主要營造者，而且在形成、維護和改變一個社會的刻板成見方面也擁有強大的影響力。
三、議程設置的研究最早也起始於李普曼的《公眾輿論》，雖然書中沒有使用議程設置這一名詞，但是，他表達了這樣的基本思想：媒體創造了我們頭腦中的象徵性的想象，這些想像有可能與我們經歷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論證了大眾媒體是現實世界的某個事件和我們頭腦中對這個事件的想像之間的主要連接物。議程設置過程描繪了輿論在一個民主制中如何發揮作用。40年後，科恩繼續為議程設置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他指出新聞界在告訴人們「怎樣想」方面都不大成功，但是，在告訴人們「想什麼」方面卻異常有效。當然，直到1972年麥庫姆斯和肖的文章發表在《輿論季刊》上，議程設置才被命名。李普曼作為最早探討了大眾傳播的宏觀效果的學者之一，對該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的經典論著《公眾輿論》也因為對上述傳播學問題的精闢論述而經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