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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wikitable" align="right" |- |<center><img src=https://www.kfzimg.com/sw/kfz-cos/kfzimg/3762361/087b1c766ed3138f_n.jpg width="300"></center> <small>[https://book.kongfz.com/196986/5786715282/ 来自 孔夫子旧书网 的图片]</small> |} == 内容简介 == [[司马迁]]《[[史记]]》写下了楚汉之争的千古绝唱。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列国争雄,再到统一于汉,仅仅八年。项羽随叔父项梁在会稽起兵时二十四岁,到乌江自刎年仅三十一岁。八年间,一幕幕历史大戏可歌可泣,经历了秦崩、楚亡、汉兴一系列重大转折,终于使五百余年来的混战征伐归于安定,中国历史迎来西汉的全盛时代。 历史学家李开元在研究、细读这段历史的过程中,结合文献史籍、出土文物,并实地踏查地上遗迹,揭示了一系列未解之谜。书中还描绘出众多英雄豪杰卓尔不群的面目,像以一人之力转动大局的韩信、张良、陈平,接续战国纵横家余绪的郦食其、随何、侯公等。作者对史书记述的辨正和还原,尽可能地丰富了那段历史,使楚汉相争这出大戏更为惊心动魄。 == 作者简介 == [[李开元]] 四川成都人,198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担任田余庆先生助教。1989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秦汉史。除本书姊妹篇《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外,还著有《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2000)、《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2015)等。 == 原文摘录 == 人心是什么?人心就是众人之心,体现在臣,就是臣心,体现在君,就是君心,体现在民,就是民心,民心是最大的人心。人心可察可用,人心多变如水,人心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泛舟掌舵的人,熟悉水性则顺水乘风,往往事半功倍,不察水性则逆流顶风,难逃折楫覆舟。领军治国的人,体察人心则能定国安邦,不察人心则难逃国破身亡。 中国自殷周革命以来,天取代鬼神成了心灵的皈依和精神的敬畏。天是自然化的神明,天是规律化的主宰,天是历史理性化的本源。运行的天道,主宰着宇宙万物,主宰着历史和人类、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历史学家游走在星空和天地之间,在天道和人道之间求索,观望星宿的移动,推演大地的分野,观察天道的变化,预测人世的变迁。 == 书评 == 炎日酷暑,偶翻两书,《[[秦崩]]》与《楚亡》。先说《秦崩》一书,无甚刺激,虽是通俗历史读物,但略高于坊间之普通历史读物,否则也必不入三联之法眼。于我来说,其可取之处,不过两点: 其一,较之通常历史印记,一般认为秦始皇、刘邦彼此似乎是隔了一个朝代的遥远人物,但在《秦崩》序言里,作者说刘邦其实比秦始皇只小三岁(参考生卒年),即他们在同一片历史天空下生活了47年,如此明显之史实,却历来被人们所忽略了。 其二,作者创设了一个“后战国时代”名词,大意是秦末之乱,群雄并起,合纵连横,诸子游说复起,大有战国末年之景象。 当然,还有赵高并非太监、陈胜或为贵族后裔、秦帝国四路军马的配置、秦末河南陈留县的重要性等有趣的内容。 话说秦始皇死后,赵高、李斯、秦二世发动政变,杀扶苏,夺权,但由于政治腐败,触发了“天下苦秦久矣”等陈胜吴广起义,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于是天下大乱,各地云集响应诛暴秦,尤其以六国后裔最为积极,正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最终,刘邦率先进入关中,招来项羽不满。待惊心动魄的鸿门宴后,项羽分封大小王,将刘邦分在巴蜀、汉中之地予以钳制,并自立为西楚霸王。秦末乱局貌似暂时定下来了,此为“秦崩”之大概经过。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待又读到《楚亡》一书第一章大将韩信之“国士无双”、“萧何截贤追韩信”、“汉中对”等节,尤其是在“汉中对”一节中提及到韩信“申军法”时,即刘邦采纳韩信建议按照秦军的规章制度对汉军作大规模的整编,此为汉军军制改革,此时作者重点强调: 这个改制的问题,关系到汉王国立国根基的确立。从以后的历史来看,汉王国建立以后,废除了楚制,采用了秦制,确立了全面继承旧秦国的国土、人民和制度的秦本位国策,这个重大的决策,是刘邦能够战胜项羽的根本原因和制度保证。而韩信呢,他是从军制改革的角度,最先提出并推行秦本位政策的人。 可以说,由韩信申军法开始的军制改革,不但将刘邦军整训为一支制度最为先进,战斗力极强的新型军队,而且为秦人秦军的加入提供了制度的保证和文化的归属。刘邦军后来反攻三秦的顺利,楚汉战争中秦人死心塌地追随刘邦与项羽殊死决战的原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依据。可以说韩信申军法,既是汉军走向胜利的开始,也是汉承秦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开始。” 韩信初见刘邦的“汉中对”(可比诸葛亮之“隆中对”,隆中对造就三国鼎力之局面),其精彩绝伦可见《史记·淮阴侯第三十二》之记载: 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疆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疆易弱。 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馀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疆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 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 正是从这里我得出了一点启示。一般我们总是习惯按照朝纲兴替的天命观将秦和汉连在一起看,但很少考虑秦末乱局中短暂的“楚时代”。我们看,除了陈胜吴广起义口呼“张楚”,刘邦、项梁、彭越、英布、张耳等众都是高举“楚国”旗帜,而且也曾确为楚国之民,也正是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样的名分感召下,天下痛秦之人才聚到一起来诛暴秦的。 同样,在“诛暴秦”的目标上,我们也常常将它知会成新一轮朝纲兴替,看成是由秦向汉的坐庄式转换。其实不然,“诛暴秦”的目标是为了恢复原来列国并立的秩序,项羽搞大小王分封正是响应这一目标。在刘邦进入咸阳之前,也即“秦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六国复国运动,魏、齐、赵、楚、韩、燕先后重新成立。当然,这些重新成立的六国没法和秦统一之前的六国相比。 在《楚亡》这本书里,通过作者对“汉中对”和韩信“申军法”的介绍,又想到《秦崩》书名,此时脑袋里忽然蹦出八个字:秦崩未崩,楚亡真亡。 这话是如何说?其中缘由且试道来: 正是当刘邦郁郁寡欢憋屈在巴蜀、汉中时,萧何上演了一幕追韩信的剧目,将韩信引荐给刘邦,从而有了“汉中对”,从而有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奇策,还定关中,夺得三秦之地,突破了项羽的封锁。 在彭城大战中,项羽亲率三万精锐之师击溃刘邦六十万汉军——而也是项羽个人武装斗争史的顶峰。遗憾的是,沽名霸王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于是刘邦跑路逃回关汉之地,楚汉进入短暂的相持阶段,一直到垓下之战,项羽自刎乌江,天下尽归于汉。 在汉中、关中之地,刘邦集团可没闲着,在萧何的导演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制的政权建设。这时再来回味刚才那一番汉军改制的话,则不难推测的是:刘邦集团正是在秦国故土一步步地模仿、因袭了秦制。 至此,我们可以说:刘邦这群进入汉中、关中的楚人(刘邦自封汉王,故也称“汉人”集团)实际上已经被“秦化”了。所谓“汉人”集团(刘邦集团)大概就是楚人“秦化”后的结果。我们不妨将其概括为“汉人(统治集团)是由楚人(打着“楚”名号的造反派)秦化(因袭秦制)而成。”当初正义的造反者,最终夺权成功并复制了被推翻者的理论与制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史学中有个“周秦之变”,也就是一次社会转型。按教科书的说法是“从奴隶社会演变为封建社会”,不过这纯是胡说八道!真正的“周秦之变”是由周之分邦封建制(天子与诸侯共治天下)变为秦之君主专制制(或曰中央集权制、皇权专制制、帝制等),即周制一变而为秦制。 这一转型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故有泱泱刘杨李赵朱蒙满等之家天下之史,故有“两千年政治,秦政也”“百代皆行秦政制”之论定。如此来看,周亡(列国时代结束),即封建亡,即公天下亡;秦兴(秦王扫六合),即专制兴,即家天下兴。 秦末楚汉之争(公元前206年至前202年),实为“周秦之变”之关键,而关键之关键则是韩信与刘邦“汉中对”决策以及刘邦集团的秦化!须注意的是,楚汉之争的参战方可不单单是项羽、刘邦为主导的两个集团,还包括了新六国和其他大小势力。 这里,如果我们将楚、汉分别比拟为周、秦的话,那么楚汉之争,不过是复演了秦并六国的过程:汉吞楚正应了秦并周,即楚汉之争实为周秦之争,汉胜实为秦胜,楚亡实为周亡!这就是我想说的“秦崩未崩,楚亡真亡”,所谓汉承秦制。是以,楚人以反秦始,竟以继秦终! 谭嗣同“两千年政治,秦政也” 在秦乱汉立这段时间(公元前209年-前202年)这八年时间里,我们不妨命其为“楚时代”,这绝仅不是一次王朝更迭(所谓由秦至汉),更是整个制度的大转型。 不过,这一大转型,直到汉武帝时代才基本坐实。汉初还多少保留了一些“周制”,比如郡国并行制,但到了汉武帝时期,不单有削权推恩强化皇权等事,更是从意识形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高度将君主专制制(中央集权配合地方官僚制的家天下统治模式)予以巩固下来,即大一统。后世王朝不过是进一步强化了这套统治模式。 在此,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民主共和制,约为封建制之演进,而党国极权制,约为君主专制之演进?果如其然,那么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真应了区域经经济学上一名词“路径依赖”,也就是说一旦做出某一选择(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其产生依赖,就好比走上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且轻易走不出去。也难怪中国走向共和的路途如此艰难,总是错过历史的机遇! 如果说周秦之变为华夏第一大变,那么自鸦片战争以迄今,史学界将之称为第二次大变,即社会转型云云。然处此之间,我等芸芸苍生,又当何以适之哉? <ref>[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368072/ 豆瓣网]</ref> ==參考文獻== {{reflist}} [[Category:文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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