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故宫藏乾隆朝仿古器的原始碼

'''故宫藏乾隆朝仿古器'''仿古清代乾隆时期更是盛极一时。清宫中收藏了大量的商周青铜礼器、宋代至明代的瓷器、古代的玉器等古物，因而乾隆皇帝的鉴赏力和品味情趣得以提升并在仿古方面有所参照。皇宫里庞大的手工制造机构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可以制作玉器、[[珐琅]]、[[竹雕]]、铜器等各种工艺品；这些器物许多造型端庄规整，图案纹饰丰富多彩，在追寻着前朝的古风古韵的同时，又能大胆创新，成为乾隆一朝留给后世的重要文化遗产。
== 仿古种类 ==
　　　铜器

　　清代的铜器在用途上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有着很大区别 ，它已基本失去了作为礼器的意义，成为生活中的一种器皿或是人们赏玩的艺术品。乾隆朝是制作仿古铜器的鼎盛期，宫中先后设立了铜作和炉作，大量制造各种铜器。当时制作的仿古铜器造型与原器相似，如鼎、觚、爵、壶、钟等。纹饰则有继承也有创新，器物上常见的纹饰有龙纹、卷云纹、浪花纹、花卉纹、变形兽面纹、变形夔纹、回纹，这些纹饰有的在商周青铜器上尚未出现，有的图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器物上常铸有“大清乾隆年制”铭文。铜器的铸造方法仍然沿袭古代的失蜡法，此时的铸造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各种复杂的造型无所不能。装饰方法亦多种多样，有錾刻、[[镂空]]、[[烧古]]、[[鎏金银]]、嵌金银丝、洒金等。 器物的皮色更是变化多端，在清宫造办处档案中可见[[石青斑]]、[[石绿斑]]、[[朱砂斑]]、[[猪肝色]]、[[铜绿色]]、[[茶叶末色]]、翡翠绿、蟹壳青及鳝鱼黄的记载。仿古铜器主要供皇家内廷陈设、佛堂供奉、太庙郊坛等使用。

　　

　　珐琅

　　珐琅工艺源自于国外，按其加工工艺可分为两大类，即掐丝珐琅和画珐琅。由于它既适合宫廷殿阁环境的陈设，又能满足皇家贵族的审美需求，故而从其技术引进伊始便成为皇家工艺品重要的一类。清乾隆朝珐琅器的制造达到鼎盛期。清宫造办处设有专门的作坊，制作大到宫廷礼器、陈设，小到文房用品、生活用具。乾隆皇帝崇尚师古，下令制作了许多仿古珐琅作品，这些作品多源自商周青铜器，如炉、尊、壶、觥、觚、甗等，其上常饰蕉叶纹、兽面纹等。它们的特点是造型规范，色彩绚丽，花纹工整，镀金厚重，做工考究，精益求精，具有浓重的宫廷色彩和皇家气息。这些仿古珐琅器既满足了乾隆帝的精神需求，又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愈发显现出珐琅器的艺术魅力。

　　　瓷器

　　清代的制瓷技术精益求精，仿古之风盛行，到了乾隆时期，瓷器的仿古技术已达到了随心所欲、运用自如的程度。此时的仿古瓷器品种包罗万象，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釉色仿古，仿宋代五大名窑和前朝名窑产品。二是青花仿古，仿明代永乐、宣德青花，从青花呈色到器物的造型、纹饰全面复制。三是斗彩仿古，明代成化斗彩是重点仿烧对象，主要在技法上予以继承。这个时期的新品种有仿古铜器、仿红雕漆等仿工艺品以及仿动植物的象生瓷等，它们皆能准确地表达出所仿之物的色感和质感，堪称巧夺天工，形成了乾隆瓷器的一大特色。在这些仿古瓷器中，有些品种是按照乾隆皇帝的旨意烧造的，清宫档案里多可见到当年乾隆皇帝批给督陶官的批文，从批文中可知皇帝对瓷器的烧造有着非常具体的指示。

　　　玉器

　　清乾隆时期，仿古玉器的制作从数量到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乾隆皇帝热衷于收藏，加之平定回部后掌握了和田玉料的来源，为仿古玉器的制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的仿古玉器基本为宫中造办处制作，器形种类较以前为多，风格也更多样化。乾隆时期的仿古玉器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在形式上仿古，即以青铜器或古玉为蓝本，进行完全仿古。二是根据新意改作古玉。三是在风格上仿古，器形和纹饰比古器多有增损，不过仿其神韵而已。三种形式中完全仿古者所占比例最高，主要器形包括玉鼎、玉尊、玉簋、玉卣、玉壶、玉觥和玉璧等。仿古彝器的选料恰到好处，玉质上的黑、褐色杂斑恰似青铜器上的锈迹。雕工也颇多讲究，局部雕工好像不甚精致，但实际上是在模仿青铜器纹饰的铸造效果，因而尤显技法的高超。乾隆皇帝特别看重仿古玉器，在其御制诗及御制文中都有所表现。

　　

　　竹雕

　　竹雕刻作为我国的一项专门艺术历史悠久。清代乾隆时期，乾隆帝嗜好古器，此时的竹雕仿古器在其影响下也盛行一时，并成为竹雕刻中的重要类别。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大量乾隆时期的竹雕仿古器，其仿古形式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仿原器，这种形式要忠于原形，所以总免不了呆板之气。二是仿其形，例如模拟商周青铜器外形，综合运用浮雕、透雕、拼嵌等多种雕刻技法模拟鼎、卣、尊、壶等器，器形或大或小，纹饰变换丰富，古代纹饰和当时流行的纹饰并用，体现了当时仿古而不拟古的创新精神，这一类是竹雕仿古器的大宗。三是仿其纹饰，以当时的器形添加古代的纹饰，如饕餮纹、夔纹等，有的还借鉴青铜器纹样加以演化，把其改为适合竹材雕刻的纹饰，将造型美与装饰美融为一体。此时的竹雕仿古器十分盛行竹簧工艺，以求达到良好的艺术效果。这些竹雕作品多由清宫如意馆画师提供图样，各地织造按图案采办、督造。有些则是将贴簧匠人召至宫中进行制作。

仿古彝器

　　仿古彝器，即在器形、纹饰甚至是外部颜色上仿古青铜器。在全部乾隆仿古玉器中，最具鲜明特点的就算是这类大量的仿古彝器了。主要器型包括玉鼎、玉尊、玉簋、玉卣、玉壶、玉觥和玉炉等，形体尺寸在20厘米至40厘米之间，玉质好，多用于陈设。仿古彝器有完全仿古和局部仿古两类。所谓完全仿古，就是不仅名称和器型仿古，而且还在纹饰上加以表现，如兽面纹、夔纹、云雷纹、回纹、勾云纹和谷纹等。局部仿古，则是仅仿其部分而已。另外在雕工和玉质的选材上也有颇多讲究。

　　清宫旧藏的玉云雷纹瓶，高32.4厘米，口径8.3×10.9厘米，足径8.8×12厘米，乾隆年间制作。碧玉质地间有黑、褐色杂质，但较润泽。器呈椭圆形，壁较厚，口稍外侈，颈短粗，大腹略下垂，高圈足外撇。双兽耳衔环，颈部采用阴刻和隐起的手法雕饰蝉纹，器体凸雕五周弦纹，间饰密布的云雷纹。器外底阴刻“乾隆年制”四字款。

　　此器从造型到纹饰皆仿青铜瓶，局部雕工似不甚精致，但实际上是在模仿青铜纹饰的铸造效果，因而尤显技法之高超。选料也恰到好处，玉质上的黑、褐色杂斑恰似青铜器上的锈迹，与雕刻内容浑然天成。

　　乾隆御题碧玉仿古双耳雕人物飞禽走兽盖豆，高20.9厘米 口径15.5厘米，足径10厘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制作。碧玉，颜色泛青。有盖，圆形捉手，器腹圜收，高圈足，口外侧有两个环形耳。盖及器表凸雕人物、飞禽、走兽。足内侧阴刻“大清乾隆仿古”隶书款。盖内阴刻乾隆御题诗一首：“和田绿玉中为豆，命工追琢成百兽。四足双翼无不有，奇形诡状难穷究。较之夏□胜其质，等以商玉如其旧。式取西清周代图，想厕笾左俎之右。意存复古去华嚣，鄙哉时样今犹富。”末署“乾隆丁未御题”并“古稀天子”、“犹日孜孜”二方印。

　　此器以青铜豆为蓝本，完全仿古，器形、纹饰都唯妙唯肖，甚至连色泽都接近于铜器上的绿锈，非常漂亮，是清宫仿古玉器中的精品。

　　以上二器除了器形和纹饰完全仿古，在玉料的选择上也独具匠心，精挑细选那些带有暗绿色杂质的玉料进行加工，这与玉器雕刻中利用玉料天然皮色进行“巧作”明显不同，更多的需要考虑玉料内在的本色。这种取其自然之色，传以生动之神的做法，正符合“势者，乘利而为制也”（《文心雕龙定势》），即根据事物本身提供的便利而形成艺术创造中的形象之势。作者充分运用截取之势的技巧，依石拟形，乘利而制，在制作理论和文化含义上已远超一般意义上的“巧作”，是乾隆仿古玉器的代表作。但符合要求的玉料往往可遇不可求，完全靠天赐尤物。因此，若要达到“势者，乘利而为制也”的境界，仅靠技巧是远远不够的。<ref>[https://zhuanlan.zhihu.com/p/89485923 联合共鉴：故宫藏清乾隆珐琅器物（高清大图）]知乎</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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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古小议 ==
　　清乾隆朝仿古之风盛行，对古风的青睐确实是这一时期宫廷工艺的突出特点,但仿古决非始于此时，宋代文人即开始好古，明中叶以后蔚成风气，清乾隆时期只是集其大成而已。其实，对于古代的追慕早就根植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基因中了，不论是儒家所宣扬的西周礼制的中和之美，还是道家所倾心的远古太朴之道，认为今不如昔的退化的历史观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观念意识。而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家而言，类似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古代希腊人也认为历史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向黑铁时代不断地倒退演化。而美国学者李维甚至说：“所有西方的文化，都萦绕于对先前黄金时代的回忆。”（见[美]李维《现代世界的预言者》）

　　乾隆朝为何兴起仿古风

　　乾隆时期宫廷仿古是工艺史仿古传统累积的结果，有其内部发展的逻辑合理性，但仿古风格能够在此时成为工艺生产的主流，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还有着深刻的外部因素的推动，概而言之，大致有三：一是整个社会的风尚都倾向于复古，对于仿古工艺的盛行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古代的事物成为国人心目中敬畏和崇拜的对象，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直到这一时期，甚至还有很多人相信“古铜器多能辟祟，人家宜蓄之”。而早在明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萌芽，工艺品市场也勃兴起来，各种古玩颇受消费者的欢迎，但古董难求，仿古器于是便成为工艺品市场中最易为人接受的稳妥的风格样式。另外，乾隆时期知识阶层兴起了一种以文字训诂为核心、

　　全面清理古代文献与文化的考据学风潮。考据学对古代文化的态度影响了世风，进而启发了工艺仿古。二是政治原因。满族本为少数民族，文化积累薄弱, 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清朝统治者一方面采取文化弹压的手段，制造峻密的文网，屡兴文字狱，使文人士大夫不敢妄言当代政治是非和社会现实问题，转而皓首穷经，将聪明才智用于古代文化的整理；另一方面统治者则有意识地把自己塑造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整个文化传统的代表者，有“正朔”的合法继承性，并且通过国家名义组织研究和总结古代文化的工程，以宣扬“文治”的功业。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康熙与乾隆时期分别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因此国家的政策和导向促进了仿古之风的盛行。三是统治者个人喜好的影响。高宗少年时所受的教育是以理想的帝王模式为基础的，其学习内容以正统的儒家经典、历史典籍为主。他熟读《诗》、《书》、《四子》，对《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哲学都有心得，并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等。在此过程中，他由衷地被中原高度发达的文明所濡染，真心地热爱和推行古代文化，在帝王的角色之外，极为自觉地选择了文人的角色，并以文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考据学影响了高宗，他曾经亲自撰写《五瑞五器说》、《圭瑁说》等考证文章，组织编写了《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等著录内府所藏古代铜器的著作，为宫廷工艺仿古提供了最适宜的模板。因此，当朝天子的喜好促进了仿古之风的盛行。

　　乾隆朝最爱仿什么

　　乾隆朝的仿古范围十分宽泛，仅以工艺品为例，既包括仿商周鼎彝，仿秦石鼓，仿汉博山炉、蚕纹璧，也包括仿汝、哥等宋代名窑瓷器，甚至还仿明永乐、宣德青花，仿成化斗彩瓷等，历代名品都是仿古的对象。不过，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则是对商周特别是西周青铜礼器的仿制。在各种工艺类别中都能找到青铜器的典型形制，如鼎、爵、尊、簋等以及青铜器的典型纹饰，如兽面纹、夔纹、回纹等经转化后所形成的构图元素，这与高宗的倡导不无关系。由于青铜礼器作为正统思想中理想的礼乐制度的集中体现，是古典美学的凝聚，故而成功地仿制这类器物，未尝不是高宗重现圣王时代的一种自矜，同时也是对他心目中宫廷工艺典范的一种探索。

　　仿古与作伪有区别吗

　　仿古，照字面意思看来，只要是对古代工艺母题的模仿都可归入仿古的范畴之内。仿古易与作伪相混淆，有些论者是将仿古与伪古看作同一个概念的，其实还是应该将二者区分开来。如果孤立的针对某一器物而言，的确很难辨别“仿”与“伪”的界限。大抵“伪”倾向于乱真，不择手段地做旧、添款、制造相关佐证，而“仿”近乎学习与引用。要知道，至乾隆时期，古代工艺已经发展千年，积淀出丰富的语汇范式，摸索出各种精密的技术，形成了稳定的审美心理，这些都体现在历代工艺杰作上，因此仿古也就首先意味着继承。这一点在相对较为系统的绘画理论中有明确的提示，如清初著名画家王原祁就说：“画不师古，如夜行无烛，便无入路，故初学必以临古为先。” 王原祁的说法其实在工艺品制作中也十分适用。此外，丰厚的工艺传统使各个品类都已经发展到近于完善的境地，另辟蹊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正如纪昀所感叹的：“纵观古今著作，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尽其心思才力，不出古人之范围。” 因此，仿古在乾隆这个特定时期除继承的意义外，也是整理、综合、演绎的过程。总之，“仿”古实是创新，体现时代观念，“伪”古刻意模仿求像，淆乱真假，误导大众。当然，一旦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仿”古亦可以转化为“伪”作，变成牟取暴利的赝品。宫廷工艺似乎不存在这种逐利的欲求，也缺少作伪的必要理由。至于在乾隆初年，高宗为什么对怎样才能制作出与古代玉器丝毫不差的作品特别感兴趣，我们已难以确知，也许是出于对做旧法好奇吧。

== 仿古瓷器 ==
　　重要人物——唐英

　　乾隆官窑瓷器的生产无论在数量、质量、艺术上均达到古代陶瓷史的最高峰。尤其是乾隆前20年，应该是乾隆官窑最辉煌的时期。其重要原因是仰仗一位才华横溢的督陶官——唐英。唐英（1682—1756年），字俊公（又作隽公），又字叔子，自号蜗寄老人，辽宁沈阳人。唐英16岁供奉从达20余年之久。清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佐理陶务，充驻厂协理官。清乾隆元年（1736年）奉命榷淮，在淮安任职3年。乾隆四年（1739年）调任九江官监督兼管窑务，任职11年。乾隆十四年（1749年）奉命移粤海关监督，任职2年。乾隆十七年（1752年）复返九江兼管窑务，在九江任职5年。卒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唐英一生事迹除供奉内廷外便与瓷务相始终，先后榷陶达20余年之久。他初到景德镇督陶时，对陶瓷工艺一无所知，但他下决心钻研陶瓷工艺达3年之久，终于由外行变成一位精通陶瓷工艺的行家里手。唐英既是景德镇御窑厂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能文、善画，擅书法、篆刻且又精通陶瓷工艺的专家，得天时、地利、人和，故对陶瓷事业颇多贡献。从雍正六年（1728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景德镇御窑厂，因唐英督陶而得名“唐窑”，其成就辉煌，仿古超古，创新多彩，为世所称道，雄踞古代名窑之首。唐英著有《陶成纪事碑》，详细记载了唐窑仿古创新的成果。唐英另著有《陶人心语》正集六卷，续集九卷，以及《陶成示谕稿》、《陶务叙略》等，均是研究陶瓷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官窑的仿古品种

　　乾隆官窑的仿古瓷在唐英的直接领导下，其造型多种多样，釉色丰富多彩，主要品种有釉色仿古、青花仿古、斗彩仿古。

　　一、釉色仿古

　　釉色仿古是仿宋代五大名窑和前朝名窑的产品。

　　1．仿宋定窑白釉产品

　　自清康熙朝景德镇官窑就开始仿烧宋代定窑白釉印花和刻花产品，但其产品略显粗糙。到乾隆时期，仿定窑产品则十分精致，且多印有六字篆书官款。如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仿定窑白釉凸花瓶、乾隆仿定窑白釉印花高足碗，主要是仿宋定窑印花风格，纹饰清晰，釉面洁白，做工精细，更胜定窑一筹。乾隆仿宋定窑产品不太重视对宋瓷造型的仿制，而是偏重对白釉印花和刻花的仿制。

　　2．仿宋汝窑青釉产品

　　明代官窑即有仿宋汝窑青釉产品的品种，到清雍正时继承了明代传统继续生产这一品种，乾隆时此品种的仿制已非常成熟，如故宫藏乾隆仿汝窑贯耳瓶，从造型到釉色均仿宋汝窑，釉面布满鱼子纹的开片，可谓惟妙惟肖，唯底足以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表明是乾隆官窑的产品。再如故宫藏乾隆仿汝窑桃式洗，釉色仿宋代汝窑，十分逼真，但造型却具乾隆时代的特征，且底款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一望便知是乾隆仿汝窑青釉产品。

　　3．仿宋官窑产品

　　清雍正仿官窑产品在文献中被称为“仿铁骨大观釉”。釉色多为豆青、灰蓝和月白，少数无纹片，多为大开片，釉有透明和失透两种。失透的容易与宋官窑混淆，其精致的产品中支钉痕为黑色，类似于汝窑细小的芝麻钉。乾隆时期的仿官窑产品仍然沿袭以上特点。乾隆时期的一件仿宋官窑水仙盆是比照宫中旧藏的宋官窑原物仿制的，造型、釉色均与宋官窑原物酷肖，由此可以看出乾隆中期仿古瓷的工艺水平。清雍正、乾隆官窑仿官窑产品的目的是为迎合帝王之需所制，多书有本朝六字或四字青花篆款。

　　4．仿宋哥窑产品

　　仿哥窑始于明永乐末年，成化以后，明代仿哥窑器精品不多。清雍正时唐英恢复了仿哥窑生产，制作精良，既有大小纹片错落有致的“金线铁线”，也有单纯的大纹片或小纹片，釉色以深浅灰青居多，部分有“紫口铁足”，其胎质较厚。乾隆时期继续仿烧，多署本朝款，如清宫旧藏的仿哥窑叶式洗，通体釉色呈青灰色，釉面大小纹片错落有致，底有6个支钉痕，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为乾隆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

　　5．仿宋钧窑产品

　　景德镇官窑仿钧窑始于明代宣德时期，传世品比较稀少，且不算太成功。清雍正七年（1729年）时，唐英在景德镇用当地原料仿宋钧窑仍久未成功，只好派他的助手吴尧圃到河南禹县调查宋钧窑原料的遗存情况，找到宋代钧窑遗存的原料，仿宋钧窑产品方烧造成功。乾隆时期，吴尧圃找到的原料完全由皇帝本人控制，每次仿制，乾隆皇帝发放的原料精确到两。乾隆仿钧产品水平极高，有本朝官款的尚好区分，无官款的极易与宋代真品混淆。

　　二、青花仿古

　　乾隆时期青花仿古主要表现在对青花呈色的仿制上。后人对明代永乐、宣德青花十分推崇，其蓝色的线条中自然晕散，常泛出铁结晶形成的斑点，给人以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美感。其实这原本是一种烧成的缺陷，因为那个时期的钴料中除了氧化钴外还含有少量的铁锰等金属氧化物，在烧成时形成了金属氧化物的结晶。这种缺陷却意外的形成了另一种美感，这就是土和火相作用形成的艺术魅力。清代的钴料提炼的比较纯净，不会再产生金属氧化物的结晶，为了仿制明永乐、宣德青花那种特殊的艺术效果，聪明的工匠只好在画法上采取重复点染，使之在视觉上能够达到相同的艺术效果。这种画法费工费时，只有官窑不计成本才适合生产，民窑一般不会生产。除了对青花呈色的仿制，乾隆时的一些青花瓷是对永乐、宣德青花瓷的造型、纹饰、青花呈色的全面复制。

　　三、斗彩仿古

　　斗彩以明成化时期的作品最为精彩，乾隆仿明成化斗彩的产品很多，主要是在技法上的继承，彩色则应用了许多新发明的粉彩颜料，色彩更加丰富，如乾隆仿明成化斗彩鸡缸杯，造型具乾隆风格，纹饰则接近成化斗彩器，底款书“大清乾隆年制”或“大清乾隆仿古”。

　　四、象生瓷仿古

　　象生瓷是乾隆时期出现的一个新品种，以陶瓷的各种装饰技法仿制漆器、铜器、金银器、竹器及各种瓜果等，无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非工艺精巧而不能为，体现出此时期陶瓷工艺高度成熟的完美程度。如仿漆器碗、仿古铜器的天鸡尊等，集造型、釉色、彩绘于一体，令人叹为观止，均是这类作品中有代表性的珍品。

== 仿古玉器 ==
　　仿古玉器产生的条件

　　乾隆朝具备了仿古玉器发展的条件，这些条件不仅有文化领域的考据之风，习俗中的好古之风和各阶层对古器物的收藏爱好，还有相应的物质、技术因素，主要为下列几点:

　　一、宫廷收集有大量的古代器物，为仿制提供了参照物

　　清代继承了明宫廷的建筑及大量的明宫廷藏品。 较之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乾隆帝更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注重文物的收集，除宫廷中原有的收藏品，官吏和地方政府贡入宫廷的古物、珍奇亦不在少数。乾隆皇帝对这些字画和古玩进行了分类、鉴别、整理、收藏。见于著录的有《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石渠宝笈》、《西清砚谱》等。这些收藏为乾隆朝的仿古工艺提供了优良的样品。乾隆朝宫廷作坊进行了不同类别的器物的仿制，玉器、瓷器仿青铜器，仿竹、木、牙、角制品，仿漆制品多有出现，从而积累了各种仿制技术的经验。

　　就仿古玉器而言，当时也具备了重要的先决条件，宫廷收藏的古玉已相当可观。现存带有乾隆题诗的清宫藏玉中即有咏宋玉、旧玉器的作品。通过这些可以看出，乾隆时期，宫廷对古玉器进行了收藏、整理，且对仿古作品及古玉器的区别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古玉器的时代断定有一定的准确性。乾隆时期的玉器仿古是在对古器物具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

　　二、多年发展，仿古玉器已成气候

　　玉器制造过程中，后代仿制前代的作品似为传统，一些玉器的风格可以流行数百年，东周玉器的风格延续至秦汉、魏晋，唐、五代时有了较大的变化，而宋代玉器中又出现了仿汉以前风格的作品，现今学者认为，这便是仿古玉器。在宋代，仿古玉器已有了很大的市场，经数百年发展，清代的仿古玉生产与收藏已具规模，到乾隆时期，已出现以下情况：

　　１．社会与宫廷收藏古玉已成风气

　　清人孔尚任著《享金薄》，记玉器有“汉玉羌笛”、“雷公斧”、“古玉荷叶笔洗”、“白玉螭玦”、“碧玉小玦”、“雷纹汉玉环”、“汉玉鹰扬砚”等，表现了时人对古玉及其收藏的认识。清代宫廷对古玉的收藏在乾隆朝之前已非常盛行，如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七日“王安交白玉器物23件，汉玉器皿41件”。所谓汉玉，应属旧玉器。类似的记载在档案中有多处，对这些器物，造办处或收拾，或配座，或装匣，或认看，或仿制，由此可以看出乾隆朝之前宫廷已有古玉的收藏。

　　２．清宫已形成制造仿古玉的传统

　　目前，能够确定的康熙朝、雍正朝的宫廷玉器数量虽然不多，但从中可看出仿古玉器占有很大比例。乾隆时期，玉工姚宗仁曾确认一些玉杯为其祖所制仿古玉器，并讲述了染玉做旧之法。姚宗仁于雍正朝便于宫中供职，其祖应为康熙时人，作品亦应为那一时期所制。雍正朝的宫廷仿古玉器，典型代表作品之一为雍正款的仿古辘轳环，作品为两个环相接连，环的两面饰凸起的谷纹，表面黑亮，似经烧染。另一件为四柱式仿古玉炉，这种炉在雍正时期的绘画《平安春信图》等作品中多有出现。从以上所举之例可以看到在乾隆朝之前清代仿古玉的品种、类别、制作方法等情况。

　　三、乾隆帝对古玉有较成熟的认识

　　乾隆皇帝对于古玉的认识在其御制诗及御制文中多有表现。作品内容是对古代玉器的赞颂、释源、述典，也表现出喜爱之情，此外，还记述了某些作品的特征及进行的改动。御制诗所咏古玉主要为“周玉”、“汉玉”、“宋玉”、“旧玉”、“古玉”，这表现了乾隆帝及当时宫廷对古代玉器按时代的分类。乾隆所言的“周玉”包含了西周以前上至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所言“汉玉”应主要指春秋、战国、汉魏时期的玉器；所言“宋玉”，除宋代玉器外还包含了一些辽、金、元玉器。由于当时没有现代发达的考古学，人们尚无法过细地区别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玉器特点，因此乾隆帝对古玉的认识具有局限性，时代的划分范围较宽泛，但依然概括出了古玉器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风格变化的主要阶段，代表了当时学界对古玉的认识水平，这一认识对乾隆朝仿古玉器的影响是巨大的。

　　乾隆朝仿古玉器可分为带有乾隆款的仿古玉器及不带乾隆款的仿古玉器，带款作品的制造年代准确，一般都不进行做旧处理，具有乾隆朝玉器的普遍风格。带款识的可分为“仿古”款与“年制” 款两种。

　　一、“[[]]仿古”款

　　仿古款又分“大清乾隆仿古”或“乾隆仿古”两种。款识的排列方式为横行、六字竖排三行、四字竖排二行等样式。“仿古”款多刻于仿古青铜器的玉器皿上，作品有鼎、豆、尊、簋、英雄杯等，其中一些作品还按照古青铜器仿制了铭文。这类作品虽为“仿古”，但与古代作品相比有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器物的盖、足、耳、环、图案等方面，盖纽多为几何形，环状，椭圆，多层，一些几何形纽还有小兽。器物两侧的耳多为兽头形，口中吞柱，兽头的形状较复杂，其上又有装饰，较古代器物之耳有很大的区别。作品的主体纹饰以兽面纹、蟠螭纹、夔龙纹、蕉叶纹、云雷纹为主，图案的构成较之古青铜器图案有所变化，已在仿古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仿古”款作品一般具有用料精良、加工细致、设计上追求造型与图案的完美性等特点，仿古却不同于古，主要是以玉仿制古代非玉器皿。

　　二、“[[]]年制” 款

　　带有“年制”款的玉器包括的范围很广，其中有较多的仿古玉器，仿制的古代玉器多有所本，按其品类可分为以下几类：

　　１．仿新石器时代玉器

　　主要是仿新石器时代的玉圭、玉环等。仿古玉圭与旧玉圭略有不同，稍短，下部略宽，两边有凸起的勾连兽面纹及人面纹，花纹较被仿制的作品更为规整。作品为碧玉质，没有进行做旧处理。清代宫廷对新石器时代的蚩尤环进行了批量仿制，仿制的作品与原作品有所不同：其一是玉质不同，仿制品多用新疆产上等碧玉、青玉制造；其二是仿制品加工精细，在兽面之外又增加了其他花纹；其三是将环剖为两环，两环相套，可重合，不可分开。一些作品上刻有“乾隆年制”款，有的刻面上还刻有乾隆御题诗句。

　　２．仿商代玉器

　　由于乾隆时期宫廷收藏者对商代玉器的认识不甚明确，因而很难制造出高水平的仿商代玉器。在仿商代玉器中较为典型的一件是玉斧。

　　商代玉鸟玉质黄绿色，较薄，边缘带有玉皮，风化较严重。玉斧表面用阴线刻一鹰、兽图案，鹰在上，欲擒兽，兽在下，似为虎，奔跑状。殷墟发掘的商代妇好墓中发现有一龙、鸟组合的玉佩，鸟在上为凤，兽在下为龙，作品的造型与这件清代玉斧上的图案风格类似，这件玉斧的图案应是照商代玉器设计的，但进行了改动。作品的造型、图案是仿古的，且保留玉皮以示旧色，但同真正的商代玉器比较图案有很大差别，商代玉器上的阴刻线常把线槽外侧磨成坡状，此作品线槽两侧无坡。商代玉器中的动物造型，同器物造型相同，不作图案装饰，这件作品上鹰、兽是作为图案使用的，因而我们知道的带有“年制”款的乾隆仿商代玉器并非完全仿古。

　　３．仿战国、[[]]汉代玉器

　　清代宫廷玉器中有一批玉斧，有的带有“乾隆年制”款，有的无款。 乾隆款仿古夔纹玉璧其中一些是在旧玉斧上加刻花纹，另一些则是新做的。纹饰为仿战国和汉代玉器的兽面纹、夔龙纹、勾云纹。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一件玉夔纹斧，器顶面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斧表面饰相对的折身夔龙纹，夔龙之头似战国玉器之夔龙，夔龙面有变化，身体粗而长，宽度一致，有边线，折成方框状，同汉代玉器上的折身夔龙纹有所不同。另有一些玉斧上饰有仿古兽面纹。兽面纹是中国古代玉器中使用广泛的传统纹样，在新石器时代、商、周、战国及汉代玉器图案中占有重要位置，各时代纹样特点不尽相同。商、周时期的兽面纹眼部夸张，略显狰狞。战国、汉代的兽面图案则显得端庄、肃穆。清宫所藏这批玉斧上的兽面图案多是在战国、汉代玉兽面的基础上加以变化的，图案结构较古玉花纹复杂。

　　清代宫廷制造了较多的仿古玉璧, 乾隆款仿汉长宜子孙佩带有乾隆款的作品中有几件直径较大，璧表面以阴线刻回纹锦地，锦地上有纵向的夔龙纹，纹饰多仿自战国、汉代玉器。与战国、汉代的夔龙纹玉璧相比，仿古玉璧有较大的变化，这是乾隆皇帝有意表示对古器物的喜爱、继承和仿古中的变化求新。

　　“年制”款玉器中有一批仿汉代玉佩饰，其中有仿汉宜子孙佩。汉代有一类玉璧，廓外带有镂雕装饰，其上有文字，如“[[益寿]]”“长乐”“宜子孙”等，以带“宜子孙”文字者为多。习惯上称清宫仿造的汉宜子孙璧为佩，它较原物略小，表面有透雕图案，透雕图案以夔龙纹为主。作品上的文字有“宜子孙”“长宜子孙”二类，“长宜子孙”四字常处于器孔的上、下、左、右四个部位，与汉代作品有较大的差别。

== 做旧处理 ==
　　一、带乾隆款的做旧仿古玉器

　　清宫旧藏的清代仿古玉器带有制造年款的多不进行仿古做旧处理，尤其乾隆款玉器更为明显，仅有少量材料能表明乾隆年间宫廷玉器制造中的仿古做旧情况，例如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青白色玉所制玉尺，有绺裂，裂缝中渗入赭红色，上端以人工染成红赭色。其一面书“虑俿玉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另一面分别以阴线刻“乾隆辛未”、“岁次丙申”。

　　二、清宫档案中有关玉器仿古做旧的记载

　　清宫档案中有一些制造仿古玉并进行做旧处理的记录，这些记录涉及到仿古玉的选材、样式、烧色、制造等方面的情况。例如乾隆八年（1743年）造办处档案记，十一月初七日“太监胡世杰、张玉交白玉仙人、白玉马俱烧汉玉，配雅座，……”初八日“太监胡世杰、张玉交考古图一套。传旨：将做来白玉马照考古图内颜色烧造。钦此。”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交汉玉鸡心玦一件、汉玉夔龙玦一件、汉玉卧蚕扇牌一件、汉白玉夔龙玦一件、汉玉节子扇器一件、汉玉蚕纹璧一件。传旨：交南边用日黄玉或旧玉各照原样配做一件……。” 以上档案记载能够证明乾隆年间宫廷曾进行玉器的染色、做旧。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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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790 文物考古總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