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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wikitable" style="float:right; margin: -10px 0px 10px 20px; text-align:left" |<center>'''我不是知青'''<br><img src="https://images.pexels.com/photos/13950829/pexels-photo-13950829.jpeg?auto=compress&cs=tinysrgb&w=1600&lazy=load" width="280"></center><small>[https://www.pexels.com/zh-cn/ 圖片來自免费素材图片网]</small> |} '''《我不是知青》'''是[[中国]]当代作家王德明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我不是知青=== (辽宁) 志芬同学来[[电话]]说,淑霞同学来哈了,却恰逢我在北京,说不尽的[[遗憾]]萦绕在心中。 淑霞和我是一个村的,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一起读书。四十多年不曾相见,除了[[青春]][[时代]]的[[记忆]],真不知道她变成了什么样子。 那一年的秋天,我们一起从邻村的中学毕业,回到了生产队参加劳动,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 虽然,我是一名青年,但是因为没有“知识”的定语在青年二字的前面修饰身份,自然就直接回到生产队里干农活去了。我干的第一个农活儿是铲苞米。一望无垠的苞米地,苞米苗儿却不足二寸高。 领着我们干活儿的,大家都称他为“打头的”,好像姓孟,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大家都叫他四哥,我也叫他四哥。 苞米地就在村子的西南角上,垄长有一华里左右,南到南树地的山脚下。苞米地,垄宽约三十公分,约十公分有一棵苞米苗儿。偏逢大旱,苞米苗儿都不十分茁壮。我们一人一条垄,一字排开。孟四哥打头,我排在最后,是个半拉子工。 铲地,需要拉开一个架势。要站在垄沟儿里,身体向前倾,腰要弯下来。右腿在前稍弯曲,左腿在后要绷直。右手在下方握住锄头把儿的中部,左手在后面握住锄头把儿的尾部,一下接着一下向前认真地铲下去。不能铲得太深,太深了就把湿土铲出来了,不保墒,苗儿易旱死。也不能铲得太浅,铲得太浅了就铲不断草根,待草疯长起来,地就荒芜了。更要认真地看好苗的周围,既要铲掉杂草,又不能伤害到苞米苗儿。刚刚学习铲地,总是把握不好,慢慢地就和队伍拉开了距离,落在了最后头。好心的四哥,有时候会过来看一看,告诉我一些铲地的要领,他应该算作我的第一个干农活儿的师傅吧。 铲地是一个力气活儿,偶尔站起身来喘口气儿。看着自己的无用,看着远去的队伍,看着一望无垠的垄沟儿,心中不免暗暗敬佩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庄稼把式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光有决心是不够的,真得舍得吃力气,知识青年需要去,没有知识的青年也需要去。 知识青年是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号召,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这场伟大的运动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今天有许多曾经当过知青的人发表文章,回顾那段青春岁月,历数了那段苦难给他们的历练。然而,在我的眼中,却对知青的生活充满着羡慕。 村里一百多名知识青年,单独编了一个生产小队,叫知青队,队长好像姓高。他们干活的地方也离我们不是很远,和我们干的都是一样的农活儿。但是,知青队那边儿却欢歌笑语不绝于耳。 同一块苞米地,我们都快铲完了,他们还在地头儿排练节目。知青们组建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干一会儿活,就说唱一会儿,排练一会儿,一天也铲不了半垄地,却给十个工分儿。我们这边从早到晚,不敢停歇,我却只能挣八个工分儿。所以,我很羡慕他们。当时流行着一句话,叫作:“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们就是出身不一样,但是道路也并不能选择,这就是我对这句时髦语言的认识,也是知青们给我的第一印象,知青就是高我们农村人一等。 凭良心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确实改变了农村的精神面貌,这么说一点儿都不为过,这项国家政策也许只有到了今天,人们才能达成共识。 我们村的知青,多数来自于县里,也有许多来自于遥远的富拉尔基,还有许多来自于齐齐哈尔等大城市,知青当中也不乏有头有脸儿的子弟。很快,村里为了表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视,就加强了学校的建设,许多人到学校当了老师,许多人当了赤脚医生和护士,还有许多人当了队干部、会计、出纳等。他们和我们这些农村人的最大区别就是穿着大皮鞋,浑身干干净净,而且总是用手绢擦去他们大皮鞋上的尘土。 秋天的时候,村子里又开始推荐知青上大学了,回乡青年是根本没有份儿的,因为没有“知识”二字做他们的身份定语,队长这一关就过不去。 刘大眼珠子总是瞪起眼珠子说:“你们谁够上大学的资格?” “地,都铲不好,苗儿都分不清,还上什么大学?”这是他对我们常说的一句口头儿禅。 当然,谁也不敢和他顶撞。我们的小命儿就攥在他老人家的手里呐,谁敢得罪他。上不了大学事小,给你穿一辈子小鞋儿,可就事大了。如果不能上大学,不能出去当兵,你的一生就真的攥在他的手心里了。 不久,推荐上大学的结果出来了,几个被推荐上大学的都是很不错的好苗子。 贾玉雪,父亲是县法院的副院长。 高玉兰,妈妈是县农业局的会计,管着我们村里返销粮的调配呢。 张丽,爸爸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属于高干系列。根红苗正,上大学是必然的。 只有李青松,爸爸是县里工厂的一个普通工人,完全是靠自己的表现上大学的。在文革中把名字改得很阳刚,但是身段儿却掩饰不住女人的蓬勃,模样十分标致,屁股十分硕大,无论在哪里,都让人十分的在意。虽然铲地的本领她还没有完全熟练,但每一次村里举行文艺演出,李青松都是出尽了风头。百灵鸟一样的歌声,不仅让村里的年轻人找不着北,就是村里的大队干部也一样找不着北。 刘大眼珠子就多次在大队革委会的会议上表扬李青松,宣传毛泽东思想实实在在,不掺假。用实际行动践行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大队干部。这样的人不上大学,让谁上? “李青松不上大学,我都不答应,这是立场问题。”刘大眼珠子的话很在理儿,谁敢顶撞呢。他瞅在眼里的不光光是苗儿的模样,还有苗儿的阶级本质。性,很重要。 刘队长,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兼我们的小队长,姓刘,名大兴。长相英俊,眼睛特别的大,满脸沧桑,有点儿像陈永贵,大家都给他起了个雅号:“刘大眼珠子”。既是褒奖他的眼睛长的比较大,炯炯有神,揉不得沙子;也是讽刺他的眼睛总是盯着女人的屁股转来转去,大眼珠子瞪到了天上去;更是描述他如果遇见不喜欢的人,就会瞪起眼珠子,凶神恶煞一般,吓得别人不敢说话。 他的眼珠子盯着谁,就从心理上给谁造成了莫大的恐惧。我就是这样感同身受的,他总是在我的屁股后头跟着,大眼珠子盯着我铲过的地,一会儿骂我把苗儿铲掉了,一会儿骂我草没有锄干净,总是让我心惊肉跳。他越是盯着我看,我也就越紧张,铲掉的苗儿越多,落下的草也越多,简直到了恶性循环的程度。 刚刚入秋,麦子就黄了。 来到麦地,孟四哥领着大家依次排开,每个人八条垄。 麦子地不是大垄,是平地机播垄,垄与垄之间的间距大约十公分。他还是打头,我还是最后。四哥先给我做了示范,告诉我提好刀,站稳,用刀把两垄麦子拢起来,左手抓住麦子的上部,右手把刀移到底部向回拉,割下的麦茬子不能超过三公分。这样拉一次,割下的麦子应该是半抱,放在脚上。再重新续一拢,对准两条垄,抓好麦子,再割。一次要两垄两垄的割,两垄割下来,就是一个麦个子,放在脚上不能散。 接下来就是打“腰子”。抓一小把儿麦子,把它割下来,把麦子底部夹在胳肢窝里,两只手抓着麦子的顶部,但不能扭到麦穗儿,轻轻一扭,盘成一个扣子,再把麦子分成均匀的两条麦绳儿,做成一个腰带的样子,叫“腰子”,然后把麦子捆起来,拧个折叠扣,扣死,一个麦个子就算完成。如果扭到麦穗儿,麦粒子就会“哗哗”地掉下来。粮食是浪费不得的,这是庄稼人的规矩。当然,要达到一个老庄稼把式的水平,需要一个持久练习的过程。 前不久,有一个电影很流行,叫《白鹿原》,后来又拍了电视剧。两部戏我都看了,但是有一点让我感到很悲伤。不知道是应该批评那些做演员的,还是应该批评那些做导演的,太没有生活基础了,其中就有一个割麦子的场景让人感到很遗憾。演员割麦子的时候,麦茬儿足有二十公分高,而且麦穗子落得满地都是。打得麦“腰子”也是乱七八糟的,这样割麦子的场景,真的是对农民极大的侮辱和讽刺。《白鹿原》的时代,描述的是民国时期的故事,土地还是私有的,庄稼就是农民的命,怎么可能这样浪费粮食的呢? 看到《白鹿原》的电影里,割得满地都是麦穗,我不免同情起这些演员来,甚或是对导演也充满了同情和惋惜。电影不假,但对演员和导演的要求却不应该是假的,失去生活的电影对演员和导演都是一个极大的侮辱。把《白鹿原》拍成这个样子,恐怕陈忠实知道了都会从地底下钻出来找演员,甚至是导演算账呢。因为,这样浪费粮食的农民,挨饿恐怕就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四哥教完后,就自顾自地割自己的麦子去了,我也操起镰刀,干了起来。当时的农村都是非常困难的,家家都吃不饱。刘大眼珠子就在后面督战,怎么敢把麦子整得满地都是。那样,队长肯定会骂我是一个败家子儿。我弯下腰放下身段儿,割麦子可真是一个非常吃辛苦的活儿啊,它也教学会了我要脚踏实地地过日子。 那年的秋天,大概也就是收土豆的时节吧,“四人帮”歇菜了。 小平同志又出来工作了。对我来说,他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了高考,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那些受苦受难的知青们也在一夜之间都回城里复习去了,田野上只留下我们这些始终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没有“知识”作身份定语的青年。孤独的劳作之中,看着成行的大雁向南飞去。这就是命运,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其实,道路是没有选择的。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们,既没有老师,也没有课本,大多数家长也没有条件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城里去读书。 随着高考的大潮,我也离开了农村,来到省里读书。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省里的一个部门,遇到了在村里插过队的知青,李青松。 她那年被推荐上大学,先我一年毕业。 文革结束后,社会各条战线都恢复了理智,单位又开始评定技术职称了,但工农兵学员的学历只能是算作大专,资格不够参加评定职称。 李青松很苦恼,常常和我抱怨世事的不公。她下乡就不公道,在乡下吃了很多的苦;她上学也不公道,为了上大学她牺牲了女人最为珍贵的东西;今天又不公道,她成了工农兵学员,不但被人瞧不起,而且还不能参加职称评定。 我就劝她,想开些。她在我们村插过队,不算朋友也算是半个老乡。我就得管她叫大姐,安慰她抱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虽然评定技术职称,她的学历不行,但是她的工龄长。她的工龄是从下乡那天算起的,包括上大学的日子都算作工龄,这样计算起来也差不多;而我的工龄,由于没有“知识”一词在身份前面作定语,只能从毕业以后算起,我们的条件又是差不多的。 我们的年龄相仿,干的活儿也都是一样的,但她的工龄却超我多出六七年来。出身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真的是滑稽得很。我又想起了那句话,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其实基础就不一样,道路根本是不可能选择的。在单位,工龄是非常重要的,评职称、分房子,都需要工龄做支撑,工龄非常重要。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一句鬼话。我的道路在哪里?怎么选择,我的工龄还能涨上来吗? 改革开放以后,各单位都恢复了常态,大家都团结起来向前奔。工龄、学历已不再是资本,慢慢地这些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几十年过去了,人们总是抱怨命运的多舛,但对我来说,命运却真的是很眷顾我。 其实,人生并没有什么苦难。那段艰苦的岁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可能是一个磨砺的过程,有个姓泰名戈尔的人就说过,苦难是不会白白承受的,它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 李青松仍然是单位里的活跃分子。评定职称时,因为她是工农兵学员,所以情绪就有些低落。但是不久,她还是评上了中级经济师的职称,据说是工龄上占了便宜。当然,她也付出了代价,用她自己的话说,屁股大有屁股大的好处,硕大的屁股一旦爆炸,就会爆发出无穷的力量。但是,这事儿后来被她的丈夫发现并找到了单位,满脸伤痕的李青松,委屈得不行不行的,最后只能离婚。生活作风问题的调查一直继续着,但最终也没有结果。人事处的乔大城处长捶胸顿足的表示,他和李青松是清白的,没有任何事情。李青松够条件评上经济师,虽然她是工农兵学员,但她的工龄长是占绝对优势的。 离婚后的李青松,更加自由活泼,屁股扭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一片欢乐。 现在,许多文章都在回忆知青的生活,苦难成就了知青的事业,也磨砺了李青松的性格。那段经历让她认识并发挥了女人的优势,并不是偶然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青松性格也大变。由于受生活作风问题的影响,她不再追求政治上的出人头地,而是停薪留职下海干起买卖来,生意也风生水起,做得很大,后来和一个姓兰的司机生活在一起。这么些年她真的把我当成了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 有些知青写了一些文章,控诉那段苦难的岁月。其实,他们有些人本身既是苦难的承受者,也是苦难的制造者。为了上大学、招工、返城,一些人不惜牺牲别人,甚至牺牲了自己最为宝贵的东西,现在又反过来谴责那段岁月,真的不是很厚道。 志芬同学的电话,让我思绪万千,又回想起了那段没有“知识”作身份定语的青年时代。淑霞同学和我是一个村的,同属于一个青年集团,自然也就经历了那段难忘的岁月。只是这次时机不巧,没有时间与她相见,共叙旧事与过往,甚感遗憾。 今天的人们,又开始向往着农村的生活。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抛开时代的背景,这场运动对国家、对群体、对个人都不一定是件坏事情,也许今天国家的繁荣富强就与这项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伟大往往就躲在不易被人们所看到的地方。 今天的人们,再想到农村去[[生活]]恐怕是要付出很多的周章。 有一首《木兰辞》说得好:“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我不是知青,看不到那么远的地方,也没有苦难可言,只认命。 如果说到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的这段[[经历]]的话,却是一个让我无法[[忘记]]的[[过程]],既不是什么好事情,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就像一颗伴随我成长的启明星,时而东方高悬,时而西方闪烁,但不管怎样,她终归是我[[生命]]中最为明亮的记忆。真的很想有[[机会]],和淑霞同学聊一聊。她认可我的想法吗?<ref>[http://www.360doc.com/userhome/71096453 个人图书馆网]</ref> ==作者简介== 王德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 ==参考资料== {{Reflist}} [[Category:820 中国文學總論]] [[Category:825 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新文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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