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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wikitable" style="float:right; margin: -10px 0px 10px 20px; text-align:left" |<center>'''变迁'''<br><img src="https://images.pexels.com/photos/14865792/pexels-photo-14865792.jpeg?auto=compress&cs=tinysrgb&w=1600&lazy=load" width="280"></center><small>[https://www.pexels.com/zh-cn/ 圖片來自免费素材图片网]</small> |} '''《变迁》'''是[[中国]]当代作家文占祥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变迁=== 60年代末,我们村合作化已经好多年了,但村集体设施基本一穷二白,连一个集体牲口圈都没有,长期占用我家的碾窑院。文化生活更是难以想象,通过扫盲识字,认识自己姓名的还有几个人,能读报写信记工分的,也只有一两个人。这个时期,新生一代大都到了上学年龄,许多孩子早已超过了上学年龄,燃眉之急要解决的事情,是村庄中孩子的念书问题,刻不容缓。 那时我的老父亲是生产队长。有一天,老父亲回到家跟爷爷说,小学教师只有两个人选,一个是上面村的张淀学、一个是本村的徐润身,今天的社员会上还没有定下来。他们父子权衡利弊,考虑到张淀学可能后面会回吴忠老家,他们的心中已经选择了徐润身。 徐润身是小学毕业,人勤快、心灵活,是当时我们村能读报写信记工分的两人之一。村中舞文弄墨的事,他一个人担当了相当长的时间,随叫随到、处事平和、没有点滴架子,村中群众就喜欢这样的人。 1968年的春季,我们村办起了小学。教室是我们家倒腾出的一孔小土窑洞,只能摆放二张桌子,高矮不齐的凳子也没有几个,黑板是一小块刷了墨汁的小木板,粉笔自然是我们村特有的白土疙瘩了。 记得开学初,一下子来了十多位学生,河对面环县的孩子就有四五个,好几位学生和徐老师年龄相差不大,小小的土窑洞挤满了人。同学们只能轮流听课,站着坐着无所谓,门里门外无所谓,只要能看见或听见就行,目的就是识字和算数。这种局面维持了没有多长时间,隔壁李姓人家搬家了,教室就转移到他家的旧窑洞。这个土窑洞稍大些,徐老师和村民们,因地制宜进行了土法改造,高泥墩配上稍宽的木板成了课桌,低泥墩配上窄点的木板成了坐凳,我家洗毛毡用的洗案成了学校最高档的桌子,课余的活动器材就是稍粗一点的葵花杆,长短根据自己的身高和力量截取,在顶端挖上一个合适的凹槽就好了,“子弹”不用他们费心,由我们这一批还没有入学的小跟班们配送。每天的课余活动都有一次扔靶子比赛,看谁扔的远、看谁扔的准,对面山坡或开阔地带上,任何标志性的草木或痕迹都会成为大家选准的目标。 1970年,村小学又搬迁到村集体中心油坊沟。记得油坊沟初成规模,首先搬迁的就是学校。这次有了新的教室,又添了2件桌凳。虽说新添的桌凳,只有一个平面四个腿,在当时已经算是奢侈品了。当天晚上有小学生的节目演出,演出之前徐老师又宣读了毛主席给老区人民的复电,人们静静的听着,没有一点吵闹声,这在当时好长一段时间,似乎是程序化的内容。其他的节目已经没有记忆了,但徐老师排练的“五个老汉学毛选”还有些印象,徐老师的一曲二胡抑扬顿挫、惹人陶醉,人们都高兴的、激动的拍手称快。由于油坊沟里主要是牛、驴、猪的饲养场地,还有保管窑、油坊、铁匠铺等,不适宜教学,不长时间学校又搬迁了。 1971年,学校由热闹吵杂的油坊沟,搬迁到了上面村庄,教室占用我大伯家刚搬离的旧窑洞。这孔窑洞较前的三处窑洞大的多了,还有五户人家公用的大院子,学生课余活动方便多了,上面村庄的孩子上学也方便多了。 开学后,前几天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新生人数猛增,既有本村的、也有邻村的,既有刚到学龄的、也有相差七八岁的。印象最深的是有几个年龄大我们好几岁女孩,也初次来上学了,可惜没有坚持多长时间都不念了。 教室内的情形,你一定想象不到。这孔窑洞进门就是对头炕,左侧的空地上摆放了仅有的四张课桌,右侧的灶台上,一块木质黑板靠在了装满土的麻袋上。四五年级同学,三四个人挤一个课桌,占用了两个。二三年级七八个同学,占用了另外两个课桌。我们一年级的同学只能蹲在炕上,或者趴在右侧炕与灶台的土栏杆上。那几个年龄比我们大了许多的女孩,自然也和我们在一起,显得有些不协调。 这次搬迁多了一个文明的教学设施,一个双铃大闹钟放在去了一半包装的长方体纸盒内,闹钟滴答滴答响着,大红公鸡不停的低头抬头。闹钟常常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给了我们无穷的想象。我们最期盼的还是每天一次刺耳的闹铃声,意味着马上就要放学了,肚子早已咕咕叫了,不知道今天妈妈给我们准备的是黑面馍馍还是糠窝窝。 有一天徐老师到公社开会去了,我们终于有机会听闹铃声了。那天我的哥哥管理着闹钟,上课闹钟响一次,下课闹钟响一次,课间休息闹钟响个不停。他们几个高年级学生都有机会拨响过闹钟,我们低年级学生一次机会都没有,最后还让我们谁都不许说今天的事。当时幼稚的我就想到,公平是相对的,是要靠自己争取的,我一定也要找个机会玩玩闹钟,后来玩没玩已经没有记忆了。 一个星期过后,那几个年龄大点的女孩都不念了,后来几个年龄小点的女孩也不来了,教室里的女生,只有徐老师的妹妹一个人了。那个时代,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孩能念几天书的很少很少。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村上过高中的女孩,只有徐老师的妹妹,女孩能上初中的也没有几个。后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观念逐渐改变,现在这种现象早已消失了。 1973年,张淀学的家搬迁到了吴忠,空出了一个独立的大院子,我们的小学自然又要搬家了。这次搬迁,学校相对稳定了,面貌一新。徐老师第一次有了独立的办公室和办公桌子,教室的墙壁上也有了几幅标语。大红纸书写的教育方针,我现在还能说出几句。一副徐老师手书的行书《七律·长征》,每天下课同学们都会争着朗读,让我们从小就感受到新生活来之不易。一副大地主刘文彩收租子的画十分醒目,使我们从小就有了毛主席亲、共产党好的认识、要热爱新中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室里靠门的一大块墙壁,开辟了学习园地,集中了村中文化人的最高水平。教室外门楣的最上面,徐老师用直尺勾画出“教学相长”四个楷书大字,特别遒劲有力。门两边的窗台下面,也有了两块醒目的小板报,左侧的内容多为趣味算术或成语典故,右侧的内容一定是当时最新最响亮的口号,诸如“深入批林批孔、反对中庸之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根据形势和需要,不定时地更换着最新的内容。 1973年前后,徐老师到定边县安边教师培训学校、集训过一段时间。徐老师回来后,带回来了外面的世界。徐老师的拼音教学水平更高了,本地口音夹杂着生硬的普通话。以前写错字涂成黑疙瘩,现在改成一斜划。各个年级都有了教学方案本,整齐地挂在办公室的墙壁上。教室墙上的一把二胡变成了三把,村中的音乐达人,在闲暇或学校排练节目时,也来凑一把热闹。原来主人家的猪羊圈也改造成了男女有别的厕所,旁边还开辟了一小块跳高跳远的运动场地。 这段时间兴起了自制教具热,黑板旁多了几根染了颜色黑红相间的教棍,各种各样的黑板擦有好几个。好一点的教具都是我们兄弟俩带来的,都是我爷爷制作的。一根端正俊俏的红柳棍,削尖顶端成了标枪。木质手榴弹做的惟妙惟肖,90年代末我隔着门缝还看到过一次,好熟悉好亲热。两根端正的木条,等距离的钉上小铁钉,成了跳高的标杆。一段粗圆木截取一小截,修削成圆锥体,配上裁成圆形的毛砂毡片,成了高端的黑板擦,后来只换毛片不换木把,用了好几年。 徐老师回来不长时间,我们小学开了一次运动会,也是我小学阶段唯一的一次运动会。虽说很简单,但当时的热闹场面至今还有些许记忆。场地选择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项目有短跑、标枪、手榴弹、跳高、跳远等。在这之前,我们的课余活动有跳鞋、打瓦儿、抓样儿、弹杏核、老鹰抓小鸡。以后渐渐多了丢手绢、开火车等许多忘记了名称的新游戏,后来还添置了一个小排球,早操和体操都规范了许多,我们自我感觉是村庄中的文化人了,感觉我们知道的东西更多了。 这段时间,我们最爱听徐老师讲外面的世界。记得徐老师说,他们全班同学,花费了几天时间,只把城墙挖出了一个仅能通过车的小豁口,当时我们无法想象出城墙的样子。徐老师讲到,自来水房有开水、温水、冷水时,我们也无法想象出自来水房的设施。后来我和我的高中同学们说起时,同学们都笑我是老土。当我说到,小时候家乡的水,常常用细棘绳子和柳条背篼背时,他们就不笑了。徐老师还说过,他们的音乐课结业要有音乐特长展示,徐老师唱歌的水平,凑合着还能哼几句,跳舞是绝无可能,实在拿不出什么特长项。最后他想到了寒暑假还能赚点养家钱的唢呐,一曲《草原上不落的红太阳》,征服了所有的评委,最终夺得了总评第一名。 岁月悠悠,往事难忘,这几件小事不能不提一提。 我们村的小学从开办之日起,在徐老师执教的10多年里,没有向学生或家长收过一分钱的学杂费。为了解决学杂费的问题,徐老师和我的老父亲商议,经过社员大会同意,将十亩左右的集体土地,让学校承包,作为三勤地耕种,独立核算,收入归学校。每年的送肥、锄草、收获,十多名小学生各有分工、人人参与。小学期间,我只有一学年没有拿上第一名,原因就是劳动不如我的哥哥们。所以那时候每逢劳动,特别卖力,要有不怕累、不怕苦的精神,现在想来,都是一种财富。后来,生产队里的二只羊又划归学校饲养,收入也归学校。所谓饲养,其实就是每逢寒假,将学校三勤地收获的部分秕粮食、或者小洋芋,由学生轮流喂养,让晚上归来的学校羊独享,这样就能保证学校的羊子繁殖顺利,年年有增。据说,二只羊后来繁衍为十多只,责任制后,承包学校地的收入仍然归学校。现在想来,当时一切的一切,可能都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为学生找学费、为群众谋利益的智慧。 有一年春节大旱,秋季雨水多。村中的许多人家趁着秋雨移栽旱烟,我们学校也赶了一回时髦。当时流传着,村中的一户人家种烟技术好,几年下来,自留地中旱烟的收入、攒够了娶儿媳妇的彩礼钱。这次,徐老师和老父亲一商量,长期闲置的、长满荒草的、早年废弃的两个打谷场,划拨给学校种旱烟。烟苗由学生们带来,我们兄弟俩带的最多,爷爷前一天分出的烟苗,几乎让我们全拿走了。移栽烟苗的场面很热闹,自然少不了玩打水仗,群众的俏皮话也不少。秋后旱烟丰收了,揉成的碎烟叶盛满了一个小囤子,足足有三四十斤。 我们小学有好烟叶的消息,不知不觉就传开了。来我们学校检查工作的人多了,附近学校的老师也愿意来我们学校交流教学了。吸烟的人一番腾云吐雾后,没有说烟叶不好的。临走时,徐老师不忘人人有份,他们一定是要推辞一番的,最后的方法都是我在一个小本本上,写上姓名记上账,就算完事,这样面子里子都有了。 1976的秋季,徐老师和我们五年级的五个同学,真正捅了一次马蜂窝,而且是那种蛰人很厉害的大马蜂。当时村中有一户人家养蜜蜂,蜂蜜的香甜全村人没有不向往的,我们师生自然也不例外。一个同学错把马蜂窝当成了蜜蜂巢,害得我们师徒六人鼻青脸肿了好长时间,眼睛不是眯成了一条线,就是睁不开。当时的场面,你尽情去想象、怎样想象都不会过分的。 当你看到这里,你心里可能会蹦出“什么破学校烂教师,种地养羊还想养蜜蜂”,那你一定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当时的口号是:“我们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军,我们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田间地头上,经常能看到初中生、高中生的身影,这就是那个年代开门办学的模式。 从1968年到1982年,徐老师任教的十多年里,我们小学五次迁移地址、教学[[设施]]从无到有、逐渐完善,五个年级复式班教学也探出了新路,做到了小学上学不出村,适龄儿童有学上,不收群众一分钱,除了三勤试验田、还有带养羊,家家都有读书郎的新时代景象。 徐老师连续任教十多年中,从没有忘记追赶超越自己。我上初中的[[时候]],徐老师问过我初中数学题,我知道徐老师已经开始自学初中数学了。我上高中的时候,徐老师参加了全县民教聘用考试,并获得了民教聘用[[资格]]证。徐老师通过虚心学习、不断探索,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位比较出色的小学教师,在当时本公社的小学代课教师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名望。他教出的学生中,通过考学参加工作的,也有七八人。参军、经商、成长为村二委带头人的也不少。只可惜家庭责任制后,徐老师担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加上小山村的信息闭塞等因素,最后没能坚持到底,令许多村民遗憾! 徐老师离开了村小学,村小学又换了三任老师,随着形势的发展,学生人数由[[高峰]]期的三十人左右锐减到三四人,2000年代初,村小学撤销了。 徐老师教学有方,孝心有加,在方圆[[周围]]是人人皆知的大孝子。有一年的大年春节,徐老师全家人,只有多病的老母亲能吃上白面条,小孩也没有例外。当时生产队的春节特供,每户三五升小麦已经很不错了。徐老师的老父亲享年九十多岁时,已经“返老还童”了,每天哭着闹着要上学[[读书]],徐老师哄着宠着,给老父亲缝制了小书包。再后来老人家临睡前还要过过“火”关,才能安静入睡,徐老师依然哄着宠着,满足老父亲的一切[[愿望]],十分难能可贵。 徐老师治家有法,他的儿女们都很优秀,二个男孩通过考学都跳出农门,发展的都很好。大孙男受徐老师的引导,高中时期就初露头角、远赴异国交换学习,现在国内某知名大学就读。其他孙辈们也都[[积极]]向上,形势大好。 徐老师在老家、县城、邻县女儿家都有休闲地,本是颐养天年之时,但徐老师是一个勤劳惯了的人,一点也闲不住。每年耕种收获季节,一如既往的耕耘收获在老家的土地上,既自食其力享乐天年,也给儿女们减轻点负担。 我的老父亲和徐老师长期合作共赢,私交甚密,多年共同享受着党的富民政策带来的福利。老父亲生前每次和我们说起徐老师时,都说徐老师对村庄有贡献,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我回老家看望过徐[[老师]],我弟弟在县城专门设饭局招待过徐老师,都是受老父亲的[[影响]],对徐老师表示尊重和感谢!后来民教遗留问题政策性处理时,徐老师翻出了以前考取的任用证,据说如果教龄不中断,应该在“硬转”之列。老父亲多次念念不忘这件事,让我找找门路,看能不能给徐老师争取点什么。后来打听到,[[政府]]按照相关政策给予徐老师一定的[[待遇]]时,老父亲心里踏实了许多。以上零散的[[记忆]],见证了一个乡村小学的变迁,既是对徐老师为村小学奉献[[青春]]的[[肯定]],也是完成老父亲的一个[[心愿]]。<ref>[http://www.360doc.com/userhome/46305516 个人图书馆网]</ref> ==作者简介== 文占祥,男,[[陕西]]定边人,大专文化,定边中学教师。 ==参考资料== {{Reflist}} [[Category:820 中国文學總論]] [[Category:825 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新文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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