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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希雍（約1546～1627年）字仲淳，一作仲醇，又字仲仁，號慕台。明代海虞（今江蘇常熟）人，後遷居江蘇金壇，明代醫藥學家。

人物生平

　　繆氏約生於嘉靖二十五年（1546），子仲淳、仲仁，號慕台，自稱「江左遺民」。世態炎涼，八歲父死，親朋走散。因十七歲患瘧疾，延醫療之久而不愈，檢《素問》「夏傷於暑秋必痎瘧」，按感受暑邪治好了個人的小恙，且「方弱冠」，門戶衰落，世累糾纏，以是多見憤激，礙膺之事十常八九，數嬰疾病」，對岐黃之道產生興趣，乃同無錫高攀龍的入室弟子司馬銘鞠為友討論習醫，他認為溫熱陽明證居多，善用清醇寒涼折之，以重用石膏偏於養陰而馳名、凡遇險、怪之證，「俗醫相顧卻走」，人們「必拱手質請繆先生」。
　　公「重氣節，嫻經濟」，為當代豪士。湖北應山楊漣始官常熟知縣時，首先拜訪他，並虛心向其求教，仲淳推薦隱湖大富翁毛清幫助政府開發水利、傳授種植穀物的經驗，還慫恿毛清之子毛晉到拂水山莊謁錢謙益為師，建設藏書樓，高價收買宋、元刻本，造佳紙印刷出版書籍。
　　繆氏和西冷詩社成員也有交往，常嘆「美人自刻烏江岸，戰火曾燒赤壁山，將軍空老玉門關」，每於花朝月夕，議論蜀之孔明，秦之王猛、熙寧之法，元祐之政，「談古今國事盛敗，兵家勝負，風發泉涌，大聲殷然，欲壞牆屋」，籩豆餚核，「酒酣耳熱」，胸臆頓開，講微言大義，「仰天叫呼」，逸興遄飛，有宋人劉克莊描述之風：「推到胡床，旁觀拍手笑疏狂」（《一剪梅溉）「痛飲霑醉乃罷」（錢謙益《本草單方》序）。
　　繆希雍抱着「凡為醫者宜先虛懷之心」，「意所獨到，堅持不移」，「為人手疏方輒奇中」，「上自公卿，下至卑田院乞兒，直平等視」。摯友萬曆庚戍探花半野堂錢謙益曾經紀其家，言繆氏臨床，經驗宏富，曲突徙薪，左右逢源，「理積疴，起奇疾，沉思熟視，如入禪定，忽然而理，煥然而興，掀髯奮袖，處方撮藥，指摩顧視，拂拂然在十指湧出。」
　　天啟一年（1621）東林黨內同志朱國禎患膈證，上下如分兩截，痛不能支，他用蘇子五錢治癒（《涌幢小品》卷二十五）。
　　凡貧者就診，卻其袖香（診金），「刀圭入口僵者立蘇」，「生死人攫臂自快不索謝」。多
　　魏忠賢義子東林叛徒王紹微寫黑名單《點將錄》（《南略》載為阮大絨撰），把東林黨主要人員比擬《水滸傳》一百零八人，稱繆希雍為「神醫安道全」。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謂其學術承受，大旨宗法劉守真、朱丹溪，與同時張景岳門庭迥異。喻昌說他「專以濡潤之品稱奇」，好用人參（見《梅花草堂筆談》）、石膏。
　　繆氏「周覽吳會，薄游八閩，歷齊、魯、燕、趙之墟，縱觀乎都會之大，返策秣陵，浮江西上雲夢，溯三湘而入豫章」，到過很多地方「所至必訪藥物，載刀圭，五十年而成《神農本草經疏》」（錢謙益《有學集》卷十五），「陸仲德《本草拔萃》序」研究向題「有殊解，（光緒《金壇縣誌》人物），「上下五百年間，發軒岐不傳之秘者，仲淳一人而已」自「東垣以下未之有也」（康熙《常熟縣誌》方技）。
　　天啟七年（1627）繆希雍逝世於金壇，終齡八十二歲。

醫學著述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與《本草經疏》是繆氏的傳世之作。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為其門人丁元薦搜集的繆氏常用方及部分治驗，後繆氏又補充了傷寒熱病的治療經驗及常用藥物的炮炙方法。書中所載方劑大多切合實用，如集靈方，王孟英收入《溫熱經緯》，易名集靈膏，謂「峻補肝腎之陰，無出此方之右者」；保胎資生丸與脾腎雙補丸，亦流行於江南藥肆。
　　《本草經疏》是繆氏研究藥物學三十餘年的心得。他因年少多病，故喜讀本草，專心鑽研典著，常「檢討圖經，求其來意，積累既久，恍焉有會心之處，輒札記之，歷三十餘年，遂成《本草經疏》」。本書選錄藥物490味，重點研究了藥物的配伍及副作用。

學術思想

　　變而通之療傷寒
　　繆希雍發展了傷寒學說，他師仲景之意，結合臨床實際，「變而通之」。繆公論治傷寒病，綜合時代與地點之不同，頗「多獨開門戶」，化裁仲景成法，如對太陽之治，棄麻桂而主用羌活湯。這是因為江南之域，「從無剛勁之風，多有濕熱之患。」而羌活正是祛風散寒除濕之要品，故為君藥。同時，病值秋深冬月加紫蘇、蔥白。如病人自覺煩躁，喜就清涼，不喜就熱，兼口渴，即欲傳入陽明，羌活湯中宜加石膏、知母、麥冬，大劑與之，得汗即解。
　　對陽明經證，繆氏取白虎而加以化裁為竹葉石膏湯（竹葉、石膏、知母、麥冬），大劑與之；不嘔無汗，與葛根湯，亦須大劑。
　　陽明衄血、下血，《傷寒論》有論無方，他增添新方以治之，藥用荊芥、葛根、麥冬、丹皮、蒲黃、茅根、側柏、生地、黃芩、童便之類。陽明食谷欲嘔，《傷寒論》曾載吳茱萸湯，但此系治陽明虛寒者，不宜於陽明熱盛之證，他補充了竹茹湯（竹茹、麥冬、批把葉、蘆根）。
　　繆氏善用石膏，並每伍麥冬、知母，這是他的用藥特點之一。
　　論治少陽，繆氏法仿仲景，但對少陽陽明病則看其二經邪氣之輕重，發潮熱、便塘、胸滿不去，與小柴胡湯，去人參加括萎、黃連；小便利、大便雖硬，則用蜜導法通之；大下後大便不解，腹滿痛則用承氣下之。
　　三陰之證治分二端，一者病發於三陽，不及時解表，以致邪熱傳人於里，雖雲陰分，病屬於熱，糞猶未結，宜清其熱。渴者用白虎湯之類，渴或心下痞者以黃連、黃芩、芍藥、枳殼、麥冬、瓜蔞輩以清之。二者元氣素虛之人，或高寒之地，寒邪直中陰經，法宜溫補以接其陽，附子、人參、乾薑、官桂大劑與之，陽回寒退，即以平補之劑調之，勿過用桂附，以防其毒。
　　太陰洞泄不已，元氣將脫，《傷寒論》中之理中湯，治之不能，繆公創用東垣昇陽法，與理中配之，在理中湯中佐以升提，加升、柴、葛根之品，在仲景治太陰病惟投溫補的基礎上，開創了溫補升提並施的新局面。
　　繆氏認為「傷寒」是多種感染性疾病的統稱，發於冬則正「傷寒」，發於春夏則為「溫病」、「熱病」，屬於「非時不正傷寒之謂」。不論「傷寒」、「溫病」，其「邪氣之人，必從口鼻」，這是他的創見，對於明清時代溫疫、溫病學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影響，是對形成溫病學派有影響的人物之一。
　　創三要訣治吐血
　　繆仲淳治療吐血時，認為吐血病機主要為陰虛火旺，迫血妄行，肝氣升發太過，肝不藏血，氣逆火升刑於肺金，傷於陽絡。氣逆血亦逆，火升血外溢當然，由氣火亢旺，肝不藏血引起其他出血如咯血、衄血亦可施用，因此提出論治吐血三要訣。
　　宜行血不宜止血。吐血是氣逆上童，血不循經絡所致。降其逆氣，散其雍滯，則血隨氣返，循於經絡，自無溢出之患。假如見血止血，雖然暫時或可有效，然其弊有二。血止成瘀，非僅氣逆上壅者不除，且瘀阻氣滯，脈道不利，稍久必郁而發熱。胃氣逆則反覆吐血，兼發熱惡食之症。另因血止後，瘀血凝於脈道，氣血失於流暢，影響新血的生成，使臟腑困頓，變證百出，此時治療，就相對複雜。
　　宜補肝不宜伐肝
　　繆氏云：「肝為將軍之官，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職也，養肝則肝氣平則血有所歸。伐之則肝虛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這裡提出了吐血的治本問題。吐血為陰虛火旺，肝失所養所致， 「益水添精火自熄。」故補肝可使肝陰得涵，肝氣平，肝血藏，血有所藏，不再外溢。然補肝非多服不能得效，以陰無驟補之法。如其用破氣瀉火克伐剛燥，則陰愈不藏，氣愈不攝，肝藏愈虛，不能藏血，血更不能止也。
　　宜降氣不宜降火
　　繆氏云：「氣有餘即是火，氣降則火降，火降則氣不上升，血隨氣行，無溢出上竅之患也。降火必用寒涼之劑，反傷胃氣，胃氣傷則脾不能統血，血愈不能歸經矣。」治氣之本，則須多服方有顯效。如用寒涼之味，如黃連、山桅、黃柏、知母之類，則可傷脾作泄，變證百出。
　　重視脾胃善甘潤
　　腎水之升，心火之降，肝之升發，肺之肅降，皆以脾胃之升降來調節。乃因脾胃為氣機升降之樞紐，有後天之本和氣血生化之源之稱。繆氏對脾胃重要性的認識非常透徹。認為「胃氣者，即後天元氣也。以谷氣為本，是故經曰：脈有胃氣曰生，無胃氣曰死。又曰：安谷則昌，絕谷則亡。可見先天之氣，縱猶未盡，而他髒亦不致速傷，獨胃氣偶有傷敗，以至於絕，則速死矣。」「谷氣者，譬國家之餉道也，餉道一絕，則萬眾立散；胃氣一敗，則百藥難施。」所論不難看出，繆氏治病對脾胃之重視。繆氏對於脾胃病的論治，善長甘潤清靈之法，實為後世所崇仰。
　　真假內外辨中風
　　繆仲淳認為，「中風有真假內外之別，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並指出其不同之處。真中為感受外來風邪，在西北高寒，風氣剛猛之地，真氣空虛之人，易為所中，且可分中髒、中腑、中經絡。中髒之人多死，中腑之人多成廢人，中經絡之人，則可調理而瘳。真中治則為先解散風邪，次則補養氣血，方用小續命湯。類中則由「多熱多痰，真陰既虧，內熱彌甚，煎熬津液，凝結為痰，壅阻氣道，不得通利，熱極生風，以致猝然僵仆。」患病之人多在「無剛猛之風而多濕熱之氣」的長江以南，如江、浙、福建、四川、湖北、湖南等地，表現為或不省人事，或口眼歪斜，或語言蹇澀，或半身不遂。發病的先期，多可表現為內熱證候，如口乾舌苦，大便閉結，小便短澀。「類中」的病機，繆氏在吸收劉河間、朱丹溪學說的基礎上，認為內虛暗風，確係陰陽兩虛，而陰虛者為多，與外來風邪迥別。法當清熱、順氣、開痰治其標，治本則宜益陰和補陽。繆氏認為「類中」若誤用治「真中風」的藥，則「輕變為重，重則必死。」繆仲淳治中風用藥甘潤清靈，為清•葉天士臨床中風之治，開了門徑，亦為張山雷治中風八法奠定了基礎。
　　辛涼發散療痧疹
　　繆仲淳將痧疹主症歸納為多咳嗽多嚏，眼中如淚，多泄瀉，多痰多熱，多渴，多煩悶，甚則躁亂咽痛，唇焦神昏。並總結了治痧疹的特點，指出痧疹乃肺胃熱邪所致，故治痧疹不宜依證施治，惟當治本以解邪熱，則諸證自退。其所著《痧疹論並治法》、《痧疹續論》二文，至今在臨床上還起着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