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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川
原圖鏈接 王玉川
出生	1923年9月 上海奉賢縣
國籍	中國
職業	醫生
知名作品	編有《黃帝內經素問譯釋》 《內經講義》 《中醫養生學》等專著。

王玉川 著名中醫學家，北京中醫藥大學主任醫師、教授，1943年3月起從事中醫臨床工作，為「首都國醫名師」。2009年，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首屆國醫大師。

國醫大師、着名中醫學家、《內經》及中醫基礎理論專家、北京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政協第五、六、七、八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王玉川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2016年4月1日凌晨4時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王玉川923年生於江蘇省奉賢縣(現上海市奉賢區）。師從中醫名家戴雲龍、陸淵雷，學成後在當地行醫。1943年，在奉賢縣開設門診從事中醫臨床工作，1956年在南京中醫學校從事中醫藥教學與臨床工作。1957年，調至北京中醫學院(現北京中醫藥大學）從事教學工作，潛心於《黃帝內經》的教學和研究。曾主持主編全國中醫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內經講義》。1978年任北京中醫學院副院長。

王玉川學術臨床造詣深厚，編撰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第一、二版《內經》教材，對陰陽學說的演變、氣血循環理論、五行學說、運氣學說、河圖洛書等研究作出重要貢獻。他生前一直強調理論和臨床結合的重要性，並身體力行，長年堅持在臨床一線工作。他擅治中醫內科各種疑難雜症，如心血管疾病、風濕病、血液病等。

多年從事中醫基礎理論與《內經》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為陰陽學說的演變、氣血循環理論、五行學說、運氣學說以及河圖洛書等方面的研究。主編有《黃帝內經素問譯釋》、《內經講義》、《中醫養生學》等專着，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

王玉川履歷

1923年，生於江蘇省奉賢縣。

1941-1943年，從醫於中醫名家戴雲龍先生、陸淵雷先生，學成後在當地行醫。

1943年-1955年，在奉賢縣開設門診從事中醫臨床工作。

1955年-1956年，在江蘇省中醫進修學校，深入學習中醫相關知識。

1956年-1957年， 在南京中醫學校從事中醫藥教學與臨床工作。

1957年-1963年，奉衛生部調令來北京中醫學院從事教學工作，潛心於《黃帝內經》的教學和研究。主持主編全國中醫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內經講義》。

1978-1984年，在北京中醫學院從事行政管理工作，任副院長。

全國政協第五、六、七、八屆委員會委員，現任北京中醫藥大學顧問。

高雅的生活態度

他學術臨床造詣深厚，親自編撰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第一、二版《內經》教材；他的文章振聾發聵，觀點新穎大膽，生活中卻極為低調，從不與他人爭；他的研究獨闢蹊徑，冷靜客觀，欽佩者多，口碑極好。

在北京419路公交車上，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胸前用醒目的綠帶繫着乘車卡的老人，人們不會想到：這就是86歲的國醫大師王玉川。

不在意名與利，潛心研究《黃帝內經》；自學生物、物理，畫圖制表，清苦寂寞，卻樂在其中。

辛苦耕耘終結碩果，他成為中醫界最早研究《內經》理論體系、學術內涵的中醫學家，是《內經》重點學科的創建者和帶頭人，對陰陽學說的演變、氣血循環理論、五行學說、運氣學說、河圖洛書等研究作出重要貢獻。他高雅的風範、深邃的學識、嚴謹的精神和務實的態度，影響着全國同道，成為一個時代的旗幟。

學術成就 同方異治

「老先生中醫的理論水平相當高。」他精研內經，醒世而作，對五行學說、氣血循環理論、運氣學說提出獨到見解，破譯河圖洛書之謎，敢於對「辨證論治」、「有是證用是方」提出質疑。

在那個參考資料極少的年代，常常是一本書、一盞燈，伴着王玉川熬到天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靠什麼來完成理論研究？玉川老笑答：「自己看書，想的嘛！」忽有所悟的欣喜，激勵他一路堅持。

1938年，15歲的王玉川從開過藥鋪的父親手中得到一本《黃帝內經》，通讀一遍就覺得莫名的喜歡，而這本傳閱千年時空的經典之作，靜靜地躺在他的手中，也似乎正等待着被解開奧秘。江南水鄉獨立出診的12年中，他幾乎每天都要撫讀一番，字裡行間寫下蠅頭小楷，記下一本本讀書筆記。後被調到北京中醫學院，創建內經教研室。

1979年開始相繼發表論文30多篇，許多觀點得到同行認可和讚譽。他倡導五行學說的多學科研究，對《內經》氣血循環理論有獨特見解，正確認識和評價了運氣學說，解開河圖洛書之謎。

「在這些老先生中，玉川老的理論水平相當高。」北京中醫藥大學嚴季瀾教授評價說。這凝結着王玉川心血的幾十篇高水平論文，不止當年在全國產生重要影響，今天讀來，仍令人感嘆語言之潑辣，觀點之新穎，論證之嚴密。要知道，研究陰陽、五行、氣血這些基礎理論，絕不是一門學科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整個中醫藥大廈的理論基石。

承古而不泥於古，注重創新，是貫穿王玉川研究中醫理論的一條主線。比如，他論述陰陽學說的演變，認為從《周易》的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到中醫學中的三陰三陽，是古代醫家為適應醫療需要的一種改進，用三陰三陽能更精確地區分陰陽能量的盛衰多少。那種把三陰三陽的性質和次序認為是不能變動的「死板的規定」，是不符合實際的。

多年來，辨證論治被視為「中醫特色」的重要標誌，但是，王玉川認為這種提法並不合適。首先，辨證論治的統治地位是在犧牲了「同方異治」的寶貴經驗，扼殺了尋找廣譜有效方藥的熱情之後才取得的；其次，辨證論治的輝煌成就使人們的思維陷入永恆不變的公式之中，在辨證論治的圈子裡打轉，與創新的客觀要求越來越遠。他認為，那種認為辨證論治可解決一切問題，如果解決不了只能怨自己沒有掌握好的思想「是一種現代迷信」，是只求穩定不求上進的表現。

王玉川常說，一個學者所以能着書立說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沒有一點可取之處，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結論，也不等於其中沒有一點有價值的材料。因此對古代文化遺產，應採取審慎的態度，吸取合理內核，這體現了他「創新而不廢古」的學術境界。

在對五行學說的研究中，王玉川甄別經學五行與醫學五行，認為五臟五行說引入中醫學後，不再艱澀難懂，實用價值較高。同時他看到，在五行歸類、生克、承侮、制化以外，譬如「五行互藏」的內容仿佛已被遺忘，成為五行學說的研究空白，教材也沒有反映。事實上，被遺忘的「五行互藏」有重要意義，比如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內經》陰陽二十五人的體質學說，比古希臘希波克拉底的氣質學說、蘇聯巴甫洛夫的神經類型學說，都更為細緻和全面。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於左傾路線的影響，運氣學說一度被打入冷宮。王玉川可謂當代研究運氣學說最有成就的人。他1993年主編的《運氣探秘》代表了當時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探討五運和六氣的體系問題，指出平氣概念的重要性，從西漢的災害性天氣論證了運氣學說的科學性，闡發《素問》遺篇的學術價值。

「創新是硬道理，是科學技術的生命線。」王玉川認為，「有是證用是方」的原則是不對的。這種方證對應關係無一不是建立在「以方測證」，即是根據方藥性味功能推測出病理狀態這一方法的基礎之上，在方藥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以方測證的結果當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證相對的原則。然而，現代研究告訴我們，任何一味中藥都含有多種有效成分，它們的藥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二味以上組成的複方則更為複雜。所以，「以方測證」本身，就不是什么正確可靠的唯一科學方法。如果我們停留在這個水平上，就永遠也不會有所發現、有所前進，方證之間相互關係的謎團也就永無解開之日。

治學嚴謹 做人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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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他書批的人，都很震驚。」

雖然時代久遠，紙面泛黃，但他親手描畫的雙螺旋體和多肽鏈，依然清晰而美好。他獨立思考，在學問上敢於向權威挑戰，生活中卻淡泊低調，特立獨行。「人家說我好也行，說我不好也罷，都一樣！」

採訪王玉川，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費盡各種周折。5月的一天，他終於如約坐在了北京中醫藥大學的辦公室。然而面對媒體，他還是不願多說什麼，好在事先採訪過知情人。北京中醫藥大學魯兆麟教授說，「看過他書批的人，都很震驚。」

牆邊立着一排書櫃，信步走過去，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曆裝訂的筆記本。日曆背面寫着一行行整齊小楷，紅色、藍色間雜鉛筆，有的字下面劃着重點號或橫線，內容是關於孫思邈《外台秘要》的方藥體會。再隨意打開一本硬皮筆記，上面整齊地記着生物化學的內容，其中一頁用極細的鉛筆畫着細胞RNA與蛋白質合成分解圖，雖然時代久遠，紙面泛黃，但雙螺旋體和多肽鏈的結構依然清晰而美好。

翻下去，十幾本筆記本的紙質都很粗糙，字體卻都那麼纖秀工整，有的字小得幾乎看不清。可以想見王玉川當年是怎樣地心細如髮，這幾十萬娟秀小字承載着多少個安於清苦的日日夜夜。筆記內容有經典抄錄，有個人思考，他很喜歡自製圖表，比如為研究比較體質學說，他把巴甫洛夫神經類型、希波克拉底氣質說以及內經的陰陽五態人劃一個表格里，新穎而獨特，給人啟發。

那本傳說中，被王玉川翻得書皮爛掉用膠布粘好、再無一處空白可寫眉批的《黃帝內經》已經找不到了，他連自己的書和發表的文章也都沒留意保存。「別人借走了沒還，我也記不得向誰要了，哈哈哈！」顯然他並不以為意，更不以為憾。多年的臨床處方也沒有保留一張，根本不打算出版臨床經驗集，「有什麼用呢？沒用！」玉川老這樣給自己解釋。

王玉川治學注重獨立思考，不迷信權威。在1984年擔任健康報振興中醫刊授學院顧問期間，他曾和刊院同學談中醫治學方法：「沒有獨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績。不要做教材的奴隸，要做教材的主人，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變成自己的知識。決不能像果戈里在《死魂靈》里描寫的那位『死讀書、讀書死』的彼得爾希加，他辛辛苦苦讀了一輩子書，到頭來卻什麼知識都沒得到。我們需要的是自己觀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種獨立思考的治學精神。」

這種獨立思考的態度，使得王玉川在中醫基礎理論研究領域，屢獲開創性突破，正是因為不迷信權威，敢於對傳統提出質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個個學術高峰。

了解王玉川的人，對他的第一評價大多是「低調」、「不爭」。然而這樣一個不喜參政的人，卻是全國政協四屆委員，擔任北京中醫學院的副院長多年，還有多項校內外職務，這似乎是種矛盾。

王玉川生性喜歡自由，他把這些稱為「亂七八糟的事」。「當時沒辦法推，這也是種任務。」如果可以自己做決定，他斷然不願從熟悉的南方來到北方生活，更不願從事行政工作。但是在其位謀其政，他在全國政協七屆四次會議期間提出的「關於公費醫療費用不宜包干到醫院管理」的提案，被評為優秀提案。任院長期間，他重視教學科研和學術建設，內經專業被列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首批重點學科，停刊20多年的《北京中醫學院學報》於1981年恢復，成為學校及全國學術交流的重要陣地。

玉川老退休後更為低調，不輕易發表任何意見，每天8點前到辦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來。「他的思維，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書。」

這種淡泊、低調，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沒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獨行、生性高潔的人。採訪中，玉川老說的頻率最高的詞就是「無所謂」，他說，人生幾十年，沒必要爭名奪利。「人家說我好也行，說我不好也罷，都一樣！」

傾心教育 臨床實踐

「倘若傾心而倒，一輩子經驗說不了3天。」雖然反對師帶徒的方式，但受他恩惠的年輕中醫成百上千，至今很多畢業生都珍藏着他逐字逐句精心審閱過的論文。理論臨床相得益彰，其深厚的理論功底令其臨床療效卓着。

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學生並不多，不過四五人，和師帶徒相比，他更提倡現代學院教育。他認為臨床上從來沒有相同的病人，好中醫應該獨自到臨床去實踐摸索。「倘若傾心而倒，一個老師的經驗，用不了3天就能說完；相反，也可能臨床跟師3年，還摸不到門。」

雖然如此，王玉川對所有的年輕中醫都毫無保留，傾其所有，他甘為人梯、無私傳授的風範使很多人受益終生。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一屆中醫專業畢業生劉燕池教授，談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畢業分配到內蒙古講內經課，沒有經驗的他返回母校尋求幫助。當時王玉川把歷經一年剛謄完稿、尚未出版的《內經講義》交給他，用作參考。劉燕池拿到這份原稿，心情澎湃，現在回想起來還常說「師恩難忘」。

他時時要求年輕學子做到言之有理，強調文以載道，每年審閱研究生畢業論文的工作，他從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閱，一本論文要修改幾天。寫滿他整齊字跡的論文，經常被畢業生們珍藏。

王玉川一直強調理論和臨床結合的重要性，並身體力行，長年堅持為普通百姓治病。他擅長治療中醫內科各種疑難雜症，如心血管疾病、風濕病、血液病等，臨證時一絲不苟，療效卓着，深受患者歡迎。

有段時間，王玉川在國醫堂一周出診4次，非常勞累。一次在北中醫校園，剛從研究生處退休的魯兆麟碰見了他，兩人邊走邊聊。「和你說個事兒，」王玉川認真地說，「這國醫堂看病，你能不能替我出兩天？」但累歸累，他還是一直堅持在臨床一線。

深厚的理論功底，保證了王玉川卓越的臨床療效。有次魯兆麟接診一位神經根髓鞘脫的病人，治療非常棘手，用遍了溫陽藥、補氣藥、活血藥還是效果不好，他向王玉川請教。王玉川說，「《內經》講『腎惡燥，即食辛以潤之』，你別淨顧着補陽，加點細辛這類通藥試試。」果不其然，病情好轉。

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級碩士研究生陶廣正教授，得知恩師被評為「國醫大師」欣然提筆：「為人淡泊，不慕虛名。師出名門，有真才實學；學富五車，而無頭角誇誕。雖非博導，而眾多博導皆曾受教；未登講堂，而授課講稿竟出其手。着述不多，卻不乏真知灼見；臨床雖少，卻每能一絲不苟。審查論文，從不敷衍；撰寫書評，必中肯綮。尊為國醫大師，誰敢謂曰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