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黨論 歐陽修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朋黨論是一首政論文，其目的是駁斥保守派的攻擊，辨朋黨之誣，此文章實踐了作者「事信、意新、理通、語工」的理論主張。全文通篇對比，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強大的批判力量，排偶句式的穿插運用又增加了文章議論的氣勢，很有特色
原文
歐陽修〔宋代〕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呼！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譯文
臣聽說關於朋黨的言論，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好了。大概君子與君子因志趣一致結為朋黨，而小人則因利益相同結為朋黨，這是很自然的規律。
但是臣以為：小人並無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這是什麼原因呢？小人所愛所貪的是薪俸錢財。當他們利益相同的時候，暫時地互相勾結成為朋黨，那是虛假的；等到他們見到利益而爭先恐後，或者利益已盡而交情淡漠之時，就會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會互相保護。所以說小人並無朋黨，他們暫時結為朋黨，也是虛假的。君子就不是這樣：他們堅持的是道義，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節。用這些來提高自身修養，那麼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補益。用這些來為國家做事，那麼觀點相同就能共同前進。始終如一，這就是君子的朋黨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黨，進用君子的真朋黨，那麼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堯的時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結為一個朋黨，君子八元、八愷等十六人結為一個朋黨。舜輔佐堯，斥退「四凶」的小人朋黨，而進用「元、愷」的君子朋黨，唐堯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時列位於朝廷。他們互相推舉，互相謙讓，一共二十二人結為一個朋黨。但是虞舜全都進用他們，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書》上說：「商紂有億萬臣，是億萬條心；周有三千臣，卻是一條心。」商紂王的時候，億萬人各存異心，可以說不成朋黨了，於是紂王因此而亡國。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大朋黨，但周朝卻因此而興盛。後漢獻帝的時候，把天下名士都關押起來，把他們視作「黨人」。等到黃巾賊來了，漢王朝大亂，然後才悔悟，解除了黨錮釋放了他們，可是已經無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漸生出朋黨的議論，到了昭宗時，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殺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黃河，說什麼「這些人自命為清流，應當把他們投到濁流中去」。唐朝也就隨之滅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商紂王；能禁絕好人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漢獻帝；能殺害「清流」們的朋黨的，誰也不及唐昭宗之時；但是都由此而使他們的國家招來混亂以至滅亡。互相推舉謙讓而不疑忌的，誰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進用他們。但是後世並不譏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黨所矇騙，卻讚美虞舜是聰明的聖主，原因就在於他能區別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時，全國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朋黨，自古以來作為朋黨又多又大的，誰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興盛，原因就在於善良之士雖多卻不感到滿足。
前代治亂興亡的過程，為君主的可以做為借鑑了。
賞析
這篇文章起筆不凡，開篇提出：君子有黨，而小人無黨的觀點。對於小人用來陷人以罪、君子為之談虎色變的「朋黨之說」，作者不迴避，不辯解，而是明確地承認朋黨之有，這樣，便奪取了政敵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開頭一句，作者就是這樣理直氣壯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個方面內容：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朋黨有君子與小人之別；人君要善於辨別。作者首先從道理上論述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本質區別；繼而引用了六件史實，以事實證明了朋黨的「自古有之」；最後通過對前引史實的進一步分析，論證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則國家亂亡；用君子之朋，則國家興盛。文章寫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據，剖析透闢，具有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黨」，指同類人因某種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黨之說」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說只希望。「其」，代「朋黨」，為第三人稱「他們」。聽說有關朋黨的議論，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只是希望國君能辨別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罷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結為朋黨，「以」是因為的意思，「以同利為朋」，就是因利害關係相同而結為朋黨。接下去，作者以設問的方式提出問題：「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這裡用「然」字轉折，問道：「我以為小人沒有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麼呢？」「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這是說小人所喜好的是祿利，「祿」是俸祿，小人所貪的是財物。「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黨引」是結為朋黨，互相援引。這句說，當他們利害相同時，暫且互相勾結援引而成朋黨，那是假的。「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這些小人，「賊害」即傷害。這幾句說，到了他們見到好處而爭先恐後，或者好處已經搶光了，交往也少了，則反而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複說：「故臣謂小人無朋，偽也。」再說君子，他們的行為完全兩樣：「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不然」，即不是這樣。「守」，是堅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誠、守信，「名節」是名譽、氣節。君子所堅守的是道義，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以之」的「以」，是憑藉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說的「道義」、「忠信」和「名節」。這幾句說，憑藉道義、忠信和名節來修煉自身，那麼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規範，相助而得益，憑藉這些為國效力，那麼君子就同心協力，始終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強調這些作為與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結論說：「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罷黜，「用」是進用。這幾句說：所以做國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黨，用君子的真朋黨，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二段運用了對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區別時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結，同利則暫時為朋，見利則相互爭競，力盡則自然疏遠或互相殘害，從實質上看，小人無朋；與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結，以道義、忠信、名節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從這一意義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對比鮮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的結論，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同時帶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廣泛列舉史實，從各方面論證用君子之真朋則國興，用小人之偽朋則國亡。與上文開頭的「朋黨之說，自古有之」遙相呼應，對上文結尾的「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補充和論證。文中正反引用堯、紂時對朋黨的利用，加強對比，闡明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有關國家興亡。再以東漢桓、靈時的黨錮之禍、晚唐昭宣帝時朱全忠殺害名士的史實，引用反面例證，闡明迫害殘殺君子之朋導致亡國的歷史教訓。
第三段：作者舉了大量的歷史事實來說明：「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傳說中兇狠邪惡之徒，「君子八元，八愷」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愷」是指忠誠的人。傳說高辛氏有八個有才德的後裔，叫做「八愷」。舜輔佐堯黜退四凶小人的朋黨，而進用元、愷君子之朋黨，因而堯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於舜之時，文章寫道：「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說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賢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稱美，更相推讓」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讀第一聲。「稱美」，是稱頌人家的美德和好處，「推讓」是謙虛禮讓。這樣，他們團結一心，舜對他們都加以任用，天下也獲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帶有總結性地論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夫前世之主」的夫是發語詞，沒有實義。「莫如紂」的「莫」是代詞，為無指代詞，代人，當「沒有人」講，代物，當「沒有什麼」講。這幾句說，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結為朋黨，沒有人像商紂王那樣；能禁止善良的人結成朋黨，沒有人像漢獻帝那樣；能殺戮品行高潔、負有時望者的朋黨，沒有什麼時候像唐昭宗統治時那樣。這些國君都把他們的國家搞亂了，滅亡了。「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士，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這是說：「互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生疑心，沒有人像舜的二十二個臣子，舜也不懷疑他們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後世的人不責備舜被二十二人的朋黨所欺矇，反而稱頌舜為聰明的聖人，是因為他能辨別君子和小人啊。」這幾句里，「誚」是責備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為的意思。「周武之士，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舉」是全，「其」是代詞他，即周武王，這句說他全國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結成一個大朋黨。「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數多，「大」是範圍廣，這句說，自古以來，結成朋黨人數多而且範圍大沒有哪個朝代象周朝那樣的。「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用此以興」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雖多而不厭」說好人雖多而不滿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厭」是滿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強調了一下：「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跡」是歷史事跡，「鑒」是借鑑。這是說上述的興亡治亂的史跡，做國君的可以借鑑。很明顯地請求宋仁宗納諫，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偽朋，以使國家興盛起來。
文章不諱言朋黨，而是指出朋黨有原則的區別，「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並引證歷史來說明君子之朋有利於國，小人之朋有害於國，希望人君進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偽朋。文章避免了消極地替作者作辯解，而從正面指出朋黨的客觀存在，指出藉口反對朋黨的人就結為朋黨，說明朋黨有本質的不同。這就爭取了主動，使作者立於不敗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強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運用，又增加了文章議論的氣勢。
創作背景
北宋慶曆三年（1043），韓琦、范仲淹、富弼等執政，歐陽修、余靖等也出任諫官。這時開始實行一些政治改革。從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相繼貶官開始，他們已經被保守派官僚指為朋黨。此後黨議不斷發生。范仲淹以直言遭貶，後歐陽修連坐范仲淹被貶。仁宗時范仲淹與歐陽修再次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歐陽修當時擔任諫官，為了辯論這種言論也為了為自己辯護，就在慶曆四年（1044）上了一篇奏章，叫《朋黨論》，給夏竦等人以堅決的回擊。
簡析
《朋黨論》是一首政論文，其目的是駁斥保守派的攻擊，辨朋黨之誣，此文章實踐了作者「事信、意新、理通、語工」的理論主張。全文通篇對比，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強大的批判力量，排偶句式的穿插運用又增加了文章議論的氣勢，很有特色。
歐陽修
歐陽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廬陵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於綿州（今四川省綿陽市），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歐陽修於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以進士及第，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死後累贈太師、楚國公，諡號「文忠」，故世稱歐陽文忠公。歐陽修是在宋代文學史上最早開創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並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被後人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領導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承並發展了韓愈的古文理論。其散文創作的高度成就與其正確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從而開創了一代文風。歐陽修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詞風進行了革新。在史學方面，也有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有《歐陽文忠公集》傳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