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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思恭(1324—1405)，字原禮，號肅齋，浙江諸暨人，明代著名醫學家。

　　戴思恭，字原禮，出生於元泰定年間，浦江馬劍九靈山（現屬諸暨）一個世醫門庭，從小受父親戴士堯的啟蒙家教，讀書即曉大義。據《浦江光緒縣誌稿》載：原禮早年因為母病被庸醫誤，乃從義烏丹溪朱震亨學習理學及醫術。戴原禮生性聰明，勤學肯鑽，深得被譽為神醫的朱丹溪的心傳，成為朱丹溪的高足。後，戴原禮潛心研究古代醫學理論，諸家奧旨，悉洞其妙，而頗善於創造和運用。醫術逐至爐火純青境界，奇病怪症，莫不應手奏效，終於成為一代名醫。
　　戴思恭救死扶傷，不逐名利，醫德崇高，頗受人們敬仰，深受明太祖寵信，遇雨免原禮朝，就是一個證例。
　　又如《浦江光緒縣誌稿》所載：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得重症，因太醫診治無效，即把醫官盡行投於監獄，獨召原禮到床邊慰撫道：「你是仁義之人，沒有你的事，不要怕。」
　　朱元璋信原禮的為人，也信原禮的醫術。洪武十九年，晉恭王病，亦請原禮治後得愈。可是不久舊病復發，竟不治而死。明太祖大怒，以為是侍臣照應不周，逮治王國諸臣。原禮得知後對朱元璋奏道：「臣奉命療王，王喝了臣的數劑藥即見治效。臣曾對王講：王病已毒在膏育，不久復發，將不可治，如今果然不出所料。」太祖聽了戴原禮的話，這才放了晉王諸臣。
　　後太祖因病駕崩，建王帝朱允火又接位，怨侍臣不力，降罪皆殺。而對戴原禮呢，不僅不責，反被拜為太醫院最高長官之職—院使。建文帝之所以這樣做，也是因為太祖朱元璋對戴御醫的信任和保護的結果。請看，朱元璋的兒子遼簡王、肅壯王、慶靖王奔喪至京，聽建文帝傳太祖對戴原禮的臨終囑咐後，個個哭着到戴原禮的寓所問勞。遼簡王還當即親筆書題「仁義」兩字大軸，以表彰戴原禮的高尚醫德。肅壯王和慶靖王也各寫一篇贊詠賜戴原禮。
　　永樂皇帝朱棣推翻建文帝朱允火文後，對建文帝舊臣趕盡殺絕。而唯獨對戴原禮還是待之如賓，不計前嫌，超拜他再出任為太醫院使。這並不因為戴原禮曾為他治好過病為主要原因，而是戴原禮為人仁義、德高望重，醫術高超，才使永樂帝這樣看重他的。
　　是年，原禮年已八十有一高齡，以年老不任事，屢請告老方准，永樂帝猶依依不捨。戴原禮辭別後，永樂帝傳諭說：「膚復召汝，汝其來也」，又派人護送戴原禮出京。永樂帝何等信任他，不言而喻。
　　戴原禮致仕後，不久老死於家，永樂帝聞之哀痛不已，親撰祭又，派人到他家舉行了祭禮。這也為一般大臣所難享受到的榮耀。

醫學軼事

　　戴原禮體察疾病，辨證施治，打破常規，敢於出奇制勝，不僅在民間有神奇的傳說，在皇宮裡也青動人的事跡。
　　浦江民間流傳着這樣一個傳說：明太祖時，皇后馬氏生騎馬癰，朱元璋請戴原禮去給她醫治。古時對財主小姐切脈都有許多忌諱，何況一國之後，更是生在下身的騎馬癰呢？但戴原禮獨出心裁，巧妙地使用特製椅子，撒藥粉求印影的辦法，來診斷騎馬癰的病情，然後削一把蔑刀，戴於起消炎止痛的藥粉之下，再次請皇后用力坐於藥粉上，一舉獲得成功，既避過不便，又使皇后無術前緊張，也無術後痛苦，一切進行得自然輕鬆，令人讚嘆不已。
　　戴原禮的高超醫術，在古書上不乏記俄亡明朝嘉靖年間，刑部尚書鄭曉所撰的《今言》便有云：洪武十九年，燕王朱棣患痕病，命韓公憋治，久不愈。於是請原禮。原禮到燕王病榻前問明日前所用何藥後講：「是也」，又問燕王嗜何物，燕王答：「生芹」，原禮講：「得之矣」，於是對症下藥，只一劑，燕王即當夜肚瀉，視之皆細蝗也。
　　《今言》還載：尚書嚴震病重，太祖朱元璋又令原禮為他好好治之，並傳諭說醫死不究償命。結果，一劑而愈，震驚朝野，轟動一時。
　　又：有妃嗜燒酒，常感腹部劇疼。戴原禮為她治好後，說：「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果然病腹痛死。

醫學著述

　　戴原禮一生醫好了無數病人，也為後世留下了不少遺產。他著有《訂正丹溪金匾鈎元》三卷、《證治要訣》十二卷、《證治要訣類方》四卷、《推求師意》兩卷等，為中華醫學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這就難怪明代大學士、禮部尚書朱國偵稱他為「國朝之聖醫了」。這就難怪後人譽他為「明代醫學之冠」了。

學術特色

　　論火邪，弘揚師說
　　戴氏從朱丹溪「陰常不足，陽常有餘」的觀點出發，結合自己的臨床實踐，更強調了火邪致病的危害性。指出「火之為病，其害甚大，其變甚速，其勢甚暴」。因火邪能「燔灼焚焰」。並且深刻地論述了人身之火除君、相二火之外，無髒不有。且五志過極，七情之變均能化火，如「大怒則火起於肝，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悲哀動中則火起於肺，心為君炎，自焚則死」。並認為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諸痛癢瘡屬於心火之用，諸氣賁郁，屬於肺火之升，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進而指出《素問•病機十九條》中直指火邪為患的就有五條。並根據劉河間《素問玄機原病式》中關於大多數疾病其病機、病變均為火熱的理論，把《病機十九條》原文中六氣引起的證侯由二十一種擴大到八十一種，就其中五十六種是由火熱引起的證侯進行羅列論述，從而說明其火邪致病既多且暴的觀點。
　　論郁證，錦上添花
　　戴思恭在朱氏之學的基礎上，結合本人的臨床經驗，作了更加完備的發揮，使臨床對郁證的論治上達到了空前的境界。他指出「郁者結聚而不得發越也。當升者不得升，當降者不得降，當變化者不得變化也。此為傳化失常，六郁之病見矣。氣鬱者，胸脅痛，脈沉澀；濕郁者，周身走痛，或關節痛，遇陰寒則發，脈沉細；痰郁者，動則即喘，寸口脈沉滑；熱郁者，瞀，小便赤，脈沉數；血郁者，四肢無力，能食，便紅，脈沉；食郁者，噯酸腹飽不能食，人迎脈平和，氣口脈緊盛者是也」。他把繁複多變的郁證，用如此簡捷明快的語言，把郁證的主症、主脈勾勒得一清二楚，可見戴氏功底深厚，無怪乎《明史》謂其「學純粹而識深遠」。
　　對於郁證的治療，戴氏認為六郁致病多在中焦，因中焦為脾胃所居，脾主升，胃主降，故中焦為人身升降之樞機，若出入廢，升降息，則神機化滅。故凡治郁證，當重中焦，用藥大法宜升降兼施。他提出以蒼朮、川芎為主藥。因蒼朮是陽明藥，氣味雄壯辛烈，強胃健脾，開發水谷之氣而化濕濁，其功最著；川芎乃手足厥陰藥，能直達三焦，使生髮之氣上至巔頂，下抵血海，燮理陰陽，調和氣血，不獨開發中焦，並能使胃氣行於三陽，脾氣行於三陰。故「越鞠丸」又名「芎術丸」。大凡後世論郁者，多宗丹溪、思恭之說。
　　論氣火，醫門絕唱
　　戴思恭認為「氣之與火，一理而已，動靜之變，反化為二」。當氣處於正常狀態下運行不息之時即謂之氣。當其逆亂變常之際則謂之火。猶如冰之與水，寒則成冰，化則為水，其名雖異，其本則一。他提出「氣屬陽，動作火」的論點，是他對氣的生理、病理方面的重要闡發。
　　氣是中焦水谷所化生，由上焦肺所主司，是人體生命活動的基本動力。一旦七情交攻，互志舉發，則乖戾失常，清者變化而為濁，行者抑鬱而反止，表失衛護而失和，里失健悍而少降，營運漸遠，肺失治節，妄動不已，氣即為火矣。因此，戴氏在治療氣病時提出「氣作火論，治與病情相得」，認為氣病不可一概用辛香燥熱之品，因辛香燥熱之品只能劫滯氣，藉此暫開一面，舒快於一時，若方中不設制遏佐使之品，服之反增鬱火，蒸熏氣液，以火濟火，則更傷陰血。
　　論陰血，別有心得
　　戴氏根據朱丹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理論，深刻地闡述了「陽道常饒，陰道常乏」的機理。他認為人身陰血生成之難而衰虧之易也。若陰血生化旺盛，則諸經得之以長養，百骸得之以潤澤。若陰血虧耗，則百脈由此而空虛，臟腑因此而虛衰。陰血空虛之處，便為陽邪肆虐之地，此即諸病變生之由也。所以他進一步指出：「血盛則形盛，血弱則形衰；神靜則陰生，形役則陽亢；陽盛則陰必衰，又何言陽旺而生陰血也。」故陰一虧，則血「妄行於上則吐，衰涸於外則虛勞，妄返於下則膀胱癃閉，溺血滲透腸間則為腸風，陰虛陽搏則為崩中……蓄之在上，則人喜忘，蓄之在下，則人喜狂。」
　　戴氏把陰血不足而引起的變證描述得十分詳細，並指出治血必用血屬之藥。選方用藥，首推「四物湯」，他認為四物湯中川芎為血中之氣藥通肝經，性味辛散，能行血滯於氣，地黃為血中血藥，通腎經，性味甘寒，能生真陰之虛。當歸為治血主藥，通腎經，性味辛溫，能養血活血而各歸其經。芍藥為陰分之藥，通脾經，性味酸寒，能和血氣腹痛。臨證時根據不同病情，可在此基礎上加減化裁，則可任無窮之應變。
　　論痰證，杏林獨秀
　　戴思恭繼承了丹溪的學術思想，對痰證的病理變化及治療原則作了精要的論述。他說「飲凡有六，懸、溢、支、痰、伏、留，痰飲特六飲之一耳。人病此而只曰痰飲者，蓋停既久未有不為痰，多因氣道閉塞，津液不通。故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氣，氣順則一身之津液亦隨氣而順矣」。這一卓爾不群的理論，為丹溪「治痰先治氣」之說作了最好的注釋。
　　關於痰飲的生成，向有「脾為生痰之源，肺為貯痰之器」的說法，認為治痰以健脾為要着。而戴氏師徒在大量臨床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出「治痰先治氣」的新穎理論，猶如一朵奇花異葩，獨秀杏林，為治療痰症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後人又根據戴氏的氣之「擾亂變常之謂火」的理論，提出了「治痰先順氣，順氣先清火」之說。這樣，又進一步地把氣、火、痰三者之間的病理變化關係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使辨證論治前後一貫，更有理法可循。這無疑是戴氏師徒對臨床治療學方面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