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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學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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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學情緣》中國當代作家春仔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我的文學情緣

幼年時,我從老人那裡知道了一些祖上和爺爺的故事。村里人稱我爺爺為「張天師」,大約是說他「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曉得。」老人們說,我家祖上曾經有良田數十畝。很多年前的一個秋天,地里的稻子剛剛割倒,天公卻不作美,平白飄下一場大雨,自此,老天天天不斷變臉,放一會放晴,農夫們趕快把稻子翻過來曬,剛剛曬乾,準備收上來,又是一陣雨,再次把稻子淋得濕透,如此反覆,以致將稻子全爛在地里,幾近絕收,家道就這樣敗落了。

爺爺似乎讀過一些孔子孟子的書,當過私塾老師,後來種一點薄地,賣點菜秧苗糊口。老人們又說,我爺爺常說他在布業工會有點份,因為我的婆婆帶着我的姑姑、還有我的母親(童養媳)每天不停地織布,三天織一匹,拿到集市上換糧食吃。布匹賣出去,米能買進來,布匹賣不出,就要餓肚子。老人們還說,我爺爺極其善良,赤腳扛着鋤頭下地,一塊石頭(或磚頭)露出地面,他不小心踢着,把腳趾踢爛了,出了血,他就會停下來,彎着腰,不急不躁,不怨不怒地對着石頭說:「唔唔唔,你還踢我的腳趾啊,你讓我的腳趾出血了啊,唔唔唔,我把你埋掉去,看你還踢人麼。」接着馬上挖一個坑,把石頭埋進坑裡,好讓它不再害人。倘若踩到荊刺刺他,他也是如此。老人們口口相傳,說我的爺爺不會喝酒,喝一點酒就臉紅。他似乎能和任何事物對話,見花就有話對花說,見草就有話對草說,見鳥就有話對鳥說,但在人們看來,他看似和什麼都能說上話,卻又似乎是在自言自語……我認真地聽着,眼前展現出爺爺的那些畫面,覺得爺爺很神奇,也對爺爺充滿了敬仰。可惜我沒見過爺爺,他大約於1953年前就去世了,沒有留下遺像,我深深地遺憾。

我家東牆邊屹立着一棵古老的大樟樹,不知多少年了,因為遭過雷擊,主幹只有兩三人高,直徑卻有四五米,仍然虬枝紛披,或向上,或橫亘,枝葉繁茂。巨大的根系裸露於地面,油光溜滑的,孩子們常在上面滑溜溜,越滑越亮。一條小溪從樹蔭下流過,清清的水兒潺潺有聲,魚兒競爭上游。

盛夏初秋的夜晚,月亮升起來,古樟樹上,紡織娘盡情地歌吟,樹下,溪水緩流,清風習習。炊煙早已淹沒於無形的夜空,只留下煙火的氣息。勞動了一天的父老們手拿蒲扇,悠閒自在地走出巷弄,紛紛坐到樟樹下納涼,聽老人講古。孩子們在旁邊的禾場上玩耍,有的躲迷藏,有的玩老鷹抓小雞,叫喊聲穿破如水的夜空,我卻跟着母親在樟樹下聽爺爺輩說書。三國的曹操、劉備、諸葛亮……;水滸的林沖、武松、魯智深……;還有精忠報國的岳飛,我就是那時候知道的。在古樟樹下,我還聽過薛仁貴征東、薛丁三征西,樊梨花移山倒海,還聽說過國賊秦檜、奸臣嚴嵩……等等等等。

到了冬天,生產隊裡要記工分。晚上,先到的人在隊部里用大小干樹枝燒起一堆柴火,待社員們到齊了,記工員報完各人的工分,大家就圍在柴火前,請老人講故事,我也坐在其中,迫切期待着。屋子裡的火由旺變晦,直至只剩下一點火星,未燒盡的柴火就不斷地冒煙,整屋子煙霧瀰漫,嗆得人們不停地咳嗽,但都像被磁鐵一樣吸引着。老人把他們聽來的、留在記憶里最生動,最深刻的三國、水滸、岳飛傳、楊門女將……複述出來,什麼諸葛亮火燒新野,趙子龍七進七出勇救幼主(劉禪)……等等,這些故事總是讓我們聽得入迷,凌晨兩三點鐘也不忍離去。

受着這樣的薰陶,我的血液里,骨子裡便埋下了文學的種子,我與文學結緣,大約就是那時候開始的吧。

到了小學,我喜歡寫作文。我的作文經常被老師拿來念。回想起來,我的作文不過比同學們寫得更通順一點而已。四年級,一篇作文把我的臉嚇成了醬紫色。記得我的作文有這樣一句話:「……我要為革命好好讀書,等長大了,好為人民多出貢獻……」。「出」,我的本意是「做」,老師拿到班上念,質問道:「……多出貢獻」?你是什麼人?你的貢獻能多出來嗎?……我聽了瑟瑟發抖。

直至高中,我在作文里寫姑婆。那時候,我對姑婆的來歷不甚了了,只知道母親叫她姑姑,我們叫她姑婆。她似乎是外婆家的什麼人。我在那篇作文里寫自己幼時落難的故事:8歲,小學二年級,我在大隊部牆上發現了一條罵偉大領袖的字跡,找來毛筆把它塗掉了,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開除學籍一年。我被打、被斗,死去活來,家裡也因此蒙羞,失去了貧農的待遇,樓上谷屯裡僅剩的兩擔穀子也被抄家的人挑走了,大哥在部隊裡也提不了幹部。數九寒天,趁着月黑風高,母親去姑婆家走了一趟,借來了一點糧食。此後,姑婆經常來,提着一小袋米,不斷地接濟我們。為了我不被打死、斗死,姑婆讓我去她家吃,去她家住,對我比對親兒子還好。後來,我恢復了學習。我記得我在那篇作文里記敘姑婆的恩情,老師大加讚賞,把我的作文貼到牆報上。

1979年,我上了師專。我開始學習創作,再次寫了童年的那段「現行反革命」經歷,因為不懂技巧,又寫得太實了,老師說它不像小說。我也開始寫點散文之類的東西,向地區文聯的《宜春文藝》投稿。我帶着稿子去找編輯,有一位張聚寧(著名軍旅作家、評論家朱向前的夫人)老師對我說,你能寫,但離發表還有差距。我也向《萌芽》投稿。畢業前夕,一個春天的夜晚,同學們正在夢中,突然狂風大作,春雷滾滾,電閃雷鳴間,驟雨傾盆。我們的寢室在五樓,忽然感覺到山搖地動,似乎瞬間就會房傾瓦碎。有同學拍床而起,大喊:「哎呀,地震了!」全寢室驚醒。雷聲漸息,接着有同學大聲問,如果真的地震來了,醒來第一件事做什麼?寢室里熱烈起來,大家紛紛說出自己的想法,可謂五花八門。一位同學高調聲稱,如果真的地震,他馬上翻身爬起,縱身跳出窗去,一口氣跑到英語系女生寢室,找到一號美女xx(同學們給全校的漂亮女生都編了序號的),先把她香艷的身體抱出來……云云。他大膽的想象令同學們興奮異常,並高聲尖叫……那是一個驚恐之夜,也是一個快樂之夜,更是一個不眠之夜。我把這一夜寫成文字,不是寫青春荷爾蒙,而是寫英雄救美的夢想。寫完後,我把它投到《萌芽》編輯部,不久收到回復,編輯誇讚我的文筆好,卻退回了我的文稿。

1982年,我被分配到邊遠小縣——銅鼓。那裡四面環山,業餘生活很貧乏,很單調。我在中學當老師。每當上完課,改完作業,我就在豆大的燈花下,潛心爬格子。我寫我的童年、少年,寫《苦楝樹》:「苦楝子,乃乃長,娶了老婆不要娘,把娘踢到壁頭上,把爺丟到大路旁……」這是媽媽常常掛在嘴邊的歌謠。記得童年時,村子周圍到處是樟樹、槐樹、柳樹,還有桃子樹、李子樹……到那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各種樹幾乎都被砍光了,都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村子裡到處光禿禿的。後來,村子周圍長出了許多苦楝樹。我無意中栽了一棵,幾年後,這棵苦楝樹長得比碗口還粗,父親把它砍了,拿來做圓桶、水桶賣錢。這些不被人看好,甚至暗含不吉的樹,居然成了可用之材,還能接濟我們的生活。接着寫《大地之根》。我家的柚子樹在文革中碩果僅存,它大約是祖父或老祖父栽下的,它的根深深扎在泥土中,有着粗壯的軀幹,繁茂的枝葉,每年結出無數又大又甜的柚子。霜降之後,柚子的味道甜極了,它給我的童年帶來無窮樂趣,既果腹也充飢,省了不少口糧。我也寫《遍地苦瓜》、《欸乃扁擔》。盛夏的苦瓜是我們村栽種的主要蔬菜,出村就能看見遍地皆是苦瓜棚。苦瓜是鄉親們的錢袋子,一擔一擔挑到市上去賣,既行銷也能賣好價錢。夜晚兩三點鐘,孩子們還在夢中,村裡的屋檐下,巷子裡,階基上,到處響起「欸乃欸乃」的扁擔聲,那是父老們戴斗笠,穿草鞋,挑着苦瓜去城裡賣。四五十里是去新余,八九十里是去分宜,超過百里是去宜春、萍鄉,有時還去南昌。宜春、萍鄉、南昌多半是到火車站偷爬火車(運煤的空火車皮)去。這些文章,發表在銅鼓縣文聯《試劍石》月報上。

大約1987年,30歲離我越來越近。春天的傍晚,一隻鳥兒闖進了我的房間。那是我人生的第二個低潮,沒有愛情,精神困頓,人生迷茫。看着那驚慌失措的鳥兒像自投囚籠一般,撲扇着翅膀在房間裡亂飛,我心生憐憫,想要把它放出去,還給它自由的天空,它卻像沒頭的蒼蠅,到處亂撞,頭破血流。我打開門,打開窗,輕輕地趕它,它仍然找不到北,朝牆上飛,朝窗上撞。我用竹竿驅它,它更加失魂落魄。我耐着心,終於把它驅離了房間。看着它飛上天去,消失在蒼茫的夜空中,我的心像落下了一塊石頭。這篇文章第一次上了《宜春文藝》。

工作十年後,我改行了,先是去了國有企業,後來調到司法行政,再後來進了法院。期間有二十三年,除了寫一些公文,文學作品卻沒有寫一個字。或者是誤入歧途,或者是玩物喪志,我幾乎要失去文學了。

2012年,我從俗務中解放出來,退居二線。閒暇寂靜的夜晚,我的初心萌動起來,文學的衝動與日俱增,但我卻不會寫,寫不好了。用了大約兩年的時間,才漸漸有所感覺。

曾經,我想用生花妙筆,記錄我的所聞、所見、所思、所想,也想用詩一般的語言,寫下我的愛憎。但是,在回歸寫作後的日子裡,我常常深感無力。二十多年的荒蕪,我想表達的,已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了,但是我練習着。

如今,我不太喜歡吟風弄月。我以為,見花歡顏,見雨落淚,見秋傷悲,為賦新詩強說愁,這樣的文字可以很美,情感也可以細膩感人,但那都是小我的心境,難以深沉厚重,難以映照千姿百態的人生,難以再現紛繁複雜的現實生活。我總覺得,文學不是自我心境的表白和發泄,也不僅僅是風花雪月。寫作者只有華麗的辭藻,優美的文筆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捕捉生活、表現生活,關注民生,張揚人性,反映真善美,鞭笞假惡丑的能力。於是我渴望發現人性之美,渴望表達人文關照,渴望用一支拙筆,以及內心的悲憫,書寫醜惡互現的人世間,描繪人間的煙火氣息。

是的,在如今的閱讀和寫作中,我更喜歡泥土的氣息,煙火的味道。我努力使自己眼光平視,或者向下,心靈卻永遠朝上。我時時關注着世間那些平常人,那些可憐人,那些底層人,他們活着就像一株草,他們的疾苦,他們的命運,他們的掙扎,他們的善良、誠實、誠信,他們不屈的精神,他們吃苦耐勞的抗爭,以及他們閃耀的靈魂光芒……總是牽動着我,感動着我。

這幾年,我在努力寫他們。我已經寫了近30篇習作。《小之善》是一篇短小說,寫了一對下崗的夫婦在汽車站開小餐館,他們不計小利,勸善小惡,幫助困頓的路人,敢於直面黑惡的勢力,甚至以武抗惡;《詩文的顫慄》是一個中篇,老家鄉村的夫婦生了一對兒女,聰明可愛,金童玉女一般,夫妻滿心歡喜,期待兒女們有出息,孰料夫妻雙雙染病,幾乎喪失勞動能力,兒子也調皮,書讀得好好的,卻又跌斷了手,從此肩頸顫慄,頭腦亂晃,一病二十餘年。醫生不知道他是什麼病,也無法醫好他。夫婦拼盡所有,從鄉下到城裡,從農民到打工,賺來的錢只為兒子病能好,只為兒子能討媳婦,甚至在城裡為兒子買好了婚房。可是兒子沉疴難醫,仍然是渾身顫慄。他不想討媳婦,也無力孝敬父母。他以為自己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哪有權利去談愛情,討了媳婦,是有能力愛她呢還是會害她呢?他在城裡打工多年,以為自己底層的命運無可逆轉,看不到前途,但已經習慣了城裡的生活,也不想回到故鄉。女兒的愛情也出人意料,居然和有婦之夫生了兒子。夫婦倆沒有絕望,年近花甲,仍然在城裡奮鬥,為他們的希望而奮鬥。還有一些散文,比如《鄉村名醫記》,寫了一名鄉村醫生,他從赤腳醫生變成鄉村名醫,開診所二十幾年,本該發財的,可是仍然很窮,住快要倒塌的房子。他醫好了無數鄉親和遠遠近近的病人,可一些病人卻欠他很多錢,一直不肯還他,有的欠債者連人都找不到了。幾十年如一日,他雙腳走遍了山裡的每一個角落,依然以最低的收費為鄉親們看病。《一口水》寫的是故鄉的桂婆婆,上世紀80年代,她中年喪夫,一個人把四五個兒子,一個女兒拉扯大,帶着孩子們做了三四間房,為兒子們討了媳婦,到老了,兒子們卻嫌她、罵她、打她,過年時,她看不到兒女、孫子們來看她,想兒子們一口水喝都想不到。她為兒子們做了那麼多房子,到頭來自己卻到處借房住,最終只能住在廢棄的豬舍里。在桂婆婆身上,我不知道同樣的米谷,怎麼會養出不一樣的人類。我最後一次看她的第二天,她上吊死了。當我知道桂婆婆上吊的消息,已是幾個月以後,為此心情無比沉重。最近寫了《烏石村的貓先》。「貓先」49年生,不滿周歲,父母就離異了。他幼年的確體弱多病,可愛好文藝,會拉胡琴,又跟繼父學了打祭作醮。36歲二次討妻,妻子卻難產死了,女兒26歲,失戀,流產,也染病而亡。他孤老度日,晚年卻一心為人主持婚慶,更為老去的鄉親們超度亡靈。寂靜的夜晚,他在繼父留給他的,將要廢棄的百年老屋裡,孤獨地,專心整理傳統的民間文化,編寫當地的《喪禮儀注》……

然而,我仍然感到苦惱。我的這些文字似乎仍很粗淺,無論是語言還是構思,無論是藝術還是思想,似乎都沒有達到我所期望的效果,更難以讓讀者滿意。

但是,多年的文學追求,更加教會了我眼光向下,心靈朝上。

作家劉亮程說:「文學應引導人類心靈朝上仰望」 這話說到了我的心坎里。他又說:「我們的祖先,那些偉大的聖者,孔子、老子、莊子……給我們在天上建立了一種可以仰望的存在。古人建立起來這個仰望體系是讓我們尊敬萬物……」他還說:「文學寫作是探知地方真實的一個渠道。相比別的渠道,作家沒法靠別的,就只能靠自己的眼睛去看,靠自己的心靈去感受,靠自己的價值去判斷。正因如此,他才會提供一個活的東西,一個有呼吸的東西,能把這個活性的民間呈現出來。所以,文學是人類留給自己的一個後門……文學之所以有魅力,還有那麼多人去看它,就是因為文學還能夠通神,我們心靈中和大腦中還有一塊東西是神聖的,神秘的,等着我們去喚醒的,這個東西需要用文學藝術來關照……」

作家楊獻平也說:「關注和發現我們這個時代的幽微與宏大,偏僻與喧譁,應該成為作家的自覺行為;以心靈和靈魂切入某個現實的場域,應當是作家認真思考的問題……好的文章必然帶有濃郁的生命和人間煙火氣息,深切的命運關照和悲憫之心,自由表達的勇氣和文體的開拓與實驗意識……」

梁曉聲有一段話也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他說道:文學創作「對作者來說,歸根結底是要呈現人性的溫度。」「很多好的作品……既最大限度地呈現了社會、人性或制度的問題,同時也不忘表達人的意志、行為的選擇和人性的暖度……」

我深信這些話。

我常常想,我們的傳統文化,幾千年的傳統文化,世俗的成分太重,世俗的負擔太重。自五四以來,我們世俗的沉疴不是更好了,而是更重了,更深了,如果作家們不能從這些沉疴疾患中解放出來,不能心靈朝上仰望,我們的夢想還有什麼希望呢?[1]

作者簡介

春仔,男,江西省新余市人,現居江西銅鼓縣。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