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有怎樣的佛教情結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周作人有怎樣的佛教情結,正所謂因果自負,決定人命運的力量就在一個人自己的起心動念、言行舉止上。幾乎所有的東西方宗教都有一個永恆的主題,那就是靈魂的救贖,但與別的所有宗教不同的是,佛教從頭到尾講的都是自我的覺悟,覺悟自我的虛幻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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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一生都反對極權、專制、盲從,力主自由、寬容、平等,反對偶像崇拜的他很容易就在情感上投向釋加牟尼佛的懷抱,因佛教本來就反對一個萬能的神操縱人類的命運這種觀點。
周作人(1885——1967年),現代作家,「五四」運動時期文學革命的重要參加者,代表作有《苦茶隨筆》、《雨天的書》、《苦竹雜記》等散文集。此人一生都反對極權、專制、盲從,力主自由、寬容、平等,反對偶像崇拜的他很容易就在情感上投向釋加牟尼佛的懷抱,因佛教本來就反對一個萬能的神操縱人類的命運這種觀點。
正所謂因果自負,決定人命運的力量就在一個人自己的起心動念、言行舉止上。幾乎所有的東西方宗教都有一個永恆的主題,那就是靈魂的救贖,但與別的所有宗教不同的是,佛教從頭到尾講的都是自我的覺悟,覺悟自我的虛幻不實。就好像在六度之中,智慧度必須攝受其餘五度,否則就不可能達到究竟解脫;同樣,佛教認為人最需要的是看透世事無常的智慧,這種智慧可以由佛陀來啟發、點亮,但它絕不是某一位天神的特權,也不是這位天神的恩賜,而是源自我們失落已久的的本性,故而心、佛、眾生才三無差別,只是覺與未覺、悟與未悟而已。 周作人同樣反對一切不能以理性來衡量、約束的宗教狂熱,堅決反對盲目崇拜,反對個體無條件地交出自己的思考權,拜倒在一個永遠在各方面都遠超我們、我們永遠也無法與其比肩的一位權威腳下。他對宗教的態度自然也延伸進他對政治制度的看法,所以周作人才極力反對假借一切形式進行的或公開、或隱蔽的專制統治。
而且周作人還深刻地意識到,對中國人而言,大多數底層民眾從佛教中吸取的恰恰不是佛法的思辨、理性、平等、慈悲、智慧等內容,而是硬把它降低到與自己的根基、民族性相適應的原始巫術的水平,因此他非常傷感地議論道:「習慣了的迫壓與苦痛,比不習慣的自由,滋味更甜美。」所以他才格外注重啟蒙民眾的理性、普及教育、推廣科學,打破偶像崇拜、懼怕權威等民族劣根性,自己作自己的主人,從迷失已久的獸道鬼道中步入「人道」。
周作人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觀點——「種業論」,用他的原話來說即為:「一國文明之消長,以種業為因依,其由來者遠,欲探厥極,當上涉於幽冥之界。種業者,本於國人彝德,駙以習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歲月,積漸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數百年……」不過也就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周作人佛學思想的盲點。因種業的強大,周作人感覺到了整個中華民族種姓的先天不足,因而從根本上講,他大體是悲觀的,但真正的佛子絕不是這樣。大乘佛法的精髓就在於,通過自利利他的種種行持,在佛陀的教法指引下,我們一定可以回歸人人本具、本有的清淨狀態。這種原始的無生狀態,沒有任何一種世間理論描述過;個體如何由於無明妄動而自陷輪迴,也沒有任何一種世間學說揭示過;眾生如何去妄顯真,再度回歸本來面目,同樣也沒有任何一個理論家、實踐家摸索進正軌並最終通達目的地。
從這裡,我想我們應該發現他以及一大批悲觀者的致命傷了。所以儘管他本人對未來尚保留有一定的希望,但我們總能感覺到這希望來的是那麼的蒼白無力,原因就在於他沒有看到「共業」中「別業」的力量。所有的怨天尤人、悲觀鬱悶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因為這種種心態全是就是論事,沒跳出自身的框框,也沒把握住自身的本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