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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4:黑袍飄飄》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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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伊朗才幾天，我們隊伍里的女士、小姐都已叫苦連天了。
這兒白天的天氣很熱，嚴嚴地包裹着頭巾確實不好受。她們有的是導演，拍攝時要在大街上跑來跑去地指揮;有的是節目主持人，要隨時隨地對着鏡頭又說又笑;有的是記者，聽到或看到什麼立即要掏出筆來刷刷記錄;有的還兼總管，需要大聲地召集人員、點菜付款、叫出租車—她們竟然都要把頭髮、耳朵、脖子全都蒙起做這一切，其間的艱難和有趣，自可想象。
她們在公共場所奔忙完了，一頭衝上吉普車就把頭巾解下來想鬆口氣，立即聽到有人敲窗，扭頭一看，敲窗者正比畫着要求女士把頭巾重新戴好。一位女士心中來氣，搖下窗來用英語對那人說;「我是在車內，不是公共場所!」那人也用英語回答：「你的車子有窗，所以還是公共場所!」
那就戴好吧，車子開到一家從老闆、廚師、侍者都不是中國人的「中國餐館」，女士們見到大紅燈籠和紅木窗格，覺得這已是中國地面，總可以解下頭巾了，沒想到剛岡lJ動手，兩位侍者就快步上前，輕聲喝令不可造次。這下女士們急了，大聲說：「這是中國餐館!吃中國餐沒法戴頭巾!」
一個白鬍子老頭出來，搖了搖手，算是這次赦免了，看神情他是老闆，這麼做只是為了賺錢，我們兒個女士頓時歡呼起來。其實，這頓飯質劣價昂，但她們一直為這個小小的勝利興奮着，每一口都吃得津津有味，誇張地鼓動着沒有遮掩的咀嚼中的腮幫，順便用手僧一下囂張地裸露在外的頭髮。
但這畢竟只是一個小機會，絕大多數時間還必須老老實實戴上。她們這些女子哪裡受得了如此委屈?於是成天在我們面前喊壓抑。我們雖然也曾有過幾分竊喜，故意神態放鬆地在車窗下逛來逛去，但同情之心還是占了上風，在行車途中儘量順着她們，覺得這是男士們可以自由瀟灑的代價。我們的五輛吉普車都裝着對講機，行車途中時時可以作全隊交談。一位女士冷不丁地說，前面山上這朵烏雲真好看，話音未落，所有男士齊聲呼應：「真好看，好看極了l」另一位女士指着路邊的小樹說：「這好像是蘆葦。」大家又異口同聲：』.蘆葦，當然是蘆葦!」態度之好，終於使女士們疑惑起來。
其實，我們的女士只包了一塊頭巾，車下滿街的伊朗婦女完全是黑袍裹身，嚴格得多了。對這件事，外來人容易產生簡單的想法，覺得這)L的婦女太可憐了，需要有一次服飾解放，理由是這樣的服飾禁錮了婦女的身心自由，遮蓋了婦女的形體美，阻斷了現代的社交活動和國際交往。這種想法雖有一定道理，但從文化人類學和民族生態學的眼光來看，並不公平。我想，除了中國古代裹小腳，以及有些地方的土著穿鼻、撐頸等明顯帶有生理傷殘的習俗應該廢棄外，對於一般的服飾文化沒有必要樹立一個統一的衡量標準。記得以前我曾在奪個王朝的背影》中討論過清初和清末漢族士大夫在「毀我衣冠」的問題上所產生的嚴重心理掙扎，可見此事關及一種歷時悠久的文化尊嚴，比簡單的明及飾解放」深刻得多。
我們在德黑蘭街上專門為黑袍的問題問過幾個年輕的女學生，她們的回答是：「我們的這個服裝傳統已延續了一千多年，而且與我們的宗教有關。我們沒有感到壓抑。」由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一段時間，伊朗、土耳其政府曾明令要求人們把傳統服裝改為西式服裝，但到七十年代積極呼籲恢復傳統服裝的，主要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現代青年。他們甚至認為，只有穿上傳統服裝，才能恢復自己的真面目。我想此間情景有一點像中國餐飲，一度有人提出中國餐飲太複雜、太浪費，油膩和味精也不符合健康要求，提倡西化餐飲，但到後來即使是年輕人也渴望恢復祖父一代的口味。在這類事情上夕卜人『廂情願地想去「解放」別人，有點可笑。
至於是不是毀損了一般意義的女性美，我看也不見得。我們一行中很多人得出一個以前怎麼也不會相信的初步結論：從雅典出發至今，各國女性之美首推伊朗。優雅的身材極其自然地化作了黑袍紋褶的瀟灑抖動，就像古希臘舞台上最有表現力的裹身麻料，又像現代時髦服飾中的深色風衣;她們並不拒絕化妝，卻讓一切干擾的色彩全在黑袍中躲避，只讓唇、眼和臉頰成為惟一的視角焦點。這種風姿，也絕不像夕卜人想象的那麼寒倫。
當然也面臨問題，那就是：我們在要求世界對它多元寬容的時候，它也應該對世界多元寬容，包括對本國人民。對於進人本國的外國女性，不應有過多的限制。對於正當的企圖追求另類生態的本國女子，也不應過多地呵斥。由此想起了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客死異鄉的巴列維國王，他的有些西化政策可能不合民情，但畢竟是在尋找民族傳統和國際溝通之間的橋樑。
在埃及時，我和王紀言、郭崔兩位特地到開羅呂法伊(Ri儷y)清真寺拜遏了他的陵寢，一間綠色雪花石的廳堂里安放着他的白石棺，邊上插着一面伊朗國旗，攤開着一部《可蘭經》。我想，對他也應寬容，他是伊朗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廳堂里靜謐無風，那面伊朗國旗，永久地垂落。[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