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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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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历==
==='''最早源起'''===
曲子词源自民间,俚俗粗鄙就是其天然倾向。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词”被重新发现,词源于民间俗文学的观点已得到广泛承认。隋唐之际发生、形成的曲子词,原是配合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且燕乐曲调之来源,主要途径有二:一是来自边地或外域的少数民族。唐时西域音乐大量流入,被称为“胡部”,其中部分乐曲后被改为汉名,如天宝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个胡名乐为汉名。《[[羯鼓录]]》载131曲,其中十之六七是外来曲。后被用作词调的,许多据调名就可以断定其为外来乐,如《[[望月婆罗门]]》原是印度乐曲,《[[苏幕遮]]》本是龟兹乐曲。《[[胡捣练]]》、《[[胡渭州]]》等调,则明白冠以“胡”字。部分曲调来自南疆,如《[[菩萨蛮]]》、《[[八拍蛮]]》等等。部分曲调直接以边地为名,表明其曲调来自边地。《[[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后各曲,多以边地为名,如《伊州》、《甘州》、《凉州》等。” [[File:宋词555.jpg|缩略图|右|[http://img.mp.itc.cn/upload/20170706/c85470d533cd4578be274c6cc6388387_th.jpg 原图链接][http://www.sohu.com/a/154886450_220449 来自嘉铭起名]]]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也说:“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伊州为今[[新疆]]哈密地区,甘州为今[[甘肃]]张掖,凉州为今甘肃武威,熙州为今甘肃临洮,石州为今山西离石,渭州为今甘肃陇西,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边州。燕乐构成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外来音乐。二是来自民间的土风歌谣。唐代曲子很多原来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记笺订]]》对教坊曲中那些来自民间的曲子,逐一做过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刘禹锡《竹枝词序》说:“余来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又如《[[麦秀两歧]]》,《[[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见闻录》言五代朱梁时,“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和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宋代民间曲子之创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乐志]]》言北宋时“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如《[[孤雁儿]]》、《[[韵令]]》等等。燕乐曲调的两种主要来源,奠定了燕乐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辞的俚俗浅易的文学特征。歌词在演唱、流传过程中,以及发挥其娱乐性功能时,皆更加稳固了这一文学创作特征。歌词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词人们急迫而不懈的追求。
==='''发展成形'''===
在唐朝时已经出现,最初在民间流行。经过五代到两宋,词得到很大发展,成为宋代主要的文学形式。宋词以描写艳情为主。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词源]]》卷下)就是对这方面特征的一个总结。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专门文体,“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都是宋词这种创作主流倾向的归纳。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被后人推尊为“豪放词”开山祖的苏轼,其绝大多数词仍属“艳科”范围。即使是“艳情”之外的题材,也要受到主流倾向的渗透,或多或少地沾带着“艳”的情味宋词创作的主流倾向,正属于被孔子屏弃的淫靡的“郑卫”之声一流,与风雅篇什背道而驰。它只有表层次上的享乐生活追求,决没有深层的意蕴供回味。所以,宋词人们一面沉湎于声色的快乐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饰,自我辩解,“自扫其迹”。后人“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也为其曲意解释。贪图享受,人所难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事后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词的创作之中。如能将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似有兴寄,让接受者产生无限言外托喻之想。且将字面、句子、声韵皆加以锻炼,使其具有典丽高雅之风貌,岂不是两全其美?基于这样的立场,“去俗复雅”作为宋词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创作流派,从创作的实践到出现较完整。[[File:宋词666.jpg|缩略图|右|[https://uploads.5068.com/allimg/1810/214-1Q0301P404.jpg 原图链接][https://www.5068.com/sc/ts/709183.html 来自由永亮供稿]]]
==='''发展巅峰'''===
[[苏轼]]应该可以说是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而一些人认为,这也正是历史发展的下坡路的开始,宋词只是一味的寄情山水,或者歌以明志。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苏词革新的本质。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所以,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他外出打猎,便豪情满怀地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他望月思念胞弟苏辙,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登临古迹,便慨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五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刘熙载《艺概》卷四概括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其次,苏轼词提高了词品。苏轼的“以诗入词”,把词家的“言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结合起来,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乎词,在词中树堂堂之阵,立正正之旗。即使写闺情,品格也特高。《[[贺新郎]]》中那位“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的美人,可与[[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格调比高。胡寅《[[酒边词序]]》因此盛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词至东坡,其体始尊。再次,苏轼改造了词风。出现在苏轼词中的往往是清奇阔大的景色,词人的旷达胸襟也徐徐展露在其中。传统区分宋词风格,有“婉约”、“豪放”之说,苏轼便是“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凡此种种“诗化”革新,都迅速地改变着词的内质,况周颐因此肯定说:“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蕙风词话]]》卷二)刘熙载转换一个角度评价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艺概]]》卷四)东坡的复古,正是词向诗的靠拢,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至此,词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质性的突破。
==分类方式==
==='''长短规模分'''===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以内)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有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音乐性质分'''===
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File:宋词美图.jpg|缩略图|右|[http://wenwen.soso.com/p/20110322/20110322140629-1102121646.jpg 原图链接][https://wenwen.soso.com/z/q273611963.htm 来自洛卿]]]
==='''按拍节分'''===
代表作品:<br>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br>[[File:李清照222.jpg|缩略图|右|[http://i3.sinaimg.cn/history/2014/1223/U10574P1488DT20141223154409.jpg 原图链接][http://history.sina.com.cn/bk/gds/2014-12-23/1545113130.shtml 来自新浪历史]]]
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br>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清平乐·村居]]》<br>
陆游:《[[谢池春·壮岁从戎]]》《[[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卜算子·咏梅]]》<br>[[File:苏轼5555.jpg|缩略图|右|[http://p1.pstatp.com/large/3a000002f7796862b233 原图链接][https://www.toutiao.com/i6465477458446516749/ 来自今日头条]]]
张元干:《[[贺新郎]]》《[[梦绕神州路]]》<br>
==著名代表人物简介==
===婉约派===
===豪放派===
==词牌名==
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如《 [[ 水调歌头 ]] 》、《 [[ 念奴娇 ]] 》、《 [[ 如梦令 ]] 》、等等。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 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最长的词调《莺啼序》,240字。
一定的词牌反映着一定的声情。词牌名称的由来,多数已不可考。只有《菩萨蛮》、《忆秦娥》等少数有本事词。词的韵脚,是音乐上停顿的地方。一般不换韵。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还有的几句押。象五、七言诗一样,词讲究平仄。而仄声又要分上、去、入。
这是一个新兴的可喜的现象。它并非只是一种“风气”。由于历史的原因,向来极少这类著作问世,几乎形成了一个文化方面的空白;而读者却非常需要这些个人撰写的或集众家合编的赏析讲解的读物,来解决他们在欣赏唐宋名篇时所遇到的困难,提高他们的欣赏能力。本辞典的编撰,正是这一历史要求背景下的一部具有规模的鸿编钜制。<br>
唐诗宋词,并列对举,各极其美,各臻其盛,是中外闻名的;而喜爱词的人,似乎比喜欢诗的人更为多夥,这包括写作和诵读来说,都是如此。原因何在,必非无故。广义的“诗”(今习称“诗歌”者是),包括了词;词之于诗,以体裁言,实为后起,并且被视为诗之旁支别流,因而有“诗馀”的别号。从这一角度来说,欣赏词的要点,应该在诗之鉴赏专著中早就有所总结和抉示了,因为二者有其共同质性。但词作为唐未宋初时代新兴的正式文学新体制,又有它自己的很多很大的特点特色。如今若要谈说如何欣赏词的纲要与关键时,我想理应针对上述的后一方面多加注意讨论才是,换言之,对如何欣赏诗(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的事情,应当估计作为已有的基础知识(例如比兴.言志、以意逆志,诗无达诂-…),而不必在此过多地重复赘说。基于这一认识,我拟乘此撰序之便,将个人的一些愚见,贡献于本辞典的读者。<br>[[File:宋词9999.jpg|缩略图|右|[http://n.sinaimg.cn/front/261/w640h421/20181020/BiZr-hmrasqs9778058.jpg 原图链接][http://k.sina.com.cn/article_1655945975_62b3baf700100bs6n.html 来自雨巷诗社]]]
第一,永远不要忘记,我国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汉字文学的高级形式,它们的一切特点特色,都必须溯源于汉语文的极大的特点特色。忘记了这一要点,诗词的很多的艺术欣赏问题都特无法理解,也无从谈起。<br>
汉语本身从来具有的这一“内在特质”四声平仄,经过了长期的文学大师们的运用实践,加上了六朝时代佛经翻译工作的盛行,由梵文的声韵之学的启示,使得汉文的声韵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于是诗人们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将诗的格律安排,逐步达到了一个高度的进展阶段——格律诗(五七言绝句、律句)的真正臻于完美,是齐粱以至隋唐之间的事情。这完全是一种学术和 [[ 艺术 ]] 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极为重要,把它看成了是人为的“形式主义”,是一种反科学的错觉。<br>
至唐末期,诗的音律美的发展既达到最高点,再要发展,若仍在五、七言句法以内去寻索新境地,已不可能,于是借助于音乐曲调艺术的繁荣,便生发开扩而产生出词这一新的诗文学体裁。我们历史上的无数语言音律艺术大师们,从此得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于中可以驰骋他们的才华智慧。这就可以理解,词乃是汉语文诗文学发展的最高形式。(元曲与宋词,其实都是“曲子词”,不过宋以‘词’为名,元以“曲”为名,本质原是一个;所不同者,元曲发展了衬字法,将原来宋词调中个别的平仄韵合押法普遍化,采用了联套法和代言体,因而趋向“散文化”,铺叙成份加重,将宋之雅词体变为俗典体,俗语俚谚,大量运用;谐笑调谑,亦所包容;是其特色。但从汉语诗文学格律美的发展上讲,元曲并没有超越宋词的高度精度,或者说,曲对词并未有像词对诗那样的格律发展。)<br>
然后,还要懂得,由音定字,变化组联,又生无穷奇致妙趣。“青霄”“碧落”,意味不同;“征雁”“飞鸿”,神情自异。“落英”缤纷,并非等同于“断红”狼藉;“霜娥’幽独,绝不相似乎“桂魄”高事。如此类推,专编可勒。汉字的涵义渊繁,联想丰富,使得我们的诗词极其变化多姿之能事。我们要讲欣赏,应该细心玩味其间的极为精微的分合同异。“含英咀华”与“咬文嚼宇”,虽然造语雅俗有分,却是道着了赏会汉字文学的最为关键的精神命脉。<br>
第二,要讲诗词欣赏,并且已然懂得了汉字文学的声律的关系之重要了,还须深明它的“组联法则”的很多独特之点。辛稼轩的词有一句说是:“用之可以尊中国’。末三字怎么讲?相当多的人一定会认为,就是“尊敬中国”嘛,这又何待设问。他们不知道稼轩词人是说:像某某的这样的大材,你让他得到了真正的任用,他能使中国的国威大为提高,使别国对她信增尊重, [[ 曹雪芹 ]] 写警幻仙子时,说是她“深惭西子,实愧王嫱”。那么这是说这位仙姑生得远远不及 [[ 西施 ]] 、昭君美丽了?正相反,他说得是警幻之美,使得西施昭君都要自惭弗及!苏东坡的诗说:“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是否那“江柳”竟然‘动摇”了一座村庄?范石湖的诗说:“药炉汤鼎煮孤灯”。难道是把灯放在药锅里煎煮?秦少游的词说:“碧水惊秋,黄云凝暮”。怎么是“惊秋”?是‘惊动”了秋天?是“震惊”于秋季?都不是的。这样的把“惊”字与“秋”字紧接的“组联法”,你用一般“语法”(特别是从西方语文的语法概念移植来的办法)来解释这种汉字的“诗的语言”,一定会大为吃惊,大感困惑。然而这对诗词欣赏,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诗家词客,讲究“炼字”。字怎么能炼?又如何去炼?炼的结果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是艺术范畴;殊不知不从汉语文的特点去理解体会,也就无从说个清白,甚至还会误当作是文人之“故习”,笔墨之“游戏”的小道而加以轻蔑,“批判”之辞也会随之而来了,——如此,欣赏云云,也岂不全成了空话和妄言了?因此,务宜认真玩索其中的很多的语文艺术的高深的道理。<br>
至于现代语法上讲的词性分类法,诸如名词动词等等,名目甚多,面我们旧日诗家只讲“实字”“虚字”之一大分别而已。这听起来自然很不科学,没有精密度。但也要思索,其故安在?为什么又认为连虚实也是可以转化的?比如,石湖诗云:“目眚浮珠佩,声尘籁玉萧。”浮是动词,一目了然,但籁应是“名词”吧?何以又与“浮”对?可知它在此实为动词性质。汉字运用的奇妙之趣,表现在诗词文学上,更是登峰造极,因而自然也是留心欣赏者的必应措意之一端。其实这无须步举奇句警字,只消拿李后主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来作例即可看得甚清:譬如若问“东”是什么词性词类?答案恐怕是状词或形容词等等。然而你看“水长东”的东,正如‘吾欲东’’吾遭东”,到底该是什么词?深明汉字妙处,读欧阳词——“飞絮濛濛,垂柳栏干尽日风”之句,方不致为“词性分析”所诒,以为“风”自然是名词。假使如此,便是“将活龙打作死蛇弄”了。又如语法家主张必须有个动词,方能成一句话。但是温飞卿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联名句,那动词又在何处?它成不成“句”,如果你细玩这十个字的“组联法”,于诗词之道,思过半矣。<br>
第五,如上所云,已不难顿悟,要讲词的欣赏,须稍稍懂得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学艺术上的事情。如果只会用一些“形象的塑造”、“性格的刻画”、“语言的生动”等语词和概念去讲我们的词曲,良恐不免要弄成取粗遗精的后果。因此,我们文学历史上的一些掌故、佳话、用语、风尚,不能都当作“陈言往事”而一概弃之不顾,要深思其中的道理。杜甫称赞李白,只两句话;“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还有人硬说这是“贬”词(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这实是诗圣老杜拈出的一个最高标准,析言之,即声清,意新,神俊,气逸。这是从魏晋六朝开始,经无数诗人摸索而得的一项总结性的高度概括的理论表述。如果我们对这些一无所知,又怎能谈到欣赏二字呢?<br>
大者如上述。细者如古人因一字一句之精彩,传为盛事佳话,警动朝野,到处歌吟,这种民族文化传统,不是不值得引以为自豪和珍重的。“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人谓是“微词”,我看这正说明了“ [[ 烩炙人口 ]] ”的这一诗词艺术问题。<br>
至于古人讲炼字,讲遣辞,讲过脉,讲摇曳,讲跌岩,…种种手法章法,术语概念,也不能毫无所知而空谈欣赏。那样就是犯了一个错觉:以为千百年来无数艺术大师的创造积累的宝贵经验心得,都比不上我们自己目前的这么一点学识之所能达到的“高”度。词从唐五代起,历北宋至南末,由小令到中、长调慢句,其风格手法确有差异。大抵早期多呈大方自然、隽朗高秀一路,而后期趋向精严凝炼,绮密深沉。论者只可举示差异,何必强人以爱憎。但既然风格手法不同,欣赏之集中注意点,自应随之而转移,岂宜胶柱而鼓瑟?所应指出的,倒是词至末流,渐乏生气,饾饤堆砌、藻绘涂饰者多,又极易流入尖新纤巧、轻薄侧艳一派,实为恶道。因此清末词家至有标举词要“重、拙、大”的主张(与轻、巧、琐为针对)。这种历史知识,也宜略明,因为它与欣赏的目光不是毫无关系的。<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