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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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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Zheng Junli 01.jpg|thumb|200px|郑君里]]
'''郑君里'''（{{bd|1911年|12月6日|1969年|4月23日|catIdx=Zheng郑}}），曾用名'''郑重'''、'''千里'''，原籍[[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生于[[上海]]，[[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话剧及[[电影]]演员、导演<ref name=shdyz>{{cite book|editor1=[[吴贻弓]] | editor2=张元民|editor3=杜文林 |editor4=姚国华 |editor5=陈朝玉| title=上海电影志 | series=上海市专志系列丛刊| url=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09/node18080/node64459/node64461/userobject1ai55105.html|date=1999年10月|publisher=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isbn=7-80618-636-0|quote=郑君里(1911～1969)}}</ref>。
==生平==
===投身艺海===
1911年，郑君里出生于上海。父母是广东中山人，很早便到上海谋生。当时广东人聚在上海[[虹口]]天通庵路一带摆水果摊，郑君里的父亲是其中一个，靠微薄收入供养全家。有时到年关，债主上门逼债，父亲要郑君里替全家跪在堂屋求债主宽限。郑君里觉得很受侮辱<ref name=fuqin>{{Cite web |url = http://ent.sina.com.cn/r/m/2008-03-19/14211953643.shtml |title =《三联生活周刊》：我的父亲郑君里 |author = |date =2008-03-19 |publisher = 新浪 |language = |accessdate = |quote = }}</ref>。
郑君里自幼家境贫寒，进义学读书。1928年考入[[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ref name=shdyz/>。南国艺术学院是由[[田汉]]在上海创办<ref name=fuqin/>。1929年夏，郑君里在[[南国社]]参加《[[莎乐美]]》、《[[卡门]]》等剧演出，与[[陈白尘]]等人创办《摩登》戏剧半月刊。1931年，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起草了《最近行动纲领——现阶段对于白色区域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同时他还参加了摩登剧社、大道剧社，演出《乞丐与国王》、《乱钟》、《血衣》等剧<ref name=shdyz/>。
1932年，郑君里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为基本演员，陆续在《火山情血》、《奋斗》、《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近二十部电影中担任主要角色或重要角色，并参加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易卜生]]的《[[娜拉]]》、[[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等剧。在银幕和舞台上，郑君里以形体洒脱，善于把握角色情绪，富有艺术魅力而成名<ref name=shdyz/>。在[[明星影片公司]]，郑君里和[[阮玲玉]]分别是男、女一号演员。当时电影界有说法称：[[金焰]]是电影皇帝，郑君里是电影老虎<ref name=fuqin/>。
《娜拉》在上海大剧院首次公演时，[[鲁迅]]第一次看到了郑君里的表演并很赞赏。同日，郑君里在后台第一次认识了上海启秀女中学生[[黄晨 (郑君里夫人)|黄晨]]，黄晨很喜欢戏剧。后来郑君里和黄晨结婚<ref name=fuqin/>。
1930年代，郑君里和[[顾而已]]到[[江苏]][[南通]]，有人告诉郑君里说当地有位叫赵凤翱（即[[赵丹]]的原名）的孩子演戏很好。赵丹的父亲是当地剧院经理，资助几个爱演戏的孩子成立了“小小剧社”。郑君里回去和明星影片公司说明了该情况。赵丹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电影明星<ref name=fuqin/>。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君里任上海救亡演剧三队队长。1940年，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影片部主任，任职两年，其间赴[[中国西北]]、西南地区拍摄了各兄弟民族团结抗战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1943年，参加[[中国艺术剧社]]，导演《戏剧春秋》、《祖国》等剧<ref name=shdyz/>。在拍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时，郑君里在[[青海湖]]畔的海北草原拍摄[[藏族]]同胞的抗日活动，当时只是文化小军官的[[王洛宾]]被郑君里选为群众演员，随摄制组到海北草原，在当地王洛宾遇到藏族[[千户长]]之女卓玛，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 (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据说就是王洛宾为卓玛写的<ref name=fuqin/>。
===导演生涯===
抗日战争胜利后，郑君里回到上海，任[[昆仑影业公司]]编导委员会委员<ref name=shdyz/>。昆仑影业公司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背景下的文艺工作，老板是[[任宗德]]，任宗德的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工作<ref name=fuqin/>。1947年，郑君里与[[蔡楚生]]合作编导了《[[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7年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1948年，参加了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的集体创作，并单独执导该片，这是他首次单独执导，该片于1957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ref name=shdyz/><ref name=fuqin/>。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郑君里和导演[[沈浮]]一人手捧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兴奋地走在迎接新中国的游行队伍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君里作为左翼导演的中坚，从昆仑影业公司的破楼里搬进了上海最好地段的房子里，住到了[[上海宋庆龄故居]]对面。（几十年后[[孙道临]]搬进这里居住，一直住到去世前夕。）<ref name=fuqin/><ref>{{Cite web |url = http://history.eastday.com/h/20140423/u1a8049078_2.html |title =春水东流英名在 ：中国百年影史上罕见的"全才"郑君里 |author = |date = 2014-04-23 |publisher = 东方网 |language = |accessdate = |quote = }}</ref>
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到很多中国共产党干部进城后的一些问题。郑君里响应号召，很快创作出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由[[萧也牧]]的同名小说改编），由[[赵丹]]和[[蒋天流]]主演，写干部进城后被“[[糖衣炮弹]]”击倒，抛弃乡下老婆，和城市姑娘结婚的故事，但该片未公映就遭“枪毙”<ref name=fuqin/>。
作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委员会”成员，郑君里积极推动电影《[[武训传]]》的拍摄。《武训传》遭严厉批判后，《我们夫妇之间》也被提出来批判。这两部电影遭批判，对郑君里这代艺术家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为批判《武训传》，[[江青]]带着一批人到[[山东]]“调研”，在当地发现了曾率领“黑旗军”造反的[[宋景诗]]。为了批判武训，特地树立起宋景诗和黑旗军的正面形象，1955年江青策划拍摄《宋景诗》，为此专门将郑君里调过去很长时间以研究剧本。在创作电影《宋景诗》时，郑君里遇到了难题：在真实历史中，宋景诗最终投降清廷，但因当前政治需要又必须把他塑造成坚定的革命者，最终郑君里只好将宋景诗投降清廷处理为斗争策略需要<ref name=fuqin/>。
因为《武训传》的立场被指出了问题，上海电影制片厂上下都希望借《宋景诗》来“洗刷”《武训传》的“政治错误”，已是电影局副局长的[[崔嵬]]亲自扮演宋景诗，此外[[陶金]]、[[张翼]]、[[石挥]]、[[吴茵]]、[[沙莉]]、[[舒适]]等知名演员都甘愿在其中扮演小角色。但因宋景诗曾投降清廷，影片《宋景诗》完成四五年后，仅短暂上映后就不再上映<ref name=fuqin/>。
自1950年代起，郑君里的电影导演艺术步入鼎盛时期。与[[孙瑜]]合导的电影《[[宋景诗]]》场面宏伟。郑君里执导的《[[林则徐 (电影)|林则徐]]》、《[[聂耳 (电影)|聂耳]]》被誉为“红烧头尾”，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ref name=shdyz/>。《聂耳》和《林则徐》当时赢得了很高评价，成为一代人记忆中的经典，两片的主演都是赵丹<ref name=fuqin/>。1961年，郑君里导演了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枯木逢春》，描述了[[血吸虫病]]人苦妹子从绝症中获得新生及其全家在新旧社会悲欢离合的故事<ref name=shdyz/>。
郑君里拍电影很认真。拍《林则徐》时正逢“[[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狂热浮夸，上海电影制片厂规定每天至少要拍60个镜头，而郑君里每天只拍三四个镜头，为此，郑君里还被定性为“右倾”。但他坚持如此，事情报到周恩来处，周恩来说：“这是献礼片，一定要拍好。”后来上海电影制片厂里也帮郑君里顶着，才得以拍完<ref name=fuqin/>。
早在[[重庆]]时期，左翼电影人的文艺活动便完全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郑君里当时常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那时，郑君里与[[史东山]]、[[洪深]]、[[郭沫若]]、[[胡风]]等人住在一起，周恩来常把他们叫去讲形势，让他们看[[苏联]]电影。在重庆时郑君里、黄晨夫妇与周恩来的文艺秘书[[张颖 (章文晋夫人)|张颖]]（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的夫人）来往密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君里的每部电影几乎都是周恩来直接布置下来的。郑君里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专车直接接到[[中南海]]向周恩来汇报；一回上海又被直接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电影制片厂，向大家传达周恩来的新指示。和郑君里具有类似地位的还有赵丹、[[张瑞芳]]等艺术家<ref name=fuqin/>。
《枯木逢春》也是周恩来直接交办的电影，是从话剧改编，讲[[江西省]][[余江县]]根治[[血吸虫病]]的故事。[[毛泽东]]当年为此写了首诗《送瘟神》。电影需要表现毛泽东到过余江县这一史实，但又不能直接出现毛泽东的镜头，郑君里用了开窗的方式隐喻，一个个开窗，最后看到毛泽东的小楼，房间里灯还亮着。在本片中，郑君里用了很多中国传统艺术如[[剪纸]]、绘画等，还用了中国古代美学理论。郑君里还请[[余红仙]]用[[上海]][[评弹]]唱了《送瘟神》，表现手法和后来的[[MTV]]很相似<ref name=fuqin/>。
郑君里擅于驾驭“重头戏”，以拍摄人物传记片见长，注重从中国传统戏曲、绘画、诗词中吸收营养，以丰富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段。郑君里长期致力于电影、戏剧的翻译及著述。《论抗战戏剧运动》1939年以单行本出版。1940年代起，他即已开始构思和撰写《角色的诞生》<ref name=shdyz/>。
郑君里还曾策划许多电影选题，如《[[李白]]与[[杜甫]]》、《祁连山下》（表现守护[[敦煌]]的[[常书鸿]]）、《[[阮玲玉]]》、《[[鲁迅]]》、《智取生辰纲》等。虽然有些已做出提纲，但这些电影一部也没拍成<ref name=fuqin/>。
1964年，郑君里从周恩来处接到一个政治任务：拍摄电影《红色宣传员》。《红色宣传员》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62年摄制的电影，原名叫《李善子》，讲某村妇女委员长李善子深入工作，将落后分子改造过来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因考虑到与朝鲜的关系，周恩来表示，“我们也要拍一部《李善子》”。周恩来让郑君里做导演，[[张瑞芳]]演李善子。拍摄该片可能是[[金日成]]和周恩来之间早商谈好的事，摄制组专门到朝鲜深入生活，拍摄也在朝鲜进行。金日成还专门接见了剧组。电影拍完后搁浅，因当时中国已开始讲“[[阶级斗争]]”，而朝鲜则提倡“人情感化”。周恩来看完该片后对郑君里说：“算了，这部片子暂时不放了，君里，你要回回炉了！”郑君里后来回忆说：“‘[[文革]]’要来了，总理跟我打招呼，就是这句话。”<ref name=fuqin/>
郑君里是上海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中国影协、剧协常务理事，上海影协常务理事<ref name=shdyz/>。
===文革蒙难===
1966年文革爆发前后，上海的文艺整风和文艺[[四清运动|四清]]中，导演里郑君里首当其冲，演员中赵丹首当其冲。因为两人名气最大，也曾最受重视，而且与1930年代的上海有密切联系。郑君里曾说：“如果说我是文艺界的黑线人物，那我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从17岁开始就是‘黑线人物’。”<ref name=fuqin/>
在接受批判期间，郑君里每天凌晨3点起床写交待材料3份，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8点半回家。后来又被送到上海电影制片厂里的[[牛棚 (文革用语)|牛棚]]隔离，不能见家属。在牛棚他总吃不饱。好几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有一次被打得很严重，是被一位著名导演打了两个耳光，那位导演是他带出来的左翼电影导演里的一位，曾是他最亲近的朋友之一<ref name=fuqin/>。
给郑君里致命打击的是他1930年代与[[江青]]的关系。郑君里、赵丹和江青（当时艺名蓝苹）1930年代在上海时关系就很好。蓝苹在上海演《大雷雨》的女主角，赵丹、[[舒绣文]]与郑君里都曾给她配过戏。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轰动一时的[[六和塔]]下的婚礼，便是由郑君里主持、[[沈钧儒]]证婚<ref name=fuqin/>。郑君里还是婚礼中唐纳和蓝苹的男傧相<ref name=nmx>{{Cite web |url = http://history.sohu.com/20140519/n399710398.shtml |title = “文革”期间让江青胆战心惊的匿名信 |author = |date =2014-05-19 |publisher =搜狐 |language = |accessdate = |quote = }}</ref>。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君里与江青仍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江青的丈夫[[毛泽东]]知道郑君里爱抽烟，有次还对江青说：“你拿几包我的烟给君里！这都是美国‘茄里克’香烟！”这种密切联系一直保持到“文革”初期。文革初期1960年代某日，江青曾亲自来郑君里、黄晨夫妇家中找黄晨，同黄晨聊了一两个小时<ref name=fuqin/>。
“文革”初期，郑君里成为上了“黑名单”的头号“黑线人物”。[[张春桥]]在与其交谈中说：“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里不很妥当。还是交出来，交给她自己处理吧。”郑君里回到家中，和妻子黄晨翻箱倒柜，将关于江青的照片、剪报、手稿、信件等资料收拾出一大包，交给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转张春桥，并附了一封信给江青，请江青处理。但江青看后没发现她想要的核心内容。当时江青想要两封信，一封是1936年6月蓝苹写给唐纳的情书；另一封是她写给郑君里请郑君里帮助联系赴海外不知所踪的唐纳<ref name=nmx/>。
1966年10月4日，江青到毛家湾[[林彪]]住处，与林彪夫人[[叶群]]密谈，请叶群帮助找这两封信。次日，叶群找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商议，研究了具体实施方案。吴法宪随即亲自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江腾蛟]]，要江腾蛟到北京“接受一个任务”，并叮嘱此次进京行动要保密。江腾蛟即飞赴北京，先向吴法宪领受任务，后晋见叶群。叶群告诉他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手里，到底在哪人手里不清楚，所有这些人都要进行搜查。并进一步商定，趁当前混乱局面，组织一批可靠的人扮成[[红卫兵]]，到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家搜查。一切“文字材料”无论是书信、笔记、照片、日记等全部收缴，片纸不留。最后叶群重申“一定要保密。”<ref name=nmx/>
不久便有不明身份的人来郑君里家抄家，同时被抄的还有赵丹、[[周信芳]]、[[童芷苓]]、[[陈鲤庭]]这几家，其中郑君里家被抄得最厉害，抄走两卡车的文字材料。被抄家后郑君里说：“这些人虽然戴的是[[红卫兵]]袖章，但抄的手法非常专业，他们肯定不是红卫兵。”事后证实，来抄家的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军|空四军]]的人<ref name=fuqin/>。1967年11月26日，由张春桥批示，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18人被隔离审查<ref name=nmx/>。
郑君里、黄晨夫妇分别被隔离审查，长子在[[南海舰队]]当兵，家里只剩下幼子郑大里和郑大里的姑妈这两人。郑君里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那时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已不关少年犯，而都关政治犯了，被打倒的上海市领导[[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都关在那里<ref name=fuqin/>。
1969年郑君里在医院病重，专案组派人到家里通知郑大里以及回上海探亲的哥哥去医院探望，当时他们已有一年多没见到郑君里了，黄晨也在接到通知后从被隔离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来到医院，一家四口在医院“团聚”。当时儿子郑大里和一帮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经常接触，听到风声说上海电影制片厂可能要重新启用郑君里。那时有“一批二用”的说法，意思是在启用某人前先要做个彻底的大批判。郑大里暗示郑君里说：“你好好交待，你放心好了，肯定会有出路的。”但郑君里已没有余力来理解郑大里的暗示了，只是微弱地答：“我是一直在交待……”他抓住郑大里的手，拼命往自己肚子上摁，郑大里感觉到几个很硬的疖。郑君里当时已患上[[肝癌]]，但最初症状为胃疼，专案组就给他吃酵母片之类的药，后来确诊时已经晚了<ref name=fuqin/>。
郑大里回到家的次日（1969年4月22日）早9点，专案组又来电话，让郑大里准备东西到[[上海中山医院]]看父亲郑君里。中午11点郑大里赶到医院，去病房前专案组要郑大里写保证书：进去后不向任何人暴露自己是谁，不要和任何人交谈患者病情，不准透露患者是谁，上厕所要报告，吃饭要有人陪。当时郑君里已奄奄一息。郑大里偷偷告诉郑君里：“你好好休息，好像要用你了。”郑君里无力地摇摇头。有位医生偷偷把郑大里叫出去，告诉他郑君里患的是肝癌，已无法医治<ref name=fuqin/>。
1969年4月23日凌晨，郑君里因[[肝癌]]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ref>{{Cite web |url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9-04/22/content_17651529.htm |title = 1969年4月23日 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受迫害致死 |author = |date = 2009-04-22 |publisher =中国网 |language = |accessdate = |quote = }}</ref><ref name=fuqin/>。在殡仪馆里，郑君里直接躺在烧尸体用的铁板车上，身下连褥子都没有，家属送去一身灰色[[中山装]]，郑君里头底下垫了两块砖头，身上蒙了一块白布，黄晨、两个儿子及儿子的姑妈，四人与郑君里的遗体最后匆匆待了10分钟后，郑君里随即被拉去火化，四位家属还被关照：出去绝对不能说郑君里已经死了<ref name=fuqin/>。
郑君里去世后，妻子黄晨托当年在重庆时的熟人张颖将消息带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希望给郑君里一个公正的结论，但这封信后来落到江青手里。198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黄晨与[[童芷苓]]、[[秦桂贞]]都作为证人参加了庭审，面对黄晨的质问，江青矢口否认，说她全不知道郑君里的事<ref name=fuqin/>。
==著作==
郑君里出版的论著有：
*《角色的诞生》<ref name=shdyz/>
*《画外音》<ref name=shdyz/>
*《世界电影艺术史》<ref name=fuqin/>
郑君里出版的译著有：
*{{link-en|理查德·波列斯拉夫斯基|Richard Boleslawski}}《演技六讲》<ref name=shdyz/>
*[[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的自我修养|演员自我修养]]》（与[[章泯]]合译）<ref name=shdyz/>
==家庭==
*妻：[[黄晨 (郑君里夫人)|黄晨]]，电影演员
*长子
*幼子：郑大里
==参考文献==
{{Reflist}}
{{1932年中国十大电影明星}}
{{中国近现代文学}}
{{五十大華語導演}}
{{Authority control}}
{{DEFAULTSORT:Z}}
[[Category:中國話劇演員]]
[[Category: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电影演员]]
[[Category:中华民国电影导演]]
[[Category: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导演]]
[[Category:文革受难者]]
[[Category:罹患肝癌逝世者]]
[[Category:上海市人大代表]]
[[Category: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Category: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Category:香山县人]]
[[Category:上海人]]
[[Category:鄭姓|Jun君里]]
[[Category: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8年入党)]]
'''郑君里'''（{{bd|1911年|12月6日|1969年|4月23日|catIdx=Zheng郑}}），曾用名'''郑重'''、'''千里'''，原籍[[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生于[[上海]]，[[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话剧及[[电影]]演员、导演<ref name=shdyz>{{cite book|editor1=[[吴贻弓]] | editor2=张元民|editor3=杜文林 |editor4=姚国华 |editor5=陈朝玉| title=上海电影志 | series=上海市专志系列丛刊| url=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09/node18080/node64459/node64461/userobject1ai55105.html|date=1999年10月|publisher=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isbn=7-80618-636-0|quote=郑君里(1911～1969)}}</ref>。
==生平==
===投身艺海===
1911年，郑君里出生于上海。父母是广东中山人，很早便到上海谋生。当时广东人聚在上海[[虹口]]天通庵路一带摆水果摊，郑君里的父亲是其中一个，靠微薄收入供养全家。有时到年关，债主上门逼债，父亲要郑君里替全家跪在堂屋求债主宽限。郑君里觉得很受侮辱<ref name=fuqin>{{Cite web |url = http://ent.sina.com.cn/r/m/2008-03-19/14211953643.shtml |title =《三联生活周刊》：我的父亲郑君里 |author = |date =2008-03-19 |publisher = 新浪 |language = |accessdate = |quote = }}</ref>。
郑君里自幼家境贫寒，进义学读书。1928年考入[[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ref name=shdyz/>。南国艺术学院是由[[田汉]]在上海创办<ref name=fuqin/>。1929年夏，郑君里在[[南国社]]参加《[[莎乐美]]》、《[[卡门]]》等剧演出，与[[陈白尘]]等人创办《摩登》戏剧半月刊。1931年，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起草了《最近行动纲领——现阶段对于白色区域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同时他还参加了摩登剧社、大道剧社，演出《乞丐与国王》、《乱钟》、《血衣》等剧<ref name=shdyz/>。
1932年，郑君里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为基本演员，陆续在《火山情血》、《奋斗》、《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近二十部电影中担任主要角色或重要角色，并参加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易卜生]]的《[[娜拉]]》、[[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等剧。在银幕和舞台上，郑君里以形体洒脱，善于把握角色情绪，富有艺术魅力而成名<ref name=shdyz/>。在[[明星影片公司]]，郑君里和[[阮玲玉]]分别是男、女一号演员。当时电影界有说法称：[[金焰]]是电影皇帝，郑君里是电影老虎<ref name=fuqin/>。
《娜拉》在上海大剧院首次公演时，[[鲁迅]]第一次看到了郑君里的表演并很赞赏。同日，郑君里在后台第一次认识了上海启秀女中学生[[黄晨 (郑君里夫人)|黄晨]]，黄晨很喜欢戏剧。后来郑君里和黄晨结婚<ref name=fuqin/>。
1930年代，郑君里和[[顾而已]]到[[江苏]][[南通]]，有人告诉郑君里说当地有位叫赵凤翱（即[[赵丹]]的原名）的孩子演戏很好。赵丹的父亲是当地剧院经理，资助几个爱演戏的孩子成立了“小小剧社”。郑君里回去和明星影片公司说明了该情况。赵丹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电影明星<ref name=fuqin/>。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君里任上海救亡演剧三队队长。1940年，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影片部主任，任职两年，其间赴[[中国西北]]、西南地区拍摄了各兄弟民族团结抗战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1943年，参加[[中国艺术剧社]]，导演《戏剧春秋》、《祖国》等剧<ref name=shdyz/>。在拍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时，郑君里在[[青海湖]]畔的海北草原拍摄[[藏族]]同胞的抗日活动，当时只是文化小军官的[[王洛宾]]被郑君里选为群众演员，随摄制组到海北草原，在当地王洛宾遇到藏族[[千户长]]之女卓玛，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 (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据说就是王洛宾为卓玛写的<ref name=fuqin/>。
===导演生涯===
抗日战争胜利后，郑君里回到上海，任[[昆仑影业公司]]编导委员会委员<ref name=shdyz/>。昆仑影业公司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背景下的文艺工作，老板是[[任宗德]]，任宗德的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工作<ref name=fuqin/>。1947年，郑君里与[[蔡楚生]]合作编导了《[[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7年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1948年，参加了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的集体创作，并单独执导该片，这是他首次单独执导，该片于1957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ref name=shdyz/><ref name=fuqin/>。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郑君里和导演[[沈浮]]一人手捧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兴奋地走在迎接新中国的游行队伍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君里作为左翼导演的中坚，从昆仑影业公司的破楼里搬进了上海最好地段的房子里，住到了[[上海宋庆龄故居]]对面。（几十年后[[孙道临]]搬进这里居住，一直住到去世前夕。）<ref name=fuqin/><ref>{{Cite web |url = http://history.eastday.com/h/20140423/u1a8049078_2.html |title =春水东流英名在 ：中国百年影史上罕见的"全才"郑君里 |author = |date = 2014-04-23 |publisher = 东方网 |language = |accessdate = |quote = }}</ref>
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到很多中国共产党干部进城后的一些问题。郑君里响应号召，很快创作出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由[[萧也牧]]的同名小说改编），由[[赵丹]]和[[蒋天流]]主演，写干部进城后被“[[糖衣炮弹]]”击倒，抛弃乡下老婆，和城市姑娘结婚的故事，但该片未公映就遭“枪毙”<ref name=fuqin/>。
作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委员会”成员，郑君里积极推动电影《[[武训传]]》的拍摄。《武训传》遭严厉批判后，《我们夫妇之间》也被提出来批判。这两部电影遭批判，对郑君里这代艺术家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为批判《武训传》，[[江青]]带着一批人到[[山东]]“调研”，在当地发现了曾率领“黑旗军”造反的[[宋景诗]]。为了批判武训，特地树立起宋景诗和黑旗军的正面形象，1955年江青策划拍摄《宋景诗》，为此专门将郑君里调过去很长时间以研究剧本。在创作电影《宋景诗》时，郑君里遇到了难题：在真实历史中，宋景诗最终投降清廷，但因当前政治需要又必须把他塑造成坚定的革命者，最终郑君里只好将宋景诗投降清廷处理为斗争策略需要<ref name=fuqin/>。
因为《武训传》的立场被指出了问题，上海电影制片厂上下都希望借《宋景诗》来“洗刷”《武训传》的“政治错误”，已是电影局副局长的[[崔嵬]]亲自扮演宋景诗，此外[[陶金]]、[[张翼]]、[[石挥]]、[[吴茵]]、[[沙莉]]、[[舒适]]等知名演员都甘愿在其中扮演小角色。但因宋景诗曾投降清廷，影片《宋景诗》完成四五年后，仅短暂上映后就不再上映<ref name=fuqin/>。
自1950年代起，郑君里的电影导演艺术步入鼎盛时期。与[[孙瑜]]合导的电影《[[宋景诗]]》场面宏伟。郑君里执导的《[[林则徐 (电影)|林则徐]]》、《[[聂耳 (电影)|聂耳]]》被誉为“红烧头尾”，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ref name=shdyz/>。《聂耳》和《林则徐》当时赢得了很高评价，成为一代人记忆中的经典，两片的主演都是赵丹<ref name=fuqin/>。1961年，郑君里导演了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枯木逢春》，描述了[[血吸虫病]]人苦妹子从绝症中获得新生及其全家在新旧社会悲欢离合的故事<ref name=shdyz/>。
郑君里拍电影很认真。拍《林则徐》时正逢“[[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狂热浮夸，上海电影制片厂规定每天至少要拍60个镜头，而郑君里每天只拍三四个镜头，为此，郑君里还被定性为“右倾”。但他坚持如此，事情报到周恩来处，周恩来说：“这是献礼片，一定要拍好。”后来上海电影制片厂里也帮郑君里顶着，才得以拍完<ref name=fuqin/>。
早在[[重庆]]时期，左翼电影人的文艺活动便完全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郑君里当时常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那时，郑君里与[[史东山]]、[[洪深]]、[[郭沫若]]、[[胡风]]等人住在一起，周恩来常把他们叫去讲形势，让他们看[[苏联]]电影。在重庆时郑君里、黄晨夫妇与周恩来的文艺秘书[[张颖 (章文晋夫人)|张颖]]（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的夫人）来往密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君里的每部电影几乎都是周恩来直接布置下来的。郑君里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专车直接接到[[中南海]]向周恩来汇报；一回上海又被直接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电影制片厂，向大家传达周恩来的新指示。和郑君里具有类似地位的还有赵丹、[[张瑞芳]]等艺术家<ref name=fuqin/>。
《枯木逢春》也是周恩来直接交办的电影，是从话剧改编，讲[[江西省]][[余江县]]根治[[血吸虫病]]的故事。[[毛泽东]]当年为此写了首诗《送瘟神》。电影需要表现毛泽东到过余江县这一史实，但又不能直接出现毛泽东的镜头，郑君里用了开窗的方式隐喻，一个个开窗，最后看到毛泽东的小楼，房间里灯还亮着。在本片中，郑君里用了很多中国传统艺术如[[剪纸]]、绘画等，还用了中国古代美学理论。郑君里还请[[余红仙]]用[[上海]][[评弹]]唱了《送瘟神》，表现手法和后来的[[MTV]]很相似<ref name=fuqin/>。
郑君里擅于驾驭“重头戏”，以拍摄人物传记片见长，注重从中国传统戏曲、绘画、诗词中吸收营养，以丰富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段。郑君里长期致力于电影、戏剧的翻译及著述。《论抗战戏剧运动》1939年以单行本出版。1940年代起，他即已开始构思和撰写《角色的诞生》<ref name=shdyz/>。
郑君里还曾策划许多电影选题，如《[[李白]]与[[杜甫]]》、《祁连山下》（表现守护[[敦煌]]的[[常书鸿]]）、《[[阮玲玉]]》、《[[鲁迅]]》、《智取生辰纲》等。虽然有些已做出提纲，但这些电影一部也没拍成<ref name=fuqin/>。
1964年，郑君里从周恩来处接到一个政治任务：拍摄电影《红色宣传员》。《红色宣传员》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62年摄制的电影，原名叫《李善子》，讲某村妇女委员长李善子深入工作，将落后分子改造过来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因考虑到与朝鲜的关系，周恩来表示，“我们也要拍一部《李善子》”。周恩来让郑君里做导演，[[张瑞芳]]演李善子。拍摄该片可能是[[金日成]]和周恩来之间早商谈好的事，摄制组专门到朝鲜深入生活，拍摄也在朝鲜进行。金日成还专门接见了剧组。电影拍完后搁浅，因当时中国已开始讲“[[阶级斗争]]”，而朝鲜则提倡“人情感化”。周恩来看完该片后对郑君里说：“算了，这部片子暂时不放了，君里，你要回回炉了！”郑君里后来回忆说：“‘[[文革]]’要来了，总理跟我打招呼，就是这句话。”<ref name=fuqin/>
郑君里是上海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中国影协、剧协常务理事，上海影协常务理事<ref name=shdyz/>。
===文革蒙难===
1966年文革爆发前后，上海的文艺整风和文艺[[四清运动|四清]]中，导演里郑君里首当其冲，演员中赵丹首当其冲。因为两人名气最大，也曾最受重视，而且与1930年代的上海有密切联系。郑君里曾说：“如果说我是文艺界的黑线人物，那我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从17岁开始就是‘黑线人物’。”<ref name=fuqin/>
在接受批判期间，郑君里每天凌晨3点起床写交待材料3份，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8点半回家。后来又被送到上海电影制片厂里的[[牛棚 (文革用语)|牛棚]]隔离，不能见家属。在牛棚他总吃不饱。好几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有一次被打得很严重，是被一位著名导演打了两个耳光，那位导演是他带出来的左翼电影导演里的一位，曾是他最亲近的朋友之一<ref name=fuqin/>。
给郑君里致命打击的是他1930年代与[[江青]]的关系。郑君里、赵丹和江青（当时艺名蓝苹）1930年代在上海时关系就很好。蓝苹在上海演《大雷雨》的女主角，赵丹、[[舒绣文]]与郑君里都曾给她配过戏。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轰动一时的[[六和塔]]下的婚礼，便是由郑君里主持、[[沈钧儒]]证婚<ref name=fuqin/>。郑君里还是婚礼中唐纳和蓝苹的男傧相<ref name=nmx>{{Cite web |url = http://history.sohu.com/20140519/n399710398.shtml |title = “文革”期间让江青胆战心惊的匿名信 |author = |date =2014-05-19 |publisher =搜狐 |language = |accessdate = |quote = }}</ref>。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君里与江青仍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江青的丈夫[[毛泽东]]知道郑君里爱抽烟，有次还对江青说：“你拿几包我的烟给君里！这都是美国‘茄里克’香烟！”这种密切联系一直保持到“文革”初期。文革初期1960年代某日，江青曾亲自来郑君里、黄晨夫妇家中找黄晨，同黄晨聊了一两个小时<ref name=fuqin/>。
“文革”初期，郑君里成为上了“黑名单”的头号“黑线人物”。[[张春桥]]在与其交谈中说：“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里不很妥当。还是交出来，交给她自己处理吧。”郑君里回到家中，和妻子黄晨翻箱倒柜，将关于江青的照片、剪报、手稿、信件等资料收拾出一大包，交给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转张春桥，并附了一封信给江青，请江青处理。但江青看后没发现她想要的核心内容。当时江青想要两封信，一封是1936年6月蓝苹写给唐纳的情书；另一封是她写给郑君里请郑君里帮助联系赴海外不知所踪的唐纳<ref name=nmx/>。
1966年10月4日，江青到毛家湾[[林彪]]住处，与林彪夫人[[叶群]]密谈，请叶群帮助找这两封信。次日，叶群找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商议，研究了具体实施方案。吴法宪随即亲自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江腾蛟]]，要江腾蛟到北京“接受一个任务”，并叮嘱此次进京行动要保密。江腾蛟即飞赴北京，先向吴法宪领受任务，后晋见叶群。叶群告诉他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手里，到底在哪人手里不清楚，所有这些人都要进行搜查。并进一步商定，趁当前混乱局面，组织一批可靠的人扮成[[红卫兵]]，到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家搜查。一切“文字材料”无论是书信、笔记、照片、日记等全部收缴，片纸不留。最后叶群重申“一定要保密。”<ref name=nmx/>
不久便有不明身份的人来郑君里家抄家，同时被抄的还有赵丹、[[周信芳]]、[[童芷苓]]、[[陈鲤庭]]这几家，其中郑君里家被抄得最厉害，抄走两卡车的文字材料。被抄家后郑君里说：“这些人虽然戴的是[[红卫兵]]袖章，但抄的手法非常专业，他们肯定不是红卫兵。”事后证实，来抄家的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军|空四军]]的人<ref name=fuqin/>。1967年11月26日，由张春桥批示，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18人被隔离审查<ref name=nmx/>。
郑君里、黄晨夫妇分别被隔离审查，长子在[[南海舰队]]当兵，家里只剩下幼子郑大里和郑大里的姑妈这两人。郑君里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那时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已不关少年犯，而都关政治犯了，被打倒的上海市领导[[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都关在那里<ref name=fuqin/>。
1969年郑君里在医院病重，专案组派人到家里通知郑大里以及回上海探亲的哥哥去医院探望，当时他们已有一年多没见到郑君里了，黄晨也在接到通知后从被隔离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来到医院，一家四口在医院“团聚”。当时儿子郑大里和一帮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经常接触，听到风声说上海电影制片厂可能要重新启用郑君里。那时有“一批二用”的说法，意思是在启用某人前先要做个彻底的大批判。郑大里暗示郑君里说：“你好好交待，你放心好了，肯定会有出路的。”但郑君里已没有余力来理解郑大里的暗示了，只是微弱地答：“我是一直在交待……”他抓住郑大里的手，拼命往自己肚子上摁，郑大里感觉到几个很硬的疖。郑君里当时已患上[[肝癌]]，但最初症状为胃疼，专案组就给他吃酵母片之类的药，后来确诊时已经晚了<ref name=fuqin/>。
郑大里回到家的次日（1969年4月22日）早9点，专案组又来电话，让郑大里准备东西到[[上海中山医院]]看父亲郑君里。中午11点郑大里赶到医院，去病房前专案组要郑大里写保证书：进去后不向任何人暴露自己是谁，不要和任何人交谈患者病情，不准透露患者是谁，上厕所要报告，吃饭要有人陪。当时郑君里已奄奄一息。郑大里偷偷告诉郑君里：“你好好休息，好像要用你了。”郑君里无力地摇摇头。有位医生偷偷把郑大里叫出去，告诉他郑君里患的是肝癌，已无法医治<ref name=fuqin/>。
1969年4月23日凌晨，郑君里因[[肝癌]]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ref>{{Cite web |url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9-04/22/content_17651529.htm |title = 1969年4月23日 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受迫害致死 |author = |date = 2009-04-22 |publisher =中国网 |language = |accessdate = |quote = }}</ref><ref name=fuqin/>。在殡仪馆里，郑君里直接躺在烧尸体用的铁板车上，身下连褥子都没有，家属送去一身灰色[[中山装]]，郑君里头底下垫了两块砖头，身上蒙了一块白布，黄晨、两个儿子及儿子的姑妈，四人与郑君里的遗体最后匆匆待了10分钟后，郑君里随即被拉去火化，四位家属还被关照：出去绝对不能说郑君里已经死了<ref name=fuqin/>。
郑君里去世后，妻子黄晨托当年在重庆时的熟人张颖将消息带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希望给郑君里一个公正的结论，但这封信后来落到江青手里。198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黄晨与[[童芷苓]]、[[秦桂贞]]都作为证人参加了庭审，面对黄晨的质问，江青矢口否认，说她全不知道郑君里的事<ref name=fuqin/>。
==著作==
郑君里出版的论著有：
*《角色的诞生》<ref name=shdyz/>
*《画外音》<ref name=shdyz/>
*《世界电影艺术史》<ref name=fuqin/>
郑君里出版的译著有：
*{{link-en|理查德·波列斯拉夫斯基|Richard Boleslawski}}《演技六讲》<ref name=shdyz/>
*[[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的自我修养|演员自我修养]]》（与[[章泯]]合译）<ref name=shdyz/>
==家庭==
*妻：[[黄晨 (郑君里夫人)|黄晨]]，电影演员
*长子
*幼子：郑大里
==参考文献==
{{Reflist}}
{{1932年中国十大电影明星}}
{{中国近现代文学}}
{{五十大華語導演}}
{{Authority control}}
{{DEFAULTSORT:Z}}
[[Category:中國話劇演員]]
[[Category: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电影演员]]
[[Category:中华民国电影导演]]
[[Category: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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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8年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