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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兆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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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兆乾：1940年出生，荣成市上庄镇涝村孙家村人。主要从事极地地球科学考察与研究工作。1966年从山东海洋学院海洋物理系毕业。自1980年以来，为极地事业从无到有直至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我国极地科考事业里程碑式人物，他是最早踏上南极大陆的两位中国科学家之一。
他曾7次赴南北极参加科学考察，历任考察队副队长、越冬站长、副领队、领队、首席科学家和临时编队党委书记。他曾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得国家海洋局海洋创新成果一等奖；曾被授予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科学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特别是在南极底层水的形成机理、冰川冰在水团形成和变性中的作用等方面有新发现,共完成重要科学报告11篇,论文16篇,著、译和主编科技图书8册,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受到内外同行及专家的高度评价,成为第一位当选为国际科联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副主席的中国科学家,为国际南极科学计划的制定、组织、协调做出了积极贡献。
==个人生平==
董兆乾 1940年3月生，山东省荣成市人。中共党员，研究员。大学本科毕业。
1967~1985年，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南极研究组长。
1980年1月，参加澳大利亚南极考察队，首赴南极考察，随后又参加首次国际南极海洋生态和生物资源考察计划，第二次赴南极进行物理海洋学考察，并在澳大利亚南极局和墨尔本大学进行合作研究。
1984年1月，参加阿根廷国家南极考察队第三次赴南极，同年11月又参加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第四次赴南极考察，任考察队副队长。
1985年至今，在中国极地研究所工作，任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所长等职。1989年、1992年二次赴南极考察。他是中国首次登上南极洲的科学家，1980年以来6次赴南极洲考察，为开创中国南极洲考察新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主要是因为我的英语相对好一些”，在被问及如何能从科研工作者中“万里挑一”地脱颖而出，被选中首赴南极科考时，他谦虚地说。1961年大学时代，他学物理海洋学专业，主修第一外语是俄语。那时，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破裂，前苏联专家撤走后，相关的俄文资料也一扫而空。这对于只能利用俄文资料了解专业前沿的董兆乾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他坚信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出于对专业的热爱和渴望，他下定决心，攻克英语，通过英文资料了解国外高水平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刻苦自学，他在“文革”后期无事可做的短短几年攻下英语，拥有了“结缘”南极的金刚钻。
1980年1月12日，通过组织内部严格审核和遴选的董兆乾乘坐大力神飞机抵达南极大陆，成为中国登上南极的第一人。
在首次南极考察中，按国家预案要求，他作为考察小组的负责人，与张青松认真地考察，收集到有关南极考察大量参考材料。回国后，他们向国家提交了5万多字的综合考察报告，为我国组织南极考察、派出首次南极考察队和制定建立南极考察站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年5月，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访华时对时任副总理方毅说，两位中国科学家表现“非常优秀”，已经是“南极人”了，并当场邀请他俩年底再赴南极考察。1980年底，董兆乾受国家派遣，第二次赴南极参加了澳大利亚“南极海洋生物系统和资源考察”中的南大洋物理海洋学工作，任水文组副组长。其中海上考察77天。
在他两赴南极并在澳大利亚开展合作研究一年后，提交的国际BIOMASS计划报告中提出南大洋前沿研究领域，成为我国 “七五”和“八五”期间我国南大洋研究的主方向。
1980年1月12日，澳大利亚凯西站升起了五星红旗
1981年1月进行南大洋温盐深观测
==不经一番寒彻骨 怎得梅花扑鼻香==
“世界尽头无限美好”，终年被冰雪覆盖的南极大陆，人迹罕至，充满着未知的神秘。探险家们屡番尝试在这生死一念间的土地上，续写人类的勇敢与坚韧。在“极地人”眼中，这片土地早已褪去了温情脉脉，当危险的美景相伴于日常生活时，人们看到的就只有危险二字了。经历九死一生闯过龙潭虎穴的人，可能一辈子再也不想踏足其中。
==南极横断山（AADweb）==
与首次踏上南极大陆人的心情一样，当董兆乾第一次乘大力神飞机踏上南极大陆时，他充满了惊奇与惊叹。放眼万里蓝天冰雪，他不顾身处险境，甚至在强暴风雪中，匍匐外出，趴在冰面上，拍摄了很多震撼人心的景观。这些镜头后来成为我国第一部反映南极的纪录片《初探南极》中主要素材。一年后，当他再次奔赴南极考察时，已没有了当初的新奇与激动。与第一次坐飞机的待遇不同，这次南极考察是乘“内拉丹”号船，总吨位仅2206 吨的考察船在海上遇到风暴，最高风速达每秒近80米（相当于13级风），当时船紧闭舱门，在海中摇滚了七八个小时。经历这番险情后，一般人可能再也不想“光顾”南极了。
就在董兆乾两度考察南极的3年之后，我国成立了第一支南极考察队，准备开赴南极建立考察站。当时参加南极科考的人都心怀着一个“中国梦”，能够在南极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考察站。中国虽然于1983年已经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仍然不是协商国，在重要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要想在南极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必须要成为协商国！而只有在南极拥有“常年站”的缔约国才有资格成为协商国。
“心中有信仰，行动有力量。”国家需求就是他的使命与担当，为了祖国的南极事业，董兆乾一而再，再而三“身赴险境”，在南极这片净土上，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当年没有卫星云图，茫茫大洋哪里会有强烈气旋，哪里会遭遇海上风暴，他们一无所知！此外，当时我国还没有现在声名显赫的“雪龙”号，他们乘坐的“向阳红10”号是“除极区之外全球航行”的远洋科考船，没有破冰能力！
==“向阳红10”号==
“要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都必须有意识地把较为艰苦和困难的工作担当起来。”面对可能的危险，所有人早已做好了“壮士一去不复返”思想准备。“J121”打捞救生船船仓底部存放了数百条尸首袋；有人给家里寄去自己的照片；有人悄悄给亲人留下遗书。尽管董兆乾已经三赴南极，心中无忌是不可能的，但他依然轻松地对夫人说，“带好儿子和女儿，我，没事儿的！”
作为首次南极洲考察队的副队长，董兆乾同时肩负着制定物资设备的装运、卸载、建站和科学考察等系统工程计划。南极的“夏天”只有11月到翌年3月短暂的4个月时间，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1985年2月底以前完成建站并撤离南极，否则不抗冰，也不能破冰的船就要被冻住，无法离开。
在边卸货边建站的前16天，没有暖气，缺乏机械，大部分工作全凭人力，董兆乾与队员们争分夺秒，每天劳动17个小时左右，而他作为被指定的卸货和建站的现场指挥员，每天能睡两三个小时就很不错了，被队员们美誉为“半夜鸡叫”或“老周”。
他们与海军官兵们一起拼搏，仅用45天时间，就建起360平方米的两栋考察用房和四栋辅助用房，架设了4座20米高的通信铁塔，修建了一个气象站和一座简易码头。首次登上南极的中国队就创造了中国“南极速度”、“南极精神”。时任考察队队长郭琨在评语中说，“为成功地建成中国南极长城站立下了汗马功劳”，董兆乾成为9名获记一等功的队员之一。
1985年2月20日，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胜利落成。1985年10月7日，我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第一次在国际南极事务中取得了发言权和决策权。
==众人拾柴火焰高==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建站凯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国家审时度势，及时作出决定，建设中国极地研究所。落地何处？当初预选了青岛、杭州、广州等多地，但最后选择了上海浦东。
1985年初，国家海洋局和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把董兆乾从杭州海洋二所调到上海，任命他为筹建处主任，筹建中国极地研究所。到达上海后，他立刻投入到紧张的筹建工作中。他们在浦东大道的洋泾苗圃内租房，开展长达四年的筹建工作。当年筹建处副主任颜其德、总工范润卿还有汤妙昌、姚毅敏、钱嵩林、平祖庆、糜文明、王永奎、沈德君等干将和其他筹建职工们，夜以继日，奋战拼搏，为中国极地研究所的建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经过艰苦努力，原来16,000平米的建筑计划，获得了上海市政府48亩土地支持。1989年10月10日，中国极地研究所正式成立，我国有了唯一的极地科研中心和信息中心。
之后，董兆乾将所有精力铺到培养极地人才上。新建的研究所无力竞争科研项目，单位经费紧缺，无力支持人才培养。董兆乾利用国际资源，选送年轻的科技和管理人员去国外参与合作，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极地科学家、学术带头人和管理人才。董兆乾说，“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每次回到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看到当年培养的那批年轻人才正在关键岗位上发挥着作用，心里特别欣慰。”
董兆乾认为，研究所的所长科研能力是本份，是根基所在。在1989年至2001年间，他连任三届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是基本建设和极地科学研究。他一心扑在科研第一线，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极地事业由弱到强，他的科研水平从“渐入佳境”到“炉火纯青”。他先后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科技部国家“九五”攻关、社会公益研究专项等13项国家级研究项目。完成重要科学报告20多篇，论文38篇，著、译和主编科技图书7册。他担任《极地研究》中、英文版期刊主编八年。在南大洋物理海洋学研究中，他独有建树，有重要发现和突破，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
1992年在与来自6个国家的候选人竞选中，董兆乾成功当选为国际科联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副主席兼执委会委员，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当选此职，为我国争得了荣誉，也为国际南极合作研究计划的制订、组织协调做出了中国人的贡献。他长期担任国际科联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和国际大型极地科学计划的中国国家副代表、代表，曾64次参加极地事务国际会议和科学研讨会，其中24次任团长或副团长，保持我国极地研究计划与国际极地科学前沿接轨，在此间开展多项极地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提升了我国的极地研究水平。
==长风破浪会有时==
追忆往昔，自第一次随澳大利亚科考队登上南极大陆，已过去30多年，董兆乾所长见证了从过去的我们求着西方国家要赞助、寻合作，到现在的包括美国、欧洲等很多发达国家主动找我国科考队伍寻求合作的翻转，见证了我国极地科考翻天覆地的飞跃式发展和进步。
当前，我国在南极的考察、支撑和科研能力，从原来的南极半岛到东南极直到现在能够到达只有少数国家能进入的最困难的冰原最高点地区，几乎覆盖整个南极。董兆乾自豪地说：“研究南极，对于中国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提升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极地科学研究的部分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但是我们还不是极地强国”，退休后的董兆乾仍然时刻关心着极地事业，他认为，我们国家还与极地强国有很大的差距，在极地考察所使用的装备上，我国还是大都使用进口产品，我们应加快自主研发、制造的进程，这将会带动我国一批科技领域的创新发展。
30多年风雨兼程，30多年砥砺前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今天我们从老一辈极地人手中接过接力棒，历史赋予我们新的机遇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极地作为四大“战略新疆域”之一，极地事业迎来了大繁荣、大发展的春天。2017年7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要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利用北极航道，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2018年2月7日，中国第34次南极考察队在南极罗斯海恩克斯堡岛上举行了我国第五座南极考察站选址奠基仪式，这些将带动着我国极地考察站在新的更高的起点开创更加壮阔的未来。
他曾7次赴南北极参加科学考察，历任考察队副队长、越冬站长、副领队、领队、首席科学家和临时编队党委书记。他曾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得国家海洋局海洋创新成果一等奖；曾被授予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科学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特别是在南极底层水的形成机理、冰川冰在水团形成和变性中的作用等方面有新发现,共完成重要科学报告11篇,论文16篇,著、译和主编科技图书8册,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受到内外同行及专家的高度评价,成为第一位当选为国际科联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副主席的中国科学家,为国际南极科学计划的制定、组织、协调做出了积极贡献。
==个人生平==
董兆乾 1940年3月生，山东省荣成市人。中共党员，研究员。大学本科毕业。
1967~1985年，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南极研究组长。
1980年1月，参加澳大利亚南极考察队，首赴南极考察，随后又参加首次国际南极海洋生态和生物资源考察计划，第二次赴南极进行物理海洋学考察，并在澳大利亚南极局和墨尔本大学进行合作研究。
1984年1月，参加阿根廷国家南极考察队第三次赴南极，同年11月又参加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第四次赴南极考察，任考察队副队长。
1985年至今，在中国极地研究所工作，任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所长等职。1989年、1992年二次赴南极考察。他是中国首次登上南极洲的科学家，1980年以来6次赴南极洲考察，为开创中国南极洲考察新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主要是因为我的英语相对好一些”，在被问及如何能从科研工作者中“万里挑一”地脱颖而出，被选中首赴南极科考时，他谦虚地说。1961年大学时代，他学物理海洋学专业，主修第一外语是俄语。那时，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破裂，前苏联专家撤走后，相关的俄文资料也一扫而空。这对于只能利用俄文资料了解专业前沿的董兆乾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他坚信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出于对专业的热爱和渴望，他下定决心，攻克英语，通过英文资料了解国外高水平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刻苦自学，他在“文革”后期无事可做的短短几年攻下英语，拥有了“结缘”南极的金刚钻。
1980年1月12日，通过组织内部严格审核和遴选的董兆乾乘坐大力神飞机抵达南极大陆，成为中国登上南极的第一人。
在首次南极考察中，按国家预案要求，他作为考察小组的负责人，与张青松认真地考察，收集到有关南极考察大量参考材料。回国后，他们向国家提交了5万多字的综合考察报告，为我国组织南极考察、派出首次南极考察队和制定建立南极考察站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年5月，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访华时对时任副总理方毅说，两位中国科学家表现“非常优秀”，已经是“南极人”了，并当场邀请他俩年底再赴南极考察。1980年底，董兆乾受国家派遣，第二次赴南极参加了澳大利亚“南极海洋生物系统和资源考察”中的南大洋物理海洋学工作，任水文组副组长。其中海上考察77天。
在他两赴南极并在澳大利亚开展合作研究一年后，提交的国际BIOMASS计划报告中提出南大洋前沿研究领域，成为我国 “七五”和“八五”期间我国南大洋研究的主方向。
1980年1月12日，澳大利亚凯西站升起了五星红旗
1981年1月进行南大洋温盐深观测
==不经一番寒彻骨 怎得梅花扑鼻香==
“世界尽头无限美好”，终年被冰雪覆盖的南极大陆，人迹罕至，充满着未知的神秘。探险家们屡番尝试在这生死一念间的土地上，续写人类的勇敢与坚韧。在“极地人”眼中，这片土地早已褪去了温情脉脉，当危险的美景相伴于日常生活时，人们看到的就只有危险二字了。经历九死一生闯过龙潭虎穴的人，可能一辈子再也不想踏足其中。
==南极横断山（AADweb）==
与首次踏上南极大陆人的心情一样，当董兆乾第一次乘大力神飞机踏上南极大陆时，他充满了惊奇与惊叹。放眼万里蓝天冰雪，他不顾身处险境，甚至在强暴风雪中，匍匐外出，趴在冰面上，拍摄了很多震撼人心的景观。这些镜头后来成为我国第一部反映南极的纪录片《初探南极》中主要素材。一年后，当他再次奔赴南极考察时，已没有了当初的新奇与激动。与第一次坐飞机的待遇不同，这次南极考察是乘“内拉丹”号船，总吨位仅2206 吨的考察船在海上遇到风暴，最高风速达每秒近80米（相当于13级风），当时船紧闭舱门，在海中摇滚了七八个小时。经历这番险情后，一般人可能再也不想“光顾”南极了。
就在董兆乾两度考察南极的3年之后，我国成立了第一支南极考察队，准备开赴南极建立考察站。当时参加南极科考的人都心怀着一个“中国梦”，能够在南极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考察站。中国虽然于1983年已经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仍然不是协商国，在重要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要想在南极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必须要成为协商国！而只有在南极拥有“常年站”的缔约国才有资格成为协商国。
“心中有信仰，行动有力量。”国家需求就是他的使命与担当，为了祖国的南极事业，董兆乾一而再，再而三“身赴险境”，在南极这片净土上，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当年没有卫星云图，茫茫大洋哪里会有强烈气旋，哪里会遭遇海上风暴，他们一无所知！此外，当时我国还没有现在声名显赫的“雪龙”号，他们乘坐的“向阳红10”号是“除极区之外全球航行”的远洋科考船，没有破冰能力！
==“向阳红10”号==
“要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都必须有意识地把较为艰苦和困难的工作担当起来。”面对可能的危险，所有人早已做好了“壮士一去不复返”思想准备。“J121”打捞救生船船仓底部存放了数百条尸首袋；有人给家里寄去自己的照片；有人悄悄给亲人留下遗书。尽管董兆乾已经三赴南极，心中无忌是不可能的，但他依然轻松地对夫人说，“带好儿子和女儿，我，没事儿的！”
作为首次南极洲考察队的副队长，董兆乾同时肩负着制定物资设备的装运、卸载、建站和科学考察等系统工程计划。南极的“夏天”只有11月到翌年3月短暂的4个月时间，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1985年2月底以前完成建站并撤离南极，否则不抗冰，也不能破冰的船就要被冻住，无法离开。
在边卸货边建站的前16天，没有暖气，缺乏机械，大部分工作全凭人力，董兆乾与队员们争分夺秒，每天劳动17个小时左右，而他作为被指定的卸货和建站的现场指挥员，每天能睡两三个小时就很不错了，被队员们美誉为“半夜鸡叫”或“老周”。
他们与海军官兵们一起拼搏，仅用45天时间，就建起360平方米的两栋考察用房和四栋辅助用房，架设了4座20米高的通信铁塔，修建了一个气象站和一座简易码头。首次登上南极的中国队就创造了中国“南极速度”、“南极精神”。时任考察队队长郭琨在评语中说，“为成功地建成中国南极长城站立下了汗马功劳”，董兆乾成为9名获记一等功的队员之一。
1985年2月20日，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胜利落成。1985年10月7日，我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第一次在国际南极事务中取得了发言权和决策权。
==众人拾柴火焰高==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建站凯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国家审时度势，及时作出决定，建设中国极地研究所。落地何处？当初预选了青岛、杭州、广州等多地，但最后选择了上海浦东。
1985年初，国家海洋局和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把董兆乾从杭州海洋二所调到上海，任命他为筹建处主任，筹建中国极地研究所。到达上海后，他立刻投入到紧张的筹建工作中。他们在浦东大道的洋泾苗圃内租房，开展长达四年的筹建工作。当年筹建处副主任颜其德、总工范润卿还有汤妙昌、姚毅敏、钱嵩林、平祖庆、糜文明、王永奎、沈德君等干将和其他筹建职工们，夜以继日，奋战拼搏，为中国极地研究所的建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经过艰苦努力，原来16,000平米的建筑计划，获得了上海市政府48亩土地支持。1989年10月10日，中国极地研究所正式成立，我国有了唯一的极地科研中心和信息中心。
之后，董兆乾将所有精力铺到培养极地人才上。新建的研究所无力竞争科研项目，单位经费紧缺，无力支持人才培养。董兆乾利用国际资源，选送年轻的科技和管理人员去国外参与合作，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极地科学家、学术带头人和管理人才。董兆乾说，“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每次回到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看到当年培养的那批年轻人才正在关键岗位上发挥着作用，心里特别欣慰。”
董兆乾认为，研究所的所长科研能力是本份，是根基所在。在1989年至2001年间，他连任三届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是基本建设和极地科学研究。他一心扑在科研第一线，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极地事业由弱到强，他的科研水平从“渐入佳境”到“炉火纯青”。他先后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科技部国家“九五”攻关、社会公益研究专项等13项国家级研究项目。完成重要科学报告20多篇，论文38篇，著、译和主编科技图书7册。他担任《极地研究》中、英文版期刊主编八年。在南大洋物理海洋学研究中，他独有建树，有重要发现和突破，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
1992年在与来自6个国家的候选人竞选中，董兆乾成功当选为国际科联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副主席兼执委会委员，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当选此职，为我国争得了荣誉，也为国际南极合作研究计划的制订、组织协调做出了中国人的贡献。他长期担任国际科联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和国际大型极地科学计划的中国国家副代表、代表，曾64次参加极地事务国际会议和科学研讨会，其中24次任团长或副团长，保持我国极地研究计划与国际极地科学前沿接轨，在此间开展多项极地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提升了我国的极地研究水平。
==长风破浪会有时==
追忆往昔，自第一次随澳大利亚科考队登上南极大陆，已过去30多年，董兆乾所长见证了从过去的我们求着西方国家要赞助、寻合作，到现在的包括美国、欧洲等很多发达国家主动找我国科考队伍寻求合作的翻转，见证了我国极地科考翻天覆地的飞跃式发展和进步。
当前，我国在南极的考察、支撑和科研能力，从原来的南极半岛到东南极直到现在能够到达只有少数国家能进入的最困难的冰原最高点地区，几乎覆盖整个南极。董兆乾自豪地说：“研究南极，对于中国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提升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极地科学研究的部分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但是我们还不是极地强国”，退休后的董兆乾仍然时刻关心着极地事业，他认为，我们国家还与极地强国有很大的差距，在极地考察所使用的装备上，我国还是大都使用进口产品，我们应加快自主研发、制造的进程，这将会带动我国一批科技领域的创新发展。
30多年风雨兼程，30多年砥砺前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今天我们从老一辈极地人手中接过接力棒，历史赋予我们新的机遇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极地作为四大“战略新疆域”之一，极地事业迎来了大繁荣、大发展的春天。2017年7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要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利用北极航道，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2018年2月7日，中国第34次南极考察队在南极罗斯海恩克斯堡岛上举行了我国第五座南极考察站选址奠基仪式，这些将带动着我国极地考察站在新的更高的起点开创更加壮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