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文华 ]] 通藏、梵、英、德等多种文字，是国际著名的藏传佛教学者，专著颇多，其中的一本《龙袍与袈裟：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对清朝皇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作出揭示——

清帝继承了元以来西藏地方势力对于 [[ 北京 ]] 皇帝的称呼‘ [[ 曼殊室利 ]] 大皇帝’。‘曼殊室利’也称‘ [[ 文殊室利 ]] ’，即 [[ 文殊菩萨 ]] 。文殊菩萨是一位极为特别的尊神，是佛部的最高菩萨，即佛的法子，代表佛的智慧，左手持般若经，右手持智慧剑，般若经代表着佛教的正确思想和智慧，智慧剑代表以佛教理论和智慧的强大力量，对错误的、愚昧的、异教徒的思想的批判和清除。

在 [[ 乾隆 ]] 时期宫中反复复制的一幅唐卡中，乾隆皇帝位居中心作为 [[ 文殊菩萨 ]] 的形象出现， [[ 上师 ]] 、 [[ 显密 ]][[ 诸佛 ]] 、 [[ 菩萨 ]] 、 [[ 罗汉 ]] 、 [[ 护法 ]] 等众神环绕他的周围。他左手的般若经代表的是他以佛教的正法治国，右手的智慧剑代表他对于大清帝国的统治。或许这也正是 [[ 乾隆 ]] 皇帝对于大清帝国利益与佛教关系的政治理解。

这幅唐卡不仅悬挂在乾隆皇帝的卧室、花园、书斋，还赐往西藏，在 [[ 布达拉宫 ]] 的三界殿正中，供奉于“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位之前。

清代皇帝对佛教沉浸颇深。 [[ 顺治 ]] 皇帝一度落发欲出家，自许前世因缘当为 [[ 和尚 ]] ； [[ 康熙 ]] 皇帝从康熙四十年开始，每月朔望，抄写心经各一遍，从未断过，即使身体不适，康复后也多抄补上； [[ 乾隆 ]] 皇帝35岁时接受灌顶，此后，坚持听闻修习众多密法，每月初四日都要举行坛城修供，他在晚年回忆：“朕自乾隆八年以后，即通习 [[ 蒙古 ]] 及西番字经典，于今五十余年，几余究心讨论，深识真诠。”

[[ 康熙 ]] 时期，清军与 [[ 准噶尔 ]] 部对峙，康熙皇帝命五世 [[ 达赖 ]] 喇嘛（其时已去世， [[ 拉萨 ]] 大权由 [[ 桑结嘉措 ]] 控制）派身边大喇嘛前去说服 [[ 准噶尔 ]] 部首领 [[ 噶尔丹 ]] 息战。可是， [[ 桑结嘉措 ]] 为与 [[ 西藏 ]] 的 [[ 蒙古 ]] 王 [[ 拉藏汗 ]] 争夺对西藏的控制权，一直暗中与准噶尔部勾结，派去的 [[ 济隆 ]][[ 呼图克图 ]] 和 [[ 伊古拉三 ]] 呼图克图二人受其指使，非但不遵从 [[ 康熙 ]] 皇帝的旨意办事，还明目张胆支持 [[ 噶尔丹 ]] 。在清军击败噶尔丹势力后， [[ 康熙 ]] 皇帝毫不含糊， [[ 勒令 ]] 将 [[ 济隆 ]] 和 [[ 伊古拉三 ]] 从 [[ 拉萨 ]] 押解至 [[ 北京 ]] ，前者被禁于前门外的一座寺庙中，后者则被处死。

[[ 雍正 ]] 初年， [[ 青海 ]] 地区的 [[ 蒙古 ]] 部众纠集当地藏传佛教寺院僧众，企图争夺对青海的控制权，雍正皇帝立即派军出击，对参与反叛的僧俗人等予以军事打击，并对寺院集团的势力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政策，包括限定人数、限定寺院规模、限定活动内容等。

1791年， [[ 乾隆 ]] 皇帝于击败 [[ 廓尔喀 ]] （尼泊尔）对西藏的侵扰势力后，写了一篇《喇嘛说》，阐述了藏传佛教历史与现状，以及清廷对其予以保护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对活佛转世制度提出了十分明确的整改之策——“金瓶掣签”：“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他还总结了 [[ 元朝 ]] 统治者佞佛的教训，告诫子孙决不可重蹈覆辙，讲述对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他说道：“兴黄教即所以安众 [[ 蒙古 ]] ，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 乾隆 ]] 皇帝这一御笔现藏故宫博物院，据此所刻之碑，就立于乾隆皇帝设立的藏传佛教学校 [[ 雍和宫 ]] 。“‘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这等于指着喇嘛正告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