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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指挥三十军在[[靖远县]]虎豹口突破黄河天险，又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占领战略要地一条山、五佛寺。11月11日，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他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凉州]]和[[永昌]]之间同敌军恶战，歼敌4000余人。后又在倪家营子与数倍于已的敌军血战40天，予敌以重大杀伤。这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1938年11月，李先念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长。

1939年初，他率领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竹沟南下，进入豫鄂边区，深入敌后，会合和聚集中共领导的零散武装力量，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6月中旬，他参加了中共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的扩大会议，决定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和束缚，在新四军的旗帜下，统一整编豫南、鄂中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他指挥部队同日伪军进行了新街等多次战斗，使支队迅速发展到9000余人。他坚决贯彻与抗日各党派、各阶层、各部队团结的方针，扩大抗日统一战线。1939年11月，豫鄂边、鄂豫皖、鄂中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挺进纵队的建立，标志着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对此，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并证明在一切敌后地区的党均可建立武装，而且可以存在和发展。他和纵队领导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两大力量夹击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发动的反共高潮，并牵制了桂军向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的进攻。在错综复杂的敌、顽、我“三角斗争”中，他紧紧抓住民族矛盾，正确处理抗日、反顽斗争与统一战线的关系。

在孩子们眼里，李先念是一个严肃而宽容的父亲。

尽管没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李先念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严格，他甚至规定了许多不准，比如不准孩子穿背心、拖鞋上桌吃饭等等。

1954年，李先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从此他主管国家经济工作长达26年，人们称他为“大管家”。但管了一辈子钱的李先念对自己的孩子却有着明确的交代——不允许经商赚钱。

李先念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简朴，他办公室里的家具都是老旧的，有的还是他从湖北带到北京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家的人口增加，开支也增大，林佳楣要求三个子女每月各交150元的生活费贴补家用，这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晚年，李先念长期在[[北京]]医院住院，孩子们经常到[[人民大会堂]]的餐厅去打一份25元钱的汤。李先念知道后，一再叮嘱说，“别去打汤了，太贵”。

==人物逝世==

==社会评价==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坚持党性原则、谦虚谨慎、顾全大局的优秀品质。李先念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屡建奇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说：“我们一切事业的成功，是全党力量的成功，也是全体干部与群众力量的成功，决不是个人力量的成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事业，当成自己私人的家当。”他具有极强的大局观念，强调“凡是对全局有利的事情，大家都要勇于承担义务，坚决去办，而且一定要办好。凡是对全局不利的事情，即使从局部来看是必需的、有利的，也决不能办”。他把为维护全局利益而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看作是党性的体现，他说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如果我们共产党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就不可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李先念同志始终自觉维护团结、遵守党纪。他说：“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他善于发现和珍视人才，始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复强调“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不是帮派、小团体，不应该有‘山头’与地区之分，也不能以个人关系分亲疏。提拔干部只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决不允许搞歪门邪道”。他作风民主，注意倾听不同意见，善于营造使人敢讲真话、畅所欲言的氛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