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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典''' (1924.02~2010.11.05)，男，汉族，[[广西蒙山客家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广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 。他于1946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先后就读于政治系、历史系，师从[[沈从文、王铁崖]]等著名学者。1950 年毕业留校工作，跟随[[明清史]]专家[[郑天挺]]先生攻读研究生课程。1951年9月至1952年6月，随北京大学土改工作团到[[广西柳城、鹿寨]]参加[[土地改革]]。

== 个人介绍 ==

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受[[广西大学]]之聘，任史地系助教，仍留北京大学师从郑天挺教授进修[[中国近代史]]，1952年到广西大学任教，1953年转入[[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系副主任、主任，兼任广西师范大学地方民族史研究所所长。

先后出版《太平军在永安》、《金田起义》、《太平天国人物》(获广西第二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太平天国开国史》(1993年获广西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专著。主编或参与撰写《[[太平天国史]]》(丛书，21种)、《[[我的祖国]]》(丛书，4种，被教育部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指定为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获广西第四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获广西第六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广西通史》(3卷本，获广西第七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专著，发表论文80多篇。[1]

2003年10月，在广西历史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连任会长。曾任自治区社科联第一、二届委员会兼职副主席，桂林市社科联第一届委员会主席。是广西儒学学会名誉会长。

== 回忆录 ==

'''60年前北大的先生与学生'''

在广西，在桂林，钟文典老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人物了。钟老生于1924年，与梁羽生是小学同学[1] ，1946年到1950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先后就学于历史系和政治系，受教于沈从文、郑天挺、钱端升、王铁崖、俞大缜、吴恩裕、吴之春等北大诸先生。1950 年毕业后留校，任明清史专家郑天挺先生的助教，接着还攻读了他的研究生，1952年受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莼先生之邀，回到广西任教。钟文典先生是国内著名历史学家，以研究太平天国而称誉于海内外，曾任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会长等职。

6 月19日晚上，跟钟文典先生约好次日去采访，他答应得很爽快。 第二天是礼拜六，早上8点多起床来，收拾一番，整理好录音笔和相机，带上纸和笔，出门，在街口的婵娟蛋糕店买了块面包，一边啃一边打电话过去，正好是钟老接的，待报上家门，他忙一连声地抱歉:"老家要来几个客人，10点半到，今天一早才接到的电话，啊，实在很不好意思!"于是又改约周日，老先生忙说:"好好好，一定一定!"

今天得闲了，边啃面包边往回赶，回到家，打开电脑又丰富了一下采访提纲，查询几个人物的时候，刚好搜到凤凰大视野的节目，五四人物专辑，这一期正好是胡适，拍得很有意思，年纪轻轻的胡适博士，从哥伦比亚大学归来，27岁即任北大教授，提倡文学革命，宣传民主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无论登台演讲还是讲课，女学生皆掷花如雨，--其受欢迎程度竟如此。那是一个英雄登高的时代，星辰擦亮天空，民智得以启。

翌日，我又按时打电话过去，钟老说:"好，你来吧!"然后详详细细地说了一番路线图:"xx桥的南边，xx桥你知道吧?南边，第四个楼，那个中学的后门下来，门口有一对石狮子的，从那个门进，进来十几米，有个值班的木房子，你问那值班的人，他会告诉你的;他要是不在，你就再往左首走，也是十几米，三楼，出平台，再上来两层，就到了。"听他描述了这么多，我还以为有多难找，事实上却很容易，一下就找见了，似有神助。到了钟老家里坐下来，一杯茶早已经沏好了，还开了空调，看我满头大汗的，钟老拿来纸巾:"喏，你擦擦，擦擦!"眼前的钟老先生，清瘦，个头不高，穿一件白细纱T恤，束腰的裤子，很随意的装扮，一点也不像教授，倒像是邻家院子里侍弄花草的老先生。

"你写北大的那篇文章，我看过了，哎，根本的问题，是一个体制问题，但这个你不好谈啊，所以我拜读你那篇文章以后，想说这根本的问题是一个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一个是不好谈，第二个是你谈出来，恐怕也不允许(发表)，但是你不谈，问题解决不了，是不是啊?"一见面，他就说起我早前写的那篇《百年北大，何大之有》，"以前在北大，你有这个办学的自主权啊，蔡元培老先生，他不合适可以辞职不干，按照我的理念来办，我干;否则我就不干。现在你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大家抢着要干，所以这个很难进行教授治校"。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著名教育家，曾任北大校长。

和这样的老先生聊天，你会觉得时光又倒流如昨，于言辞间依稀可辨那个时代的底色，每说起一位老师，钟老都敬称之为"先生"。以前的老师不叫"老师"，叫"先生"，那真是一个温暖雅致的称谓。提到钟老读北大时的老师、北大西语系的女教授俞大缜时，他也是一口一个"先生"。世变事易，于女学问家亦称先生，这一点恐怕没有多少人讲究了吧!接下来，自然而然地，就说起两个时代大学的变迁来。钟老颇不满意现在的大学，对如今这样办大学不满，对高校评估不满，"你说评估有什么用?"他这样质问。因此，在学校的离退休老干部会上，本来走走形式的会，他就说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个是大学是不是越大越好，他持不同意见，"现在一个大学几万人，你管得了么?一个管不过来，一个你也管不好，所以最初李岚清搞那个浙江大学合并、四川大学合并，我当时就有个问号。北大那时候也没有几千人啊，北大那时候才六个学院，还有一个先修班，就是一两千人吧，理学院人特别少，一个系只有几十个人。你现在比如说，像我听说有些人，一个导师带20个研究生，而且现在的研究生有些根本就没见过导师，这个不行哩"。另外一个问题，则是评估一条杠、一刀切，大学办不出自己的特色。为此，钟老还和别人开玩笑说:"现在评估谁要多少万字、出了多少部书，我说聂耳就写了几首歌，现在谁不知道聂耳?谁不怀念聂耳?他每一首歌大家都还在唱啊，激励了几代人的么。"我亦是，现在的大学办成这样，如今的教授和学生沦落至如此，我也不想说什么，你说了又有什么用呢?陈丹青不是以辞职相逼么，又有什么用?谁都懂 "以史为鉴"，谁都会说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但是说归说，却没有人听，听了也不愿意落实--空转的历史经验，空转的教训，南怀瑾说"人类的智慧永远停留在童年阶段"，诚如斯言。

说起现在的大学生，我说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太不懂那个时代，太不懂历史，即使是读了大学，也根本没有多少东西，比以前那个年代的毕业生真是差多了，钟老深有同感:"那是的，他们经过的也很少，所以我今年我跟同学们说，你们现在太优越了，应该自找苦吃!" 又说起教授，钟老对现今的老师也十分不满:"你要是做研究，一个是要有严肃的态度，这个东西呢，是社会责任的问题，第二个呢，要有严谨的学风，第三个要有严密的方法，第四个你要有严格的自我要求，这几条你要做不到了，那你就不要谈研究，弄虚作假没用啊，剽窃抄袭没用啊，所以我现在最感觉奇怪的连院士都搞(抄袭)，所以这样你说，这个风气怎么办呐?所以我们为人师，是吧，首先你就这一条，你要正，这个最重要，中国人所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一个导师本身你师风都不正了，那就不行了。"

从钟老家出来，已经12点多了，太阳正毒，白花花的，闷热，阳光从树叶间细碎地投下来，我出神地想:60多年前的北大和西南联大，年轻的"孔乙己" 和同样年轻的"假洋鬼子"，与现代学术史上那些大师级的人物们求道论学，谈天说地，真令人久久神往。正走着走着，猛然被汽笛声一惊，前面赶上红灯转绿，几辆轿车、摩托车一起加大油门冲出去?时代，真的变了!

林东林[2] :钟家在蒙山也是名门望族了，您府上怎样?

钟文典:我父亲是秀才，17 岁中的秀才，晚清秀才，一中了秀才第三年，取消科举，所以我父亲又去学新学，数理化啊，外语啊，等等，那时候我们那蒙山叫永安州啊，永安州还属于平乐府啊，所以就到平乐第十中学去，广西省立第十中学，跟梁羽生的父亲在那里是同学，所以我说我跟梁羽生几层关系了，两个人的父亲是同学、校友，我跟梁羽生又是校友，还有亲戚关系，我的哥哥和他的哥哥是连襟。我的家庭基本上就是这样，我哥哥学的是土木工程。按祖父来说，我是我祖父第18个孙子，倒数第二个，我父亲呢，儿子就两个，我有个哥哥;女儿有几个。到我这里，私塾就没有读了，父亲有时候教一点旧学，我的母亲是个贫农，贫农的女儿，所以在家受的教育基本上就是父亲教一点，不过我母亲尽管是贫农，但对我的影响却很大，因为到底跟母亲多一点，到现在为止，我还怀念母亲对我的教育。所以这个待人接物，学习等等，都是受母亲的教育，父亲在外面工作，根本管不了。

上课第一课呢，那就是外语课，那个外语老师是个老太太，俞大缜[2] ，就是国民党那个俞大维的妹妹，曾国藩的外曾孙女。那老太太很认真，也很严格，她一看有个新同学来，她就叫我起来念，我当时还没有书喔，因为我第一天报道，第二天我就上课了，我就拿了隔壁座位的那个同学，就是傅作义的儿子，拿了他的书，念完了，那老太太不叫我坐，走下来说:"你怎么开学一个月了，连课本也没有?"她看到我桌上一样没有，我当时从南方去，普通话也说不好，当然我也不好解释啦，我就在那里听她说，她就回到讲座，马上就测验，测验呢，我笔有一杆，结果第三天放榜了，成绩单公布在图书馆面前那墙上，用玻璃柜锁住，我的名字第一个，钟文典，59.5，用红笔写的，哎呀，我一看，糟糕了，全班有三个不及格，我是一个。结果第三天又上课了，老太太又叫我起来念书，我念了，念完她就说了两句话:"你的发音不错，就是说的太快了。"然后又问我:"你现在有书了没有?怎么回事?"我就告诉了她情况，那老太太很好嘛，就说我错怪了你了。结果后来有一天，她要我到她家里去，冲了一杯咖啡给我喝，所以我第一次喝咖啡，就是在俞大维妹妹俞大贞家里喝的。北大的师生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她不说对你有成见，了解清楚情况之后她就知道错怪你了。 林东林:那俞大缜后来呢，有没有去台湾?

林东林:那时候曾招抡也在北大吧，曾国藩的孙子? 钟文典:在啊，曾招抡那个时候是教务长，曾招抡不是搞化学的么，一天到晚穿那个黄呢大褂，洞很多，那个化学药品啊，搞的衣服洞很多。他刚上班的时候呢，有个笑话，(守门员)守门口不让他进，他那个时候是教务长，要上班呐，为什么(不让他进)?穿的是破大褂，鞋又穿错了，两个布鞋穿错了，人家一看呢，还以为他神经不正常，不叫他进来，不让他进，后来人家说这是教务长啊，你不让他进?才放他进来。他讲课还可以的啊，我听过他的报告，他的报告呢，在大礼堂做的，差不多坐满人了，站着听的都有。 北大那时候是这样，只要有报告，每天差不多十几二十场，随你听，有时候挤破人的也有，有时候十几个人的也有，照样讲，不会像现在这样正规，一定要到多少人，好像是有面子，是吧，十几个人好像就不行，那时候没有。

1． 蒙山县开展纪念梁羽生、钟文典诞辰90周年 . .新华网 . 2016-12-05

2． 60年前的先生与学生 钟文典忆北大 . .凤凰网 . 2016-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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