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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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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训 编辑
李方训(1902年12月25日-1962年8月2日),江苏仪征人,物理化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 ,南京大学教授 [2] 。
1921年李方训考入金陵大学化学专业;192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28年赴美国西北大学学习;1930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执教于金陵大学;1947年代表中国化学会出席英国化学会100周年庆祝会和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的学术会议;1948年美国西北大学特邀他赴美讲学,并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1952年被任命为南京大学副校长 [3]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9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参加在葡萄牙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的学术会议;1959年患高血压、心脏病后仍顽强坚持工作;1962年,李方训病情加重,经多方医治无效,8月2日在南京逝世。享年60岁。
李方训长期从事电解质溶液性质及理论的研究,对格林亚试剂的反应机理,离子在水溶液中的物理化学性质,如离子熵、离子的极化和半径以及混合电解质溶液中离子活度系数等,做出了贡献。他先后在金陵大学、南京大学任教30余年,为中国培育了大批人才。

中文名
李方训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江苏省仪征市
出生日期
1902年12月25日
逝世日期
1962年8月2日
职 业
教学科研工作者
毕业院校
美国西北大学
主要成就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目录
1 人物生平
2 主要成就
▪ 科研成就
▪ 人才培养
3 社会任职
4 人物评价



人物生平
编辑
1919年“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李方训认为旧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在于政治腐败和科学落后。因此,他决心用自己的所学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路。
1921年,考入金陵大学,并选择了化学专业,1925年毕业,留校任教。
1928年,赴美国西北大学学习,1930年获博士学位。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国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为发展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婉言谢绝了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执教于金陵大学,不久又担任理学院院长,当时李方训年仅28岁。此后30多年中,他一直工作在祖国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岗位上。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南京岌岌可危,金陵大学内迁成都。在抗战8年期间,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加上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不仅教学处于困境,且许多科研工作被迫中止。李方训的生活十分拮据,但在夫人林福美教授的大力支持下,仍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致力于教学、科研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正如他在一篇论文的后记中所说:“抗战时期,药品缺乏,实验困难,因此必须别开途径,从前人所做实验之数据中寻找新关系,引起理论上的探讨,并指出今后实验之途径。”就这样,他以其广博的理论知识为基础,以惊人的毅力使科研工作继续下来。为了查阅文献,他经常徒步往返于成都5所高校之间。大量工整的手抄本,记录了他那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每当空袭,他总是首先带着科研资料与纸笔躲进防空洞内,继续他的思考、计算和写作。通过系统地研究电解质溶液中离子的物理化学性质,得到了一批有独创性的成果。在这期间他连续发表了有关离子的水合热,水化熵,离子的表观体积、等张比容、离子的极化和半径、离子的抗磁性和磁化率等十几篇论文。他的科研成果和克服困难的毅力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赞誉。
1947年,李方训代表中国化学会出席英国化学会100周年庆祝会和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的学术会议,参加了各种学术活动,并和当时世界知名的学者如鲍林(L.Pauling)等建立了友谊。
1948年,美国西北大学特邀他赴美讲学,为了表彰他在电解质溶液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同年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并赠予金钥匙。
1949年,李方训再次谢绝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科研和教学机构的邀请,坚决留在祖国。与此同时,他的夫人林福美也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克服重重阻力,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怀抱。
李方训在政治上追求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不满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同情革命,在白色恐怖下多次积极支持、营救进步学生。例如1935年12月,“一二九”学生运动波及南京,金陵大学进步学生起而响应,学校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形势紧张。李方训不畏强暴,与八位教授一起出面交涉,迫使当局撤走军队,保护了学校中的进步力量。在南京解放前的历次学生运动中,他作为学校的负责人,想方设法应付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和搜捕。他处境的艰难和维护革命力量的行动,深受爱国师生的关怀和敬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使他深受鼓舞。
1952年南京大学与金陵大学合并,李方训被任命为南京大学副校长。他除了担任化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外,还承担了全校的教学和科研的规划工作,任务繁重。
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6年9月,他作为我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参加在葡萄牙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的学术会议。在当他发现有人妄图制造两个中国时,当即提出抗议并率团退出会场,挫败了敌视新中国的阴谋。
1949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5年起任民盟中央委员。
1959年,由于长期繁重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患高血压、心脏病,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
1962年5月20日,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他抱病阅读了大量文献,做了题为《电化学的六十年》的长篇专题报告,从阿伦尼乌斯(Arrhenius)一直讲到当代溶液理论的新进展,从国外的动态讲到国内的情况,并展望了今后国内发展的远景。他以翔实的材料和精辟的论断,赢得了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但没有料到这就是他最后一次的公开学术报告,两个多月后他就因心肌梗塞而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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