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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炎''' （唐武宗））

== 生平经历 编辑 李炎 == === 早年经历===

 文宗即位以后，一度想立长兄唐敬宗皇帝之子晋王 [[ 李普 ]] 为嗣，可是晋王李普于公元828年（太和二年 大明宫 ）六月5岁时夭折，文宗追赐他为皇太子。一直到了太和六年十月，他立了自己的儿子鲁王李永为太子，第二年八月举行了册礼。唐文宗宠妃杨氏不满意太子 [[ 李永 ]] ，一直谋求废掉他，鉴于朝廷上阻力重重，没有成功。公元838年（开成三年）十月，李永暴死，使此事划上了句号。 皇太子知死，使唐文宗很是伤感，认为自己枉为天子却不能保全儿子的性命，他除了追赐儿子为“庄恪太子”外，还把火气发到太子身边的宫人身上，从此文宗抑郁成疾。公元839年（开成四年）十月，文宗没有同意杨妃立弟弟安王李溶的提议，而是立了唐敬宗的第六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还没有来得及行册礼，唐文宗就患病了，太子之争也由此开始。 [2] 李炎幸登帝位公元840年（开成五年）正月初二，唐文宗密旨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监国。但是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贪图拥立之功，以太子年幼多病难当重任为由，提出重立皇太子。宰相李珏据理力争，奈何手握神策军的仇士良、鱼弘志假传圣旨，将唐文宗的五弟颍王李瀍立为皇太弟，从十六宅迎入宫中。太子李成美仍然以陈王的爵位退居藩王府邸。唐文宗驾崩之后，颍王柩前即位，是为唐武宗。武宗即位后，将已过世的生母韦氏追册为皇太后。次年，改元“会昌”。会昌二年四月丁亥（二十三日，公元842年6月5日），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初一，群臣上徽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会昌六年三月壬寅（初一日，公元846年3月31日），下诏改名为李炎。 [2] 李炎 === 知人善任===唐武宗迷信道教，周围经常有一批道士相往来，比起纯粹生长在深宫中的皇子来说，他多了一些观察社会的机会。与唐文宗不喜欢声色歌舞不同，武宗经常骑马游乐， 太液池 还常常带着他宠爱的那位邯郸舞伎出身的王才人到教坊饮酒作乐，与乐人谐戏，就好像老百姓家的宴席一般。但武宗又和敬宗无节制地游乐不同，他并没有沉湎其中，声色自娱过程中他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因此耽误了国家大事。他读书虽然不如文宗，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书生意气和迂腐，能够面对现实，很多时候他敢于向宰相当面认错，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使得他们君臣在会昌年间内忧外患交织的时刻，能够沉着应付，度过难关。 [2] 李炎 === 加强皇权===唐武宗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劝说下，将唐文宗的妃子杨氏、陈王成美、安王李溶等潜在的政治对手赐死。 [3] 在公元840年（开成五年）八月为文宗举行的安葬典礼上，仇士良又把枢密使刘弘逸等杀死，以解除对其权势所造成的威胁。 宰相 [[ 李珏 ]] 、 [[ 杨嗣复 ]] 被罢相贬往外地，武宗本来已经下令将二人处死，但在李德裕的强烈请求下，赦免了他们的性命。唐武宗重用李德裕， [[ 仇士良 ]] 更加恐惧，于是声称“宰相作赦书，减禁军缣粮刍菽”，想要煽动禁军驱逐李德裕，唐武宗派使者给禁军谕旨说“赦令都是来自朕的意思，与宰相无关。你们敢这样？”，禁军都被震慑住了，恢复了平静。仇士良惶惑不自安。公元843年（会昌三年），仇士良以老病为由提出退职，武宗也就顺水推舟，解除了仇士良的军权。仇士良退职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这样，武宗剪除了宫中的宦官势力，加强了皇权。 [4] [2]  李炎 === 会昌中兴===唐武宗在位时，任用李德裕为相，对唐朝后期的弊政做了一些改革。武宗崇信道教，于公元845年（会昌五年）下令拆毁佛寺，没收大量寺院土地。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这段唐朝中后期较为平稳的一段时间，被史学家称为会昌中兴。 [5] 李炎 === 因病去世===

== 为 政 治举措=====削弱宦官势力=== ● 武宗在位期间，任用宰相李德裕，在执政期间，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发挥较好，因而宦官的势力被 削弱 了。在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四月，大 宦官 头子仇士良见武宗日益亲重李德裕，仇士良更加恐惧，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作赦书，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欲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德裕闻讯后立即向武宗面奏此事。唐武宗遣使者到神策军（禁军）去宣布御旨：“赦令是朕的意思，一切都是朕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你们敢这样？”将士们被震慑住了，恢复了平静。仇士良惶惑不自安。  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以后，只好惶恐地向武宗谢罪。在仇士良的阴谋被挫败后，唐武宗没有乘 势 力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以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对他的态度，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以退为进，以身体有疾提出了辞职。唐武宗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内侍监。内侍监没做多久，基于大势已去，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致仕。仇士良退职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 会昌元年唐武宗前往泾阳县围猎。乙卯（二十五日），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在紫宸殿劝阻武宗说：“陛下近来游猎逐渐频繁，出离京城也太远，早出晚归，荒废了朝政。”武宗脸色一变，承认错误。高少逸等人退出后，武宗对宰相们说：“朝廷设置谏官的本意，就是让他们直言朝政得失，朕愿常常听到。”李德裕等宰相齐声祝贺。己未（二十九日），唐武宗擢拔高少逸为给事中，郑郎为左谏议大夫。 [2] 公元843年（会昌三年）唐武宗派人以贪渎罪为由在仇士良家中检查，发现几千件兵器。于是，武宗下诏，削除仇士良的官爵，籍没其家。 ===严刑峻法===唐武宗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严刑峻法为中心，对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进行严惩，并且在会昌四年对冗官进行了裁减。公元844年（会昌四年），唐武宗听从李德裕之言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本着“治理乱世，使用重刑”，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绝不姑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贪污纳贿乃官僚队伍腐丵败现象中最为人们痛恨的行为。公元840年（开成五年）正月，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在开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除了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官员贪赃枉法，这些人不予释放，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轻重，全部释放。”李德裕入相后，肃贪廉政建设就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 公元841年（会昌元年）正月，武宗下诏：“朝廷刑罚，理当一视同仁，官吏贪赃枉法，不应该有特殊待遇，内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脏物丝绢三十匹，全部处以极刑。”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即处以死刑。这样以诏敕的形式，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不难看出武宗君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考诸史籍，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始终没有放松，而是一贯严惩不贷，保持肃贪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四月，武宗加尊号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公元845年（会昌五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并说，“除去恶人，进贤纳士，将命令执行起来，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与罪犯，这好比天降神灵，廉政建设也有所成效”。显然是对会昌年间严惩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誉。 关于会昌时期的廉政建设，举措值得称赞的尚有以下事，公元841年（会昌元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请调整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丧葬事，以为官员大办丧事，难免借机变相受贿行贿，堕败政风，对此进行限制，无疑有助于政风的廉洁。唐代官俸不高，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养家糊口，还有许多地方薪俸发放不及时，这样就难免心生他念，转而刻剥于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内轻外，多个愿到外地为官，特别是不愿到边鄙之乡或气候等条件恶劣之地任职，结果造成了京师及一些繁华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则缺官少吏。为解决这个问题，开成五年三月，武宗即位不久，就下制调整百官俸料。李德裕入相后，这项工作就具体展开了。会昌元年中书门下上奏：“河东、陇右、鄜坊、邠州等离的较远，给他们多加俸禄。自后听访闻户部所给零碎俸禄，也不及时，观察使私吞部分，都用到别处，加了俸禄，却给不了远方的官吏。臣等商议，希望今日以后，命令户部以实物仍及时支遣，每个地方都派观察判官专判这项工作，按月分放，不能用在别处，如果有违规，观察判官会被远贬。”保证官员的薪水及其按时发放，乃是稳定官吏队伍至关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偏僻之地，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官员能否安心于本职工作。会昌时期严格薪俸发放的管理，就是试图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来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  ● 又据史载，武宗君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赴京赶考的的官人都有债务，上任是才还债，以至于他们贪赃，罔不如此。……债务的积累，古时便亦是这样，和现在的也都差不多”。单靠 严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决的。既然贪污的产生与俸禄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就必须从他们的实情出发解决其实际的困难，如为解决官吏的京债问题，会昌时增加了他们的薪俸，同时国家借款给他们以偿债，“月选官允许借钱，可加给两月俸料，待遇优厚”，给官吏养廉银以促使其奉公守法，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赃枉法问题，但一定有其积极的作用，历史上有许多王朝都曾采用过给养廉银以杜绝贪污这个办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会昌年间的吏治建设，虽然没能最终扼制李唐王朝渐近衰落的趋势，但会昌朝局在整个中后期，还算相对景气的一个时期，其间所以能取得对回鹘战争的胜利，并平定了泽潞镇，与此都不无关系。王士禛谓“武宗的时期，几乎恢复开元、元和的盛世”，虽稍嫌溢美，但会昌朝政确有可取之处，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顿与建设方面，则断然无疑。 ===加强相权=== ● 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封建国家的中枢体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力，“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宰相辅佐的好坏，其权力行使充分与否，对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影响很大，直接关系到朝政的优劣。  因此，皇甫湜在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就曾上书直谏，指出时政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股肱不得而接，爪牙不足以卫，其危甚矣”，也就是说，宰相及侍从官的失职与不得实权，乃是朝政日堕的原因，基于此，他建议宪宗应该“日延宰相与论义理”，即经常同宰相商议国事，保证他们能真正拥有辅弼的实权。 我们知道，随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安史乱后，唐初那种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政务中枢的体制逐渐解体，终至被翰林院、枢密院和“中书门下”（政事堂）组成的新中枢所取代，相权随而渐遭削弱。特别是“甘露之变”以后，“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文宗开成时期的宰相更是近乎宦官专权的附属品。 因此，会昌时期李德裕 加强相权的做法，对于抑制宦官权力扩张，提高朝官的声威，保证政令统一出自宰相府，就有很明显的积极作用，至少客观上有这个效果。  公元840年（开成五年）九月，李德裕入相不久，即向武宗进言为政之要，其中很重要的两点就同相权有关。他认为应该政归中书，保证宰相确有辅弼之权，但同时他又建议限制宰相的任期，宰相在位时间不宜过长。  他说，“政去宰相则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节宰相惟奉行诏书，所与国事者，李齐运、裴延龄、韦渠牟等，迄今谓之乱政。夫辅相有欺罔不忠，当亟免，忠而材者属任之。政无它门，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积纤微以至诛贬。诚使小过必知而改之，君臣无猜，则谗邪不干其间矣。……开元初，辅相率三考辄去，虽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权乃十九年，遂及祸败。是知亟进罢宰相，使政在中书，诚治本也。” 通过这种既切实保证相权，又加以一定限制的做法，就可以使宰相很好地行使自己的参政大权，干好统率百官的工作。加强相权的另一重要举措是，恢复了中书舍人参与台阁常务的权力，“会昌末，宰相李德裕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 === 清理入仕门径===[[File:Timg77==.jpg|缩略图|右|350px|李德裕]] 唐末人[[刘允章]]曾上言，陈述唐后期的弊政，指责仕途太滥；[[范祖禹]]也认为唐末仕途太滥，实系当时一大弊端，其祸不在割据之藩镇和专权的宦官之下。因此，整顿吏治就必须追根溯源，找出腐丵败的根由，然后施以救治之方。会昌期间，对选拔官吏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企图从官吏来源入手，加强官僚队伍建设。为此，李德裕主要采取了以下对策。 首先是严格进士覆试制度，提高铨选质量，选拔真才实学。进士科是唐代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门径，曾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随时间的流转，“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 [2] ，其弊端也日趋明显。 有鉴于此，公元843年（会昌三年）正月下敕文，“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自今已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人数，每年止于二十五人”，这样做，虽难免依权弄法，徇私舞弊现象的存在，但不拘一格、选拔真才实学确也收到一定效果，史言“李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即此谓也。 又如，公元844年（会昌四年），王起知贡举，放及第二十五人，续奏五人才堪及第，结果由于覆试，只录取一人；五年二月，谏议大夫陈商知贡举，放及第三十七人，三月白敏中奉敕覆试，结果覆落七人。这样严格选举，自然有助于官僚队伍素质的改善。 其次是对新科进士的实授，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四月，武宗下敕：“准太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进士初合格，并令授诸州府参军，及紧县尉，未经两考，不许奏职。盖以科第之一，必宏理化，黎元之弊，欲使谙详。近者诸州长史，渐不遵承。虽注县寮，多糜使职。苟从知己，不念蒸民，流例寝成，供费不少。公元842年（会昌二年）选格，改更新条，许本郡奏官，便当府充职一人，从事两请，料钱虚占。吏曹正员，不亲本任公事，其进士宜至合选举，许诸道依资奏授，试官充职，如奏授州县官，即不在兼职之限。” 按，进士中举以前，由于经年苦读，无暇过问闾里疾苦，故对民情并不谙熟，像从前那样辄及第即除授正职，就难免出现“苟从知己，不念蒸民”的情况。当然，这不是举子们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有门荫可以依靠，惟以伏案经年才有跻身仕途的机会，他们的不谙民情，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乃是社会制度造成。  针对这个实情，规定须经两考，方可实授，则多少可以避免敕文所说的弊端。另外，从敕文中可以看出，对诸道奏授官也作了一定的限制，关于这一点尚有更为详备的规定，“近日诸道奏官，其数至广，非惟有侵选部，实亦颇启幸门。向后淮南、两浙、宣、鄂、洪、潭、荆、襄等道，并不得奏请。其三川边镇、河南北地远官，无选人肯去，阙员稍多处，即任量切奏请，仍每道一岁不得过七员”。诸道奏授官过多，不仅造成“料钱虚占”，“供费不少”，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同时也“颇启幸门”，使得恩非出于朝廷，权则归于私门，容易形成地方集团势力，影响朝廷威信。对此加以限制，不仅可以避免上述情况，也可以增强中央政丵府的凝聚力。 对策之二是，对官宦的门荫特权进行了限制，并严格控制官员的兼职范围，防止堕政害民，提高官吏队伍的素质。唐人入仕之途甚多，除通过科考以外，利用门荫特权入仕者，其数亦不在少，详情见诸《新唐书·选举志》。  科举取仕固不免流弊，但较门荫取仕，则其优点十分显明，因为凡参加科选者，必然要经过多年寒窗苦读，不似有门荫特权的子弟，可以不学无术而凭父祖的功勋劳绩，直接获得禄位！他们之中虽不乏杰出英才，但较之纨裤子弟，则实为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四月，武宗下敕，其中云：“今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今日已后，只放正身一人差使，其家下并不在影庇限。……高秩峻级，荣荫子孙，盖宠劳能，著存令式。近者渐寡廉朴，多补名身。不独假荫近房，兼有规求厚利。选曹既阙磨勘，长吏不闻纠绳。此弊公行，吏途太滥，自今后并须准格用荫，人数年限，不得逾越。委吏部及御史台严加宽察。据其选授官列本道本州，须审磨勘，稍疑渝滥，及察知冒卖资荫，便收禁牒报有司。” 从中可知，门荫特权，尤其是滥用、冒用门荫特权，已成为中晚唐社会一大弊病，因为那些豪门子弟往往是“自幼授官，多不求学，未详典法，颇有愆违”，不仅造成“吏途太滥”，而且还由于“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使许多人得免差役赋税，这样势必影响政丵府的财政收入。 因此对门荫特权加以限制，不但能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还可以扩大国家的财源，增加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会昌时期人口有显著的增长，恐怕与限制官宦的荫庇权，使许多人口重入国家户籍，也不无关系。因此，可以说，会昌年间明令限制门荫特权，规定必须严格执行用荫标准，对于避免或减少“其中亦有影庇，真伪难分”，肃净官吏队伍有着积极的意义。=== 正风肃纪，加强监督===为整肃政风，会昌时期严禁官员无节制的游宴，并取缔了进士曲江集宴。我们先来看武宗公元841年（会昌元年）三月所下的一道诏书，“州县官，比闻纵情杯酒之间，施行喜怒之际，致使簿书停废，狱讼滞冤。其县令每月暇日，不得辄会宾客游宴。其刺史除暇日外，有宾客须申宴钱者听之，仍须简省。诸道观察使任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励清规，以为程法。” 唐代官吏按规定都有宴会钱，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不正常的消费活动，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官员往往游宴无度，如此不仅造成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也助长了奢侈之风，堕败社会风气，在民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而更重要的是，官吏因嗜酒贪杯，耽误办公，严重影响了政丵府机构的办事效能！诏书所谓“致使簿书停废，狱讼滞冤”，史不绝书，兹举一例，“王源中为户部侍郎、翰林承旨学士，性颇嗜酒。尝召对源中，方沉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怀忧，殊无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终不得大任，以眼病求免所职。”以如此醉生梦死之人掌握政权，国家何以得治？因此，武宗下诏禁止官员游宴，其意旨就在于促进政风的廉洁和政丵府形象的改善。 关于罢进士曲江集宴，史书载之甚详，“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其制，序立西阶下，北上东向；主人席东阶下，西向；诸生拜，主司答拜；乃叙齿，谢恩，遂升阶，与公卿观者皆坐；酒数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会，题名席，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 有人认为李德裕是出于“尤恶进士”才罢曲江宴会的，唐末五代的笔记小说更是众口一辞，以为纯系出于一己之好恶而为之，我以为此说不正确。德裕确实说过进士浮华，根艺不实之类的话，但奏罢曲江宴，“尤恶进士”并非主要原因，德裕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动机，还是为了防止官僚小集团的形成。若非如此，他完全可以利用独掌朝政之机，控制科举选士，使恩出己门，组成自己的势力集团。

● === 打击藩镇——加强中央集权===[[File:Timg (1)234.jpg|缩略图|右|350px|唐武宗]]公元841年（会昌元年）九月，卢龙军乱，陈行泰杀节度使史元忠，自主留后，遣监军傔以军中大将名义上表朝廷求节钺。李德裕不允，他对唐武宗说：“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宋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放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傔，勿遣使以观之。”果然不出德裕所料，军中杀行泰，立张绛，再求节钺，朝廷仍然故意拖延。后雄武军使张仲武请发兵进击张绛，武宗恩准，遂以张仲武知卢龙留后。李德裕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很快地平定了卢龙军乱。 在平定了卢龙军乱不久，又发生了昭义镇对抗朝廷的事件。公元843年（会昌三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欲仿效河朔三镇惯例，要求袭任节度使职务。当时反击回鹘侵扰的战事刚刚结束，在武宗与宰相讨论此事时，宰相多认为回鹘余烬未尽，边境还要加强警备，再讨伐泽、潞，恐怕国力难以支持，主张同意刘稹的请求。谏官和群臣也都表示赞成。李德裕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他说：“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他还进一步分析说：“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李德裕还向武宗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胸有成竹地说：“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武宗听了，高兴地说：“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于是决定对昭义镇用兵。 李德裕奉命起草诏书，谕令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要为朝廷立功，为后代造福，并派李回前去传旨，李回抵达河朔地区后，何弘敬、王元逵、张仲武都佩带到城外迎接，立在道路的左边，恭恭敬敬地等候李回。李回到达后，他们让李回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也不敢让人为自己牵马。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朔地区的藩镇还没有对朝廷的使者如此恭敬过。李回既能明辨是非，而且很有胆量，三个藩镇节度使都表示服从朝廷诏令。接着便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合力讨伐，并决定于七月中旬，各道兵马一齐进发。 李德裕总结了贞元、太和年间朝廷伐叛的经验教训，一是各藩镇出兵才离开边境，军饷便由国家负担，则藩帅迁延不再进军；或是取得一县或一栅寨，都以为胜捷，也逗留不前，因此多是出兵无功。这次刚一进兵，李德裕即奏请武宗，命王元逵径取邢州，何弘敬直取鄜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不攻取县邑。因此，各路兵马似尖刀一样，直插入叛镇的心脏地区。二是监军干预军政，束缚了将帅的手脚，指挥不力。李德裕又和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定，监军不得干预军事，只取少数兵自卫，赏罚与将帅一视同仁。这样“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  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出兵迟缓，唐武宗诏命忠武军王茂元向魏博方向移动，何弘敬大惊，怕引起内部军变，仓皇出师与刘稹开战。 李德裕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随时注意前线作战的进展情况，善于抓住薄弱环节，及时正确地处理一些军务。当他发现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从徐州出发以后，行动迟缓，尚未交战，便立即上奏武宗，认为[[李彦佐]]顾望不前，没有讨叛的意思，及时改派骁将石雄取代他。石雄代替李彦佐后第二天，即进击乌岭，连破五寨，俘杀叛军数以千计。王元逵进击尧山，又击败了刘稹的救兵，立了战功，李德裕则立即奏请武宗，加授元逵同平章事，大力表彰他的功劳，以激励他将。八月，昭义大将李丕前来投降官军，当时有人怀疑他是诈降，李德裕对武宗说：“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问诚之与诈！且须厚赏以劝将来，但不要置之要地耳。”这一做法，有利于分化瓦解叛军。九月，叛将[[薛茂卿]]攻破科斗寨，俘虏官军河阳大将[[马继]]等，劫掠并焚烧了十七个小寨。当时，人情汹汹，还有人扬言刘从谏在世时，蓄养了精兵十万，粮草足用十年，难以攻取，武宗也有些动摇。李德裕则坚定不移地说：“小小进退，兵家之常。愿陛下勿听外议，则成功必矣！”武宗听后，当即对宰相们说：“为我语朝士，有上疏沮议者，我必于贼境上斩之！”于是朝官们遂安定下来。李德裕感到河阳兵力较弱，一旦被叛军击溃，将影响整个战局。他奏请武宗，马上从忠武军调拨五千人，增援河阳军，并请求武宗赐甲一千副，弓三千张，弦箭三万支，陌刀二千口，绢三万匹，及时补足了军事装备，很快稳住了阵脚。 正当官军大举讨伐昭义镇时，十二月，在调动太原横水戍卒时，因赏赐不足，军士哗变，他们推都将杨弁为首，攻占了太原。这时，朝廷中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建议两地都要停止进兵。 公元844年（会昌四年）正月，被武宗派往太原以观察虚实的中使马元实，接受了杨弁的贿赂，回朝危言耸听，大肆为杨弁虚张声势，说杨弁兵多将广，列队长达十五里，盔甲刀戈，耀眼夺目，且物资充足，扬言不可讨伐。李德裕明察善断，当场诘问得马元实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李德裕上奏武宗说：“杨弁微贱，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即时请下诏，调兵进击杨弁，河东监军吕义忠召榆社本道兵，榆社戍兵，闻朝廷令客军取太原，恐妻孥亦遭屠戮，乃情愿还兵平乱。可巧吕义忠奔至行营，遂拥回太原，攻入军府，立将杨弁擒住，所有乱卒，悉数诛夷。弁被槛送京师，当然处斩。杨弁的兵变失败了，从而也坚定了百官对讨伐昭义镇的信心。 在讨伐昭义镇的过程中，李德裕还善于听从部下的正确建议。其年闰七月，李德裕听取了镇州奏事官高迪的意见，曾有效地对付了叛军的“偷兵术”，并令镇、魏兵“进营据其要害”；他还听取了刘稹心腹、降将高文端的合围泽州、断绝固镇寨水道和招降鄜州守将王钊的建议，都取得了成功。 李德裕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加快了讨叛战争的进度。八月，邢、洺、磁三州先后投降。刘稹的部将郭谊、王协见势不妙，遂谋杀了刘稹，投降唐军以赎罪。李德裕识破了郭谊等人的策略，认为刘稹年幼无知，昭义镇之所以敢对抗朝廷，郭谊等人是罪魁祸首，如果不加治罪，怎能惩治恶人？武宗赞同他意见，命石雄进入潞州，将正在等待朝廷授予节钺的郭谊、王协等祸首，械送京城。  唐武宗平昭义之乱是唐王朝干涉地方藩镇割据的最后一次胜利，对于提高唐中央朝廷权威和增强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战争结束后各路割据藩镇重新遵守朝命,唐朝在形式上获得了统一。 === 击败回鹘——稳定漠北=== 公元839年（开成四年），回鹘国宰相安允合、特勒柴革密谋作乱，被彰信可汗觉察后诛杀。另一宰相掘罗勿正率兵在外征战，恐被株连，以马300匹贿赂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借沙陀兵共攻彰信可汗。彰信战败自杀，国人立（厂盍）馺特勒为可汗。时草原发生疾疫，遇大雪，羊马多死，回鹘遂衰。 公元840年秋，回鹘别将句录莫贺为彰信复仇，引黠戛斯骑兵10万进攻掘罗勿，大败其众，杀掘罗勿和馺可汗，焚烧可汗牙帐，回鹘诸部四散逃亡。可汗弟咀没斯和宰相赤心、仆固、特勒那颉啜各率其众抵天德军（治大同川，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驻地，请求归附内地，十月十四日。天德军使奏报回鹘兵侵逼西城（唐西受降城，今内蒙河套地区），连绵60里，不见其尾，边民恐惧不安。唐武宗乃诏命振武节度使刘沔屯兵云迦关。 南迁回鹘分为两支，一支是牙帐附近的13个部落拥立王子[[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南保错子山。另一支由可汗兄弟[[嗢没斯]]等及其相[[赤心]]、[[仆固]]、[[特勤那颉啜]]等统率。两支南迁回鹘共二十七个部落，多达三十万人。南迁回鹘内部除彰信可汗之叔[[乌介特勒]]（后被立为可汗），尚有宰相八人，将军八人，尚书两人，彰信可汗的弟弟嗢没斯（史书上未记载彰信可汗有儿子，而回鹘汗国晚期大多是兄终弟及，因此嗢没斯很可能是汗位继承人），可汗姊一人，回鹘公主一人。而西迁的一支只有宰相一人，可汗外甥庞特勤一人。九月，唐廷诏命河东、振武军队严加防范，并给乌介谷米2万斛，助其度荒。十一月，回鹘乌介可汗带兵劫杀了送唐太和公主南归的达干等人，把公主作为人质，向南穿过戈壁，屯兵天德军境上。乌介可汗又派人上表唐廷，提出暂借振武军一城居住。十二月，唐武宗命右金吾大将军王会等人前往慰问，赈济米2万斛，委婉拒绝其借城要求。不久回鹘再次奏请赈济粮食，要求寻回被吐谷浑、党项掠夺的人口，并再次请借振武城。武宗诏谕城不能借，其他可以应接处理。为防备回鹘突然入侵，唐命刘沔为河东节度使，金吾上将军李忠顺为振武节度使。三月，回鹘咀没斯诱杀了内部劲敌赤心和仆固。那颉啜收留赤心之众7000帐向东逃去，侵掠唐边。四月二十日，咀没斯率特勒、宰相等2200余人归顺唐廷，被任命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 那颉啜率其部至幽州境，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奉密诏讨击回鹘，遣其弟张仲至率兵3万迎战，大破回鹘军，斩首不可胜计，全部收降其7000帐，张仲武杀戮收擒近九万回鹘人，那颉啜逃遁，后被乌介可汗擒获斩杀。挟战胜余威，张仲武派大将石公绪兵进契丹、奚两部，尽杀回纥监使八百余人，从而恢复了唐王朝对两个部落民族的管辖。 这时，乌介可汗虽势力衰微，但仍号称有兵10万。牙帐设在河东大同军以北的阊门山。八月，乌介可汗率兵南下，突然进入大同川，掠夺杂居在河东的戎狄各族牛马数万头，转战至云州城下，云州刺史张献节闭城自守。初九，诏令征发陈州、许州、徐州、汝州、襄阳等地屯兵进屯太原和振武军、天德军等防地，待来春再出兵驱逐回鹘。九月，唐命刘沔兼任招抚回鹘使，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唐各道兵马集结于太原，刘沔率兵屯防雁门关。乌介可汗兵临振武，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3000骑兵袭击回鹘牙帐，刘沔亲率大军随后跟进。石雄到达振武城后，派人 从城里向城外挖凿10余个地道，于半夜引兵从地道杀出，直攻可汗牙帐。唐军进至其帐下，回鹘兵才发觉，乌介惊慌失措，弃辎重逃走。石雄率兵追击，十一日，在杀胡山，唐军大胜。回鹘兵被斩首万人，收降2万余人，乌介被枪刺伤后带数百骑向东北方向逃去，归附黑车子族，其溃散部队3万多人向唐朝幽州军投降。三年后，乌介可汗被黠戛斯追击时，被部下所杀。那个强盛时曾经“东极室韦、南控大漠、杀白眉可汗、盘马古匈奴地”的回鹘汗国衰散四迸，再也不成气候。此后，唐北部边境一直安定了三十多年。会昌年间黠戛斯也向唐称臣，唐朝也重新控制了奚，契丹等族。 === 谋划西域——稳定边疆===唐廷以回纥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遂以给事中刘蒙为巡边使，命其储备兵器、军粮，侦察吐蕃边防屯兵众寡，以为收复之备。 安史之乱时，负责管理西域的安西四镇的大部分唐军被抽调回内地。但留下的少数人在同唐朝廷交通受阻断绝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在西域坚守四镇。一直坚持到四十多年后，即唐宪宗晚期唐朝势力才退出西域。回鹘汗国覆亡后，黠戛斯民族占据了安西和北庭都护府。黠戛斯人对领土野心不大，再加上和唐朝关系要好，共同消灭了回鹘汗国，而黠戛斯当时即将成为唐朝名义上的藩属国。因此黠戛斯有意将安西和北庭交还给唐朝，而雄心勃勃的唐武宗也想借机光复西域，任命赵蕃出使黠戛斯，要求把安西、北庭归还唐朝。宰相李德裕等人上言说：“安西离京城长安七千多里，北庭五千多里，假如黠戛斯归还，朝廷就必须重新设置都护府，征发一万名唐兵防守。不知道这么多的兵力从哪里征发，军需物资从哪条路打通运输。这实在是耗费大量的钱财去换取一个收复失地的好名声，恐怕不妥。”武宗于是暂且搁置，但武宗为收复西域做了准备打下了基础，收复西域一直到唐宣宗时期才完成。  ==经济==禁止官吏经营质库业，不准与民争利，以改善政丵府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会昌五年赦文：“古代享受俸禄的家庭，仅仅实用俸禄就好，不和别人争夺就业的机会，这样大家都可以获利，每一户人家都可以自足。如果知道有人既做官有做商人放置高利贷，与老百姓争夺利益。今后将会被禁止。仍委御史台察访上奏。”当然，官吏私营高利贷业，影响了政丵府的高利贷收入，很有可能是武宗下敕断禁的主要原因，但此举至少在客观上有廉洁官僚队伍的作用，会昌年间，唐代的户口比安史之乱期间增加了一倍多，人口也逐渐出现了恢复的趋势。==文化== [[File:Timg1133.jpg|缩略图|右|350px|唐武宗大规模的灭佛]] [[File:U=1195592499,2648018055&fm=15&gp=0.jpg|缩略图|右|350px|唐武宗大规模的灭佛]]从会昌元年，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请，先后沙汰了部分僧尼，拆毁了天下小寺山房、兰若等，对僧尼的一些活动也进行种种限制。会昌二年，曾下令发遣“保外无名僧”，不许置“童子沙弥”，并令原是“杂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还俗；同时，还下令不许僧尼无限止地占有奴婢，规定僧限留奴一人，尼留婢二人。公元843年（会昌三年），废除了摩尼大慈恩寺寺，杀摩尼师，财产没入官府。会昌四年，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并拆毁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凡所拆毁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还俗，送归原籍等等。 从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公元844年（会昌四年）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到公元845年（会昌五年），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祆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 武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主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寺院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同时僧人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造成田荒民饥等后果，影响国家稳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击佛教。 [10] 会昌禁佛是继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后对佛教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后来长芦颐师写诗哀叹：“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还家塔寺空。”它沉重地打击了日益盛行的寺院经济，解放了劳动力，也符合人民的愿望。当毁佛的诏令一下，天下闻风而动，派出的“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及屋基耕而之”。开源还要节流，李德裕又大刀阔斧地裁撤冗官，公元844年（会昌四年），他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大大缩减了有关开支，会昌中兴确确实实地实现了，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杜牧]]很赞赏[[李德裕]]毁佛的举动。 为了储备物资，加强边防，公元845年（会昌五年）九月，唐武宗经李德裕建议而设置了“备边库”，要户部每年从赋税中储入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从盐铁税中储入钱帛十二万缗匹，第二年减少三分之一；凡是各道进奉的助军财货也一概储入，并以度支郎中主管此事。 ==外交==公元841年（会昌元年）七月，敕：“归国新罗官、前入新罗宣慰副使、前充兖州都督府司马、赐绯鱼袋金云卿，可淄州长史。” 公元842年（会昌二年）九月，契丹酋屈戍始复内附，拜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于是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为易回鹘所与旧印，赐唐新印，曰“奉国契丹之印”。]]同年，吐蕃赞普卒，十二月，遣论赞等来告哀，武宗诏以将作少监李璟吊祭之。南诏遣使来朝贡。 公元844年（会昌四年）二月，黠戛斯遣将军谛德伊斯难珠等人入贡，言欲徙居回纥牙帐，请发兵日期和集会之地。武宗赐黠戛斯可汗诏书，喻意如今秋可汗击回纥、黑车子时，朝廷当令幽州、河东、振武、天德四镇出兵要路，邀击其逃亡之众。然后，即依回纥旧例，册命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