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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任继愈]]</big>'''（1916.4.15-2009.7.11），字又之 ，山东平原人。</p style=text> 著名[[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师从[[汤用彤]]、[[贺麟]]。1942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p > 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专著有《[[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中国哲学史论]]》、《[[ 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 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 老子全译]]》、《[[ 老子绎读]]》等；主编有《[[ 中国哲学史简编]]》、《[[ 中国哲学史]]》、《[[ 中国佛教史]]》、《[[ 宗教词典]]》、《[[ 中国哲学发展史]]》等。此外，还主持《[[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中华大典]]》等的编辑出版工作。</p > 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p > 1955-indent：2em;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p > 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p > 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并于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他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并曾多次在国外讲学并进行学术访问。</p > 于1987年至2005年1月年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是学术界的代表，并担任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曾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p > 1991年6月，任继愈先生应邀出席了在山东省广饶县举行的“孙子学术研讨会”，和其他150余名与会专家共同揭开了关于孙子故里的千古之谜，确定山东省广饶县即为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思想家、《孙子兵法》作者、兵圣孙武（孙子）的故里。会上，任继愈先生被推选为中国孙子与齐文化研究会会长，并被聘为广饶县孙子研究中心特邀顾问。</p ><p style=text-indent：2em;> 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p ><p style=text-indent：2em;> 任继愈先生一生简朴，嗜好不多，除了酷爱藏书之外，就是一枚爱不释手的汉玉把件双面[[ 马驮金]]。很为世人称道。</p >

<p style=text-indent：2em;> 继愈先生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解放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七十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他在《寿命最短的黄老学派 效应长久的黄老思想》一文中，指出“司马迁的《史记》把老子与韩非合在一起，写成《老子韩非列传》。古人曾指责司马迁分类不当，认为老子不应与韩非摆在一起，其实两任继愈家有相融相通处，《史记》的安排并不能算错，而且是可以理解的。”</p ><p style=text-indent：2em;>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4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继《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p ><p style=text-indent：2em;> 任继愈先生第三项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说”，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理解和赞同。</p ><p style=text-indent：2em;> 任继愈先生的第四项学术贡献，是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从上任继愈年轻时</p ><p style=text-indent：2em;> 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任继愈先生就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全书106册，1.02亿字。目前，《中华大藏经（下编）》也已经启动，预计2亿-3亿字。同时，任先生又主持编纂《中华大典》，预计7亿字。</p ><p style=text-indent：2em;> 任继愈先生的第五项学术贡献，是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p ><p style=text-indent：2em;> 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4卷本）、《中国佛教史》（8卷本，已出第1、2卷）、《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已出第1、2卷）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主要论文收集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中国哲学史论》中。</p >

<p style=text-indent：2em;>““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 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初春的阳光潮水般涌进窗户，暖暖地铺在地板上，包围了房间里的25个巨大书柜和藤椅中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 时间在这位再过两个月就将年届90的瘦小老人身上表现出了无限延伸的可能，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地想起罗素的一篇文章《人生像一条河流》。2005年4月14日，经任先生再三要求终于从担任了18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那天正是他89岁生日的前夕。现在，栖居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一个普通大院里的国学大师依然不得清闲，尽管他的右眼20多年前就已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0.6左右，但依然习惯了每天早晨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8点，孜孜不倦地从事着两部鸿篇巨制的总编纂工作：《中华大藏经》历经15年的呕心沥血，已经完成了106卷1.2亿字，续编恐怕还有三四倍的字数，刚进行了一年；皇皇7亿字的《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此项工作已进行了十年，刚完成三分之一…… “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 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大半个世纪以来，任继愈正是如此身体力行。<p style=text-indent：2em;> 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20世纪，这种巨大的世纪动荡促使他探寻人的价值、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轨迹。他以惊人的兴趣和精力广泛研究哲学、神学、历史、文学等等，并且在相关领域成就卓越，《汉唐佛教思想论集》（1963年）、《中国哲学史》（1979年）、《宗教大词典》（1981年）、《中国道教史》（1990年）、《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学术著作为他赢得了持久的注意力和广泛的敬意。他同时创造了一个“奇迹”：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p style=text-indent：2em;> 任的学生使用了“三个阶段二层角色”来确认其人格定位：1949年以前、1949年～1979年以及1979年至今，后两个阶段他一方面做“学者”，从事着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担任“行政领导”，他追求着与时俱进。<p style=text-indent：2em;>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生于山东省平原县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任少小离家，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并于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300学子耗时两月，一路风餐露宿，行程达1300多公里。“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写道。正如哲学起源于惊讶一样，这一次浪漫而辛酸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继愈深深地思虑并叹服于这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所具有的韧性——其时，抗战的重担全压在了中国农民身上，而中国农民的状况又如此堪忧，但我们却最终胜利了，这是为什么呢？任继愈遂起了研究中国哲学之心。<p style=text-indent：2em;>1942～1964年，任继愈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致力于哲学普及的工作。其间，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询问任，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回答说，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回答说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p style=text-indent：2em;>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此后担任该所所长达20余年。文革期间，国家和个人都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任继愈也不能幸免。他于1970年去了河南信阳的干校，由于劳累过度和所处环境光线太暗，一只眼睛患了严重的眼疾……<p style=text-indent：2em;> 回京之后，世界宗教研究所恢复建制，任继愈重新拾掇起老本行。80年代，他重新提出“儒教说”，并在其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为了从各个方面论证这一观点，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专著，任继愈撰写出一篇篇重要文论自圆其说，学界则公认其思想观点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到了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渐渐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p style=text-indent：2em;> 在写作、授课同时，任继愈以年迈之身辛勤致力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古籍资料整理工作。1987年起，他出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坐拥书城，传播知识和文明——他视之为一位严肃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p style=text-indent：2em;>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任继愈曾请人刻了一枚图章，他刻的是“不敢从心所逾”。这是他的一个原则，他说，“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p style=text-indent：2em;> 他穷其一生研究个体和群体。他喜欢使用“群体认识论”这个词语。他说：“离开群体，个人在历史的大趋势面前是无能为力的。”<p style=text-indent：2em;> 他喜欢斯宾诺莎的一句话：“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p style=text-indent：2em;> 他又说：“有效的生命方能使人幸福。”<p style=text-indent：2em;> 和任继愈这样的国学大师促膝而谈，请教知识、文明、人类、现代化以及宗教这些犀利明亮的问题，其言说令人如沐春风。然而，作为采访者则内心充满矛盾。想尽可能多问一些问题，但又不忍过多耗费老人精力；想尽可能获得他的人生故事和独特经验，但很难凭借一面之缘走进这位智者博大而保守的内心世界。漫长人生的历练使得这位长辈确如一条河流，从来不在某一个细节上停留，其波澜不惊的言说往往事后方让人悟出玄机。他尊重每一个来访者，穿西服，打领带，亲切握手，选择角度配合拍照，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始终腰板挺直，双脚合拢，双手置膝，精气神十足。他年轻时喜欢运动，初中打篮球，高中打网球，大学打乒乓球，球越打越小，至今仍是“多读书，多睡觉，多用脑”，从不担心健康问题。他以耄耋之年关注新鲜事物，上网冲浪，并希望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和他保持联系。他喜欢散步和听音乐。他思路清晰，言语温和，做事认真，当谈到《[[中华大藏经]]》时，坚持从高高的

<p style=text-indent：2em;> 在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先生提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他认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p style=text-indent：2em;> 为了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任继愈先生撰写出《从儒家到儒教》等多篇重要文章，论述儒教的性质和教义、发生和发展，阐明儒教的神灵系统和组织结构，完成了“儒教是教说”的理论创造。<p style=text-indent：2em;>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贡献。在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震动，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p style=text-indent：2em;> 为了民族的文化复兴，任继愈先生投入大量精力，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他认为，图书不同于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p style=text-indent：2em;>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p style=text-indent：2em;> 《中华大藏经》的编纂，以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对比参照，集9种佛教典籍于一身，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全书共107册，1.02亿字。<p style=text-indent：2em;> 《中华大藏经》获得国家图书奖荣誉奖。<p style=text-indent：2em;> 目前，《中华大藏经（续编）》的编纂工作也已经启动，全书预计2.6亿字。<p style=text-indent：2em;> 任继愈先生主编了规模达150卷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 任继愈先生不仅担任《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还亲自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中华大典]]》是一部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其编纂工作已进行了20年 。

<p style=text-indent：2em;>任继愈先生不仅担任《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还亲自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中华大典]]》是一部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其编纂工作已进行了20年。<p style=text-indent：2em;> 任继愈先生先后创办了《宗教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科学与无神论]]》等杂志，在提倡学术研究、宣传科学世界观、健全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