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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
,→个人小传
1923年初，下管“真五房”新办了一所鹿溪小学，徐懋庸过去的老师、鹿溪小学校长徐用宾十分赏识他的学识和才能，聘请他去该校任教，时年14岁的徐懋庸，被人称为“神童”、“小先生”。以后他又到坤麓、民强小学任教，先后达4年。
1925年，上虞的一批进步教师，组织了“青年协进社”。也是在这一年，文化界著名人士 [[ 胡愈之 ]] 等办起了上虞第一张报纸《上虞声》。如鱼得水的徐懋庸，有了用武之地，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多次得到胡愈之的帮助。
次年，受中共上虞独立支部书记叶天底的影响，徐懋庸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他先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苏俄文艺论战》、《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懂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革命道理。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到慈溪工作，秘密编辑上虞“石榴社”刊物《石榴报》，后遭国民党通缉，被迫避居上海。
来到上海，徐懋庸化名余致力，在劳动大学中学部读书。3年间，他竟先后学会了法语、日语、英语、俄语。1930年，毕业后的徐懋庸回到浙江临海回浦中学任教，开始翻译法国罗曼·罗兰著的《托尔斯泰传》及一些文学作品。
这时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方兴未艾，鏖战正酣。在 [[ 鲁迅 ]] 的旗帜下，汇集了大批中国文化精英，他们利用上海独特的地域政治环境，以文学作投枪和匕首，猛烈地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为进步和正义呐喊，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景象。刚抵上海的徐懋庸，分明感受着一种热乎乎的氛围，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跃跃欲试。
对初来乍到的徐懋庸而言，无名小卒的身份地位，要融入大上海，要得到大上海的认可，又谈何容易！他自是碰了一鼻子灰：翻译的《托尔斯泰传》，分别送到黎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但皆被退回。他又一鼓作气翻译了高尔基的法译本小说《秋夜》。他满怀信心地把译稿寄给胡愈之负责编辑的《东方杂志》，可等回来的消息则是“早有人译出发表了”。接二连三的碰壁，自令徐懋庸的热情一落千丈。好在乡人胡愈之为其锲而不舍、勤奋刻苦的精神所感动，介绍了日本山川均著的《社会主义讲话》一书让他翻译。译成出版后，一笔不菲的稿费收入，令徐懋庸勉强得以在上海滩立足。
要论让徐懋庸充分张扬才气，并令其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上海文坛的，则要数《申报》副刊《自由谈》了。当年徐懋庸常翻阅《自由谈》，尤爱读鲁迅的杂文，不知不觉中，灵感的触动，令他拿起笔模仿鲁迅文风写了《〈艺术论〉质疑》、《青年的心》两篇杂文，试投《自由谈》。两文很快发表了。不久，主编黎烈文又主动给徐懋庸写信，言及这样的文章很合需要，希望能够再写。从此，徐懋庸与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崭露头角，自然，徐懋庸其人其文，亦始受到鲁迅的关注。
好事终于接踵而至。这边杂文弹无虚发，那边《 [[ 托尔斯泰 ]] 传》译作由华通书局正式出版。拿到译作，徐懋庸的第一个条件反射便是：赶快给鲁迅先生寄上一本。1932年11月的一天，这是他第一次给鲁迅先生写信寄书，这自然也是他与鲁迅先生恩恩怨怨的肇始。收到赠书和来信，一直热情关心扶助文学新人的鲁迅先生，即于当夜复信。自此以后，徐懋庸开始与鲁迅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徐懋庸的杂文着实了得，这不啻是因为他对鲁迅心仪已久，对鲁迅的杂文洞若观火、烂熟于心，更是因为其自身的知识积淀、思想张力、笔墨技巧使然。师承鲁迅，竟令徐懋庸的杂文与鲁迅的文风如出一辙，以至让许多人误以为是鲁迅的作品。1934年新年，黎烈文邀请《自由谈》的10个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鲁迅、 [[ 郁达夫 ]] 、 [[ 曹聚仁 ]] 、 [[ 陈子展 ]] 、 [[ 林语堂 ]] ……也有徐懋庸。林语堂晚到，那时大家已经入席了。他坐下之后，就对鲁迅先生谈起来，他说：周先生又用新的笔名了吧？因为当时鲁迅先生的笔名是经常改变的。鲁迅反问道：何以见得？林语堂说：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鲁迅哈哈大笑起来，指着徐懋庸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自身就在这里。大家也笑了起来。
由于 [[ 黎烈文 ]] 的有意安排，徐懋庸得以与鲁迅相见，且彼此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作家凭作品说话，徐懋庸的杂文及其译作，无疑引起了在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极大关注。1934年春，“左联”委派时任宣传部长的任白戈负责找其谈话，并介绍徐懋庸加入了“左联”。因为鲁迅领导“左联”，这令徐懋庸激奋不已。不久，徐懋庸又被选为“左联”常委，担任宣传部长。翌年春，由于“左联”领导成员 [[ 田汉 ]] 、 [[ 阳翰笙 ]] 被捕，任白戈身份暴露而被迫前往日本，徐懋庸担任左联书记，年仅23岁。职务的关系，令徐懋庸常有机会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情况，鲁迅则依然关爱着这位勤奋笔耕、可爱至极的青年小伙。鲁迅曾经直言不讳：“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你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1935年3月，当徐懋庸将《打杂集》约请鲁迅作序时，鲁迅欣然提笔：称这部杂文集“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我所以极为高兴为这本集子作序。
1935年11月，党组织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写信和派人通知“左联”，提出文艺战线需要组织新的统一战线团体，建议“左联”解散。由于对一些问题看法不同，周扬与鲁迅又有些不愉快，就派徐懋庸去找鲁迅。1936年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一个是 [[ 周扬 ]] 等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另一个是鲁迅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徐懋庸则属“国防文学”。其时徐懋庸先后3次去找鲁迅，1936年2月18日，当徐懋庸最后一次去见[[鲁迅]]。
1936年8月1日，徐懋庸给鲁迅一封信，责怪鲁迅对于党的基本政策缺乏了解，认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错误的”。徐懋庸的来信是一次怀有敌意的挑衅。其时，鲁迅已抱病在床，但仍然花了4天时间，写成《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鲁迅重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口号作了阐述，公开发表在8月15日的《作家》杂志上。其时，徐懋庸正在上虞老家，当他读到鲁迅这篇文章后，痛哭了一场。尽管如此，徐懋庸“还存着希望，且有信心”，他认为“有朝一日，有些问题是会对鲁迅先生说清楚，得到他的谅解的”。他对鲁迅的崇敬之情依然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