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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则堂韵赠高教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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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体的[[写作]]由偶发走向自觉。词从孕育、萌生到词体的初步建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词起源于民间,但在1900年敦煌石室打开之前,研究中很难见到民间作品。直到[[敦煌]]卷子中的词曲(数量很大)面世,才补救了这方面的缺陷。敦煌词卷子中有[[温庭筠]],李晔(唐昭宗),欧阳炯词共五首。作者范围广泛,多属于下层<ref>[https://www.sohu.com/a/246091959_99897014 烟霏谈词:一起揭秘千年宋词背后的故事],搜狐,2018-08-09</ref>。
 
==作者简介==
 
胡应麟,万历举人。后久试进士不第,便筑室山中,购书四万余卷,手自编次,多所著述。著有《少室山房笔丛》、《少室山房类稿》等。其中《少室山房笔丛》中的《史书咕毕》,共六卷,专对[[史书]]、史家及史事作评论,间或对某些史实作出考订。他认为,史家具备才、学、识三长还不够,还必须加上“公正”和“直笔”,五者兼备方可。在史书编纂上,他主张简洁、谨严、繁简适当。他说: “史恶繁而尚简素矣”。史书的繁简不在于文字的多少,他说:“曷谓繁?丛脞冗阘之谓也,非文多之谓也,曷谓简?峻洁谨严之谓也,非文寡之谓也。”所以他认为[[文字]]的繁简可以定史书的优劣。史家在作史时应该做到“事增文减”,这是作史的名言。但是史书的繁简也不能一概而论, “简之胜繁,以简之得者论也,繁之逊简,以繁之失者论也,要各有攸当焉。繁之得者遇简之得者,则简胜,简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则繁胜。”第三,史家写史要公正。他说: “直则公,公则直。”“夫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亦曲也。”第四,他主张修史时应该分工,使有专长的人各尽其才。他说: “用颜师古等于纪传,用李淳风等于表志,唐任人可法者也,而不必尽论其书也。欧阳疏于事而表志,子京僻于文而纪传,宋任人可鉴者也,而不必尽论其书也。”此外,他对明代以前的史家和史书均有所评论,如他认为“《[[春秋]]》、《[[尚书]]》,圣人之史也,《檀弓》、《左传》,贤人之史也,《史记》、《汉书》,文人之史也,《后汉》、《宋书》,乱人之史也,三国、元、魏,小人之史也,赵宋、辽、金,夷人之史也。举其人而史之得失,文之高下,瞭然矣。”又如,他认为《晋史》“大为猥杂”, 《隋书》<ref>[https://www.shicimingju.com/book/suishu.html 《隋书》全集在线阅读],诗词名句网</ref> “差自精详”,《旧唐书》“其辞过俚而不文”,“其体过冗而靡节”。就史家而言,陈寿、范晔有史才而无史学。他非常推崇左丘明、司马迁和班固等人,认为“左、马、班氏足称具美,其识虽互有是非,然创始之难,百倍因也,故匪后人之所及也。”他对刘知几及其《史通》着墨较多,认为刘知几有史学,无史笔,有史才,无史识。他说: “吾于其论史而知其弗能史也,其文近浅猥而远驯雅,其识精琐屑而迷远大,其衷饶讦迫而乏端平。”他批评《[[史通]]》是“文义之粗,体例之末”,书中存在着“当惑而不惑”、“当疑而弗疑”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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